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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伯清:从同情到尊敬

——中国政治文化与公共情感的变迁

更新时间:2015-08-17 09:17:18
作者: 成伯清 (进入专栏)  

   政治文化与公共情感探讨之缘起

  

   在欧洲启蒙运动初期,当哲人们正为斩断神学和封建社会的枷锁而奋斗时,“发现了令他们惊讶的东西,那就是: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孔子以同样的方式思索同样的思想,并进行了同样的战斗”。当时,经由传教士翻译和带回的中国文献和思想,在欧洲掀起了一场关注中国文化的热潮,不少哲人,譬如伏尔泰、莱布尼茨、霍尔巴赫、魁奈等,对中国这个“想象的异邦”都不吝赞美之词。其中尤以伏尔泰对中国文化最为倾心,在他看来,“在这个地球上曾有过的最幸福的并且最值得人们尊敬的时期,那就是人们遵从他(孔子)的法则的时期”。当时欧洲人所向往的主要是中国式的治国之道,即在一个“家庭式的政府”管理之下,同心同德,根据个人的道德品质来排列其在社会等级中的地位,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成就(主要是博通经典和道德修养)实现向上流动。虽然中国“民为邦本”、“崇贤尚能”、“有教无类”等思想价值向欧洲渗透,对于他们确立现代民主原则和制度或许不无裨益,但不无悖谬的是,启蒙运动尚未落下帷幕,中国作为停滞的专制政体的象征,就已经在欧洲名誉扫地了。

  

   其实,文化之间的交流和交融,远远超出我们现有的认知;文化内部的多元和分歧,也往往超出我们所愿意承认的程度。今天,我们喜欢用“曾经的辉煌”来形容中国文化,并视复兴伟大的中华民族为己任——事实上,伟大的文化传统,正是我们中国人在转型过程中不致带来严重认同危机的主要原因。有人认为,近代以来,中国启蒙者跟西方启蒙运动时期的哲人存在着一个重要的不同之处,即中国启蒙者与自身传统的疏离乃至决裂;或者说,启蒙导致了“中国意识的危机”。但所有这些,又似乎仅是表象。试问,有谁比鲁迅更反传统?可又有谁比鲁迅更多地继承了传统?“我以我血荐轩辕”就是儒家精神。文化本身顽强延续的力量,不容小觑。

  

   此类宏大的问题,不大可能有确定性的结论,也非本文所欲探讨。笔者在此尝试的一项探索性工作,就是分析我们的政治文化与公共情感之间的关系。何以选择这种视角?因为就我们的传统而言, “世道人心”,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社会而言,都是头等大事,关乎社会风气和世人的思想情感。所谓世道,终极而言,就是治世之道;所谓人心,就是这种治世之道形成的思想情感,其中又特别体现为人心的向背,即公众情感的倾向。因治世之道同政治文化密切相关,所以,关注“世道人心”,转化为学术话语,就是政治文化与公共情感。

  

   讨论公共情感,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个是情感文化,一个是社会结构,它们之间又是辨证建构的关系。任何文化,都是内在多元的。虽然主导性的文化模式可能起到定序因子的作用,但并不能决定一切。所谓的文化秩序,都是妥协的产物,不可能将一切异己的因素彻底铲除或者按照自己的模式改造过来。文化研究,其实就是要揭示文化内在的复杂性,以保留多样性、增强文化活力。而结构分析,实际上是要揭示特定的文化价值与特定的权力结构之间的耦合作用。相对于个体,结构似乎是决定性因素;而较之于历史,特定的结构又不过是过程的标志而已。因主题的庞大和繁复,本文仅就目前认识到的关键环节和节点,尝试勾勒一个粗略的框架。

  

   仁政的情感逻辑及其限度

  

