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成伯清:“中国体验”的意义和价值

更新时间:2015-08-17 09:07:31
作者: 成伯清 (进入专栏)  

   对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历程和巨大成就,已有不少的概括和总结,其荦荦大端者,当属“社会转型”、“市场转型”、“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奇迹”、“中国经验”等。其中尤以“中国经验”因修辞上的中立成为学界( 至少社会学界) 的首选。“中国经验”应指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所经历的一切,不仅包括成就,也包括教训。目前对于所谓的中国经验,大都是从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生态环境、思想观念等领域着眼进行考察和反思的。不过,这种宏大叙事式的把握,显然难以顾及经历这一跌宕起伏过程的日常体验,特别是难以彰显转型过程中的存在性维度。其实,“经验”( experience) 一词,在现代学术中本来就逐渐丧失了原初的经历和体验之意,沦为抽象的经验主义。

  

   而“中国体验”概念的提出,就是为了强调和凸显现行“中国经验”话语中受到忽视乃至遮蔽的维度。虽然体验维度本是“中国经验”的题中应有之义,在现有研究中也不乏关于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社会心态方面的探索,但此类研究经常是将体验维度作为宏观结构的附属现象,而未能由此整体性地呈现出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心灵秩序的嬗变历程。中国的发展历程和成就,套用当前职场中的一句流行语,可谓是“外表风光,内心沧桑”。而描述、刻画和探寻“内心沧桑”的直接体验及其含义,绝非仅有文学或者心态史的价值。事实上,抛开内在体验的维度,我们难以解释中国社会发展的“外表风光”,更不要说从学术上去精确而有力地把握原本意义上的中国经验了。同时,也唯有理解当代国人在以往社会轨迹中所形成的内在惯习( habitus) ,我们方能对未来走向的起点和路径有所理解乃至预测。

  

   还有一点,似乎是极为微妙且隐而不露的,就是:之所以会有“中国经验”的说法,在某种意义上,是为了对照于“西方理论”。以中国经验同西方理论进行对话乃至对质,是目前学界的惯常做法。这种做法确有诸多的原因和理由,但是由此导致的后果,就是我们往往将理论话语权拱手让与他人,以西方理论解析( 经常是肢解和曲解) 中国现实。而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的研究表明,任何理论,从来就不仅仅是陈述和概括经验事实,无论是在前提假设上还是在实质内容中,都或多或少地表征了“时代精神”与“人的存在意义”。

  

   所以,关注“中国体验”,就是要确立中国人的时代精神的内在价值,并由此昭显中国人的意义世界的世界意义。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上,这具有特别的重要性。自引入现代社会科学以来,中国社会乃至中国人的行为和理念,许多都是西方理论的素材和资料,按照西方的观念、价值和逻辑来予以处理和分析,而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所经历的变革和体验,其内在的价值和逻辑,根本就得不到一种本体论上的充分承认。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尽管已有不少所谓社会科学中国化或者本土化的努力,但却仍然未能使之真正在中国社会扎下根来的原因。另一方面,对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势态和趋向,无论是西方的经济学理论还是社会学理论,又都难以解释清楚。这当然不能归咎于西方理论。即便是根据朴素的实证主义,我们也知道,越是具有普适性的理论,越是难以解释所谓的特殊情况。但是,有时所谓的特殊和例外,可能需要一个全新的范式来予以解释。我们相信,离开了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心灵秩序的理解和洞察,不可能完全准确地解释在中国所发生的一切,既不能解释成就,也无法解释代价。而如何获取相关的理解和洞察? 如何在全球秩序重构的过程中真正发出中国的声音? 我们需要从对“中国体验”的把握中,抽象出体现中国价值取向的理论和体系,并阐明其世界意义。譬如中国文化所由奠基的“情本体”,就带有一种独特的关于人与社会的预设,可以在此基础上建构出一种更能准确解释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理论。当然,关注中国的独特性,绝非是要排斥外来的学术。学无中西。学术无非是以恰当的方式研究真正的问题,并体现出真切的关怀。

  

   关注“中国体验”,实际上也是要在以宏大叙事来描述、理解和统摄一切的做法之外,走进日常生活世界、心态世界和情感世界,以真正贴近社会运作的实际。我们已经太习惯于从“现代化”或 “现代性”、“改革开放”、“GDP 增长”以及上述诸种措辞的角度来“高瞻远瞩”我们的社会,习惯于以抽象的数字来形容我们社会的总体发展,而对于个体或者特定群体的社会命运,对于连根拔起式的巨变中的艰难调适,对于急速流动中的眩晕,对于社会生活的繁复性、多面性、矛盾性和歧异性,则似乎视而不见,即便有所关注,也是以“必要的阵痛”就打发掉了。其实,所有的痛苦,在生命空间和生命关联的整体上,都具有存在论的意义,也具有社会学的意义。痛苦可能是生命超越的环节,也可能是形成创伤的刺激,其促进或者抑制生命的效应,往往取决于诠释心灵动荡的符号体系。对于此类现象,岂可一言以蔽之并从而忽视之?

  

   关注“中国体验”,实际上是要关注中国人自身的生命历程,也就是创造自身生活的历程,展示生命存在的独特性和丰富性的历程。而我们现在仅是盯住生命表现的外在性内容,对于更为深层、更具本质意义的内在性内容,对于“本质活动的感性的爆发”( 马克思语) ,则尚未予以应有的关注和深描。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关注“中国体验”,并非是要“填补空白”或者“拾遗补缺”,而是希望从表面的现象深入存在的核心,探寻现代化进程或者现代性条件下中国人的生命体验及其内在价值。关注社会生活的体验维度( experiential dimension of social life) ,这不仅是一种认识论或方法论上的调整,更是一种本体论上的重新定位。

  

   关注“中国体验”,还有一层关怀,就是从精英式的指点江山转向普通民众的现实世界,从宏大的社会结构转向微观的日常生活,从表面的光鲜转向社会生活故事的全部。我们习惯于颂扬辉煌和成就,习惯于赞美成功者,但是,有多少成功者的成功不是以失败者的失败为前提的? 当然,“双赢”的修辞已成功地将所有的失败归为咎由自取。但是,我们能够漠视失败者的存在吗? 他们不也正在以精英们或许无法欣赏的方式参与到我们和谐社会的建设中来吗? 关注“中国体验”,就是关注一般社会成员在寻常的人际关系中、与各种新型组织或者法人行动者打交道的体验: 他们以怎样的语言来描述他们的体验和他们眼中的世界,他们对于现实如何评判? 他们对于未来具有怎样的期待和愿景? 他们的自我认同和身份建构如何? 随着权力、财富和声望的分化或重新分配,特定群体的成员在日常互动中体验到怎样的特别之处? 在家庭、邻里、职场、商店、餐馆、街道、公共场所无所不在的体验,又塑造出怎样的社会性格和行为倾向?

  

   关注“中国体验”,如上所说,也就是关注精神世界和心灵秩序。社会学对于精神世界和心灵秩序的关注,其实也是由来已久的。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齐美尔的《货币哲学》、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等著述即是明证,甚至继承了实证主义传统的迪尔凯姆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归根结底也是探寻社会的精神维度。但是,如今的社会学,基本上跟结构、利益、理性打交道,对于人类的精神世界,似乎可说的不多。当然,真正具有广泛影响的著作,从《孤独的人群》到《意识形态的终结》、《资本主义的矛盾》,从《自恋文化》到《心灵的习惯》,无不凭借的是对心灵秩序的特别洞察。不无悖谬的是,也正是在此类著作之中,我们看到了精神世界衰落的历程。齐美尔告诉我们的是客观文化的膨胀如何使主观世界萎缩,韦伯讲述的是价值激情如何受到理性化排斥的进程,里斯曼等人敲响了内在取向也就是关注内在精神世界取向的丧钟,米尔斯揭示了“推销心态”( salesmanship mentality) 的盛行等等,似乎都印证了马克思所预言的商品化和异化已然成为社会现实的常态———一切陷入海德格尔所谓的常人状态: 淹没在大众之中的没有个性的人,失去了本真性的、将自己的可能性从属于常人的独裁之下的人。

  

   中国的情形,在许多方面,大概也不能例外。但是,正因为精神世界面临着危机,社会学难道不更应担当起自己的责任和使命,指明问题的所在并探寻可能的出路吗? 更何况,我们还期待着中国在应对当今世界性危机中能够有所贡献。这种贡献,当然不能仅限于强劲的经济发展动力,也应体现在精神方面。或许,我们在有关“中国体验” 的探索中,能够在“自强不息”的精神上在社会学层面有所发现,并对建构和谐世界提供启示。

本文责编:zhangx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91397.html
文章来源:《学习与探索》2012年第3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