   中国文化是一个“情本体”的文化。郭店楚简的出土,更是提供了有力的佐证,表明中国文化从一开始,就将“情”放在首要的位置——“道始于情”, “始者近情,终者近义”; “礼生于情”, “礼因人之情而为之”。其实,《礼记》中的表述已成为中国文化的基础性共识:“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仁以爱之,义以正之。如此则民治矣。” (《礼记·乐记》)以礼乐治国,可谓是中国最为简洁而根本的理想的治世之道。人群以礼而分,同时又因乐而合。礼乐的作用,就是在人群中制造出有序而和谐的情感氛围。

  

   按照梁漱溟的说法, “孔子学派以敦勉孝悌和一切仁厚肫挚之情为其最大特色”。如何敦厚情感,是中国政治和伦理的核心问题。中国文化的情本体,在政治文化上的体现,就是要求营造上下和谐的公共情感。以礼乐治国,就是通常所谓的“仁政”。而仁政的根本,就是“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为政者要有恻隐之心。孟子主张的“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虽然在中国历史中并未充分落实,但恻隐之心比一般的同情具有更加深厚的道义关怀。而从实际的心理效应来说,仁政的实质,实则为一套移情和同情的逻辑。

  

  

此处所使用的“移情”,是指将特定的情感从一个方面迁移到另一个方面,扩而充之。当然,在扩展的过程中情感强度可能会有衰退,但如果辅以道义和集体仪式的支撑和强化,则可能成为强烈的社会情感。按照儒家的设想,“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弟,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君” (《孝经》)。所以,儒家的治世之道,就是“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以修身为本”,“身修而家齐,家齐而国治,国治而天下平”。当然,移情确实可能导致依赖或依恋,也可能导致爱恨交加的矛盾情感。这也是在中国文化中,怨恨较为常见的原因。

  

   在仁政的实施中,对于为政者的要求是“仁者,爱人也”。但是这种爱并非无条件的博爱。爱有差等,否则无父无君,禽兽也。这种爱,表现在施政行为中,就是体察和体恤民情。在中国正统的政治文化中,民情几乎是第一关键词。所谓民情,既指民众的生产状况、风俗习惯等,又指民众的心情、愿望等,但主要应该是指民众的情感。好的管理者,应对民众的疾苦感同身受。仁政就是与民一体。这种政治文化,较之于同时期世界其他地方的统治理念,确实具有先进性。换言之,中国正统的政治文化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不在于抽象的原则或者程序,而在于对民间疾苦的同情心,而且这种主张似乎也不限于儒家。老子曾日:“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这种观点后来上升到宇宙论, “天地无心,以生物为心” (程明道)。

  

   实际上,仁政对于为政者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尚情而无我”, “以天下为己任”,甚至必要时“杀身成仁”。与此同时,对于被统治的民众,则不容许其有权利和利益的诉求。民众从更有权势的人身上所能寻求的,只有同情和怜悯。民需要官来做主,来给予公道。从理论上讲,官员应对民间的疾苦满怀同情和理解,在处理方式上也是拒绝任何绝对的和非人性化的标准,自由地行使裁量权,以显示自己的宽大和仁慈。但是,这种良心的自由,实际效果如何呢?从民众对“青天老爷”的千呼万唤中,我们不难知道答案。仅凭良心办事,结果自然不可靠。正是公私领域的不分,使得传统社会的腐败成为常态,如明太祖朱元璋费劲心机用尽酷刑也无法扭转乾坤。当然, “专制官僚社会统治者对其臣下,或其臣下对于僚属所要求的只是‘忠实’,不是‘清廉’,至少两者相权,宁愿以不清廉保证‘忠实’”。此外,在中国传统政治结构中,对基于利益的结盟非常敏感,视其为不道德和危险的存在。所能容忍的,最多是保护性联合,一旦其试图转变为能对政府施加作用的压力群体,则马上可能遭到取缔和镇压。

  

   根据仁政的理想,整个社会秩序,可以建立在合乎情理的基础上。在这种秩序中,地方性情理主导一切实际的运作。所谓地方性情理,就是结合特定情况来落实原则和规定,以期让各方都能理解和接受。情理兼顾,有时特别能让人舒服,但经常是徇私情而伤天害理。在这种秩序中,所能追求的只是个别的正义和公平,对于普遍原则下的公平和正义,则相对缺乏期待。仁政文化更加注重的是如何做一个好人,而对如何设立合理的好制度,往往不太上心,甚至也是禁区。

  

   事实上,基于“人性善”假设的仁政制度或“王道”,经常是以“霸道”为补充的,甚至是以其为基础的。“王植基于仁,霸植基于力”,此即所谓“外儒内法”。仁政往往是口号,是装饰,提供正当性的借口;而霸道则是实际的操作原则。这也是谭嗣同何以要愤而指出“两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在仁政不能维持的情况下,就会导致民怨沸腾,甚至人神共怒,一种对立性的集体情感既而出现,威胁到现存秩序的合法性。而仁政之不行,就是对民众的疾苦麻木不仁。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多是仁政的氛围或者幻像烟消云散的缘故。

  

   从激情到利益

  

   就现代化的动因而言,中国基本上属于“命定的现代化”或“被诅咒的去现代化”。在内忧外患夹击之下,中国的启蒙者们发现,亟需改造的还是国民性。在找到有效的政治途径之前,启蒙者们选择了载道的文字为武器,以发动思想的革命。特别耐人寻味的是,以情为本体的中国,至此竟沦为“情感薄弱的民族”。傅斯年在发表于五四运动时期的“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一文中曾指出:“单说思想革命,似乎不如说心理改换,因为思想之外,还有情感。思想的革命之外,还有情感的发展。合情感与思想,文学的内心才有所凭托,所以泛称心理改换,较为普遍了……中国人是个情感薄弱的民族,所以自古以来很少有伟大的文学出产。现在希望一种有价值的新文学发生,自必发挥我们大家的人的情感……”

  

   傅斯年的这种观念,虽是针对文学而发,但对于当时寻求维新和革命的人来说,恐怕是一种共同的诊断。而对于政治革命者来说,首先可能就是需要情感的动员,因为情感具有最高的政治重要性。“情感控制是权力行使的真正场所:政治不过是一个决定何者是非法的情感必需予以抑制、何者是有用的情感必需置于突出位置,以及在特定的背景和关系中支撑它们的感受和欲望的过程。”在中文语境中, “思想情感”经常是并列而行的,在社会改造过程中,特别注重情感维度或者情感的改造,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是,如何激发广大民众的情感呢?这是一项需要高度政治技巧的工作。按照裴宜理的看法,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战胜国民党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关键因素之一,就是将情感的大众动员作为自觉策略。系统的“情感工作”是意识形态和组织之外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制胜法宝。如何动员因灾难深重而近乎麻木的群众呢?有效的策略是激活深层的创伤记忆。通过赋予屈辱和痛苦以政治和道德的意义,唤醒阶级意识,特别是阶级仇恨。针对广大的工人农民,通过诉苦之类的仪式,重塑情感结构。不仅如此,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的叙述,也是一系列的屈辱和灾难所构成。这种策略有效地激发了民族自尊心和爱国心,对于民族国家的建设作用巨大。当然,在不同时期,围绕不同目标和针对不同群体,情感动员的策略也不尽相同。譬如在思想改造运动中,针对阶级敌人和知识分子乃至一些高高在上的干部,主要是激发负罪感、内疚感和羞愧感。而针对整个民族,则是激发一种幸福愉快的感觉,以让人欢欣鼓舞,并愿为共同的目标而献身。

  

毛泽东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其并不仅仅是顺应民心,而是主动地引导和改造人心。无论是整风运动,还是后来的思想改造乃至文化大革命(其性质另当别论,此处仅以手段而论),毛泽东认为,必须通过不断的运动来达到思想情感的统一、纯粹和激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zhangx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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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11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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