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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伯清:增长机器与辉煌景观

——从隐喻的角度反思中国城市发展

更新时间:2015-08-17 08:20:23
作者: 成伯清 (进入专栏)  

   【本文较早的一个版本以“城市隐喻与发展策略”为题发表于《学海》2011 年第 5 期。】

   当代城市,无论是就四处蔓延的立体交错的外在空间而言,还是就置身其中的光怪陆离的主观体验来说,都越来越令人难以捉摸,越来越让人感到陌生。实际上,城市体验中的感官剥夺(sensory deprivation),已是城市发展中一种令人担忧的趋势,我们对于现实的感受力一直在减弱(桑内特,2006)。但无论如何,我们必须理解我们所生活其中的城市——尽管现在的情形越来越不是我们主动选择城市,“多数生活在城市的人,是出于需要,而非渴望”(兰德利:2009:38)——而且还必须能够将这种理解表达出来。此时,最为常见的手段,就是使用隐喻,即以我们熟悉的经验领域的图式和形象,来描绘和叙述我们不熟悉的乃至无以名状的现象。隐喻的功效,就是通过巧妙设比,取譬于近,将不可思议的事物和体验,转化为我们能够把握和理解的存在(成伯清:2006)。在对于城市的理解上,我们确实越来越仰赖于隐喻。

  

   作为认知和表征策略,隐喻不仅参与塑造了我们想象的空间,而且也具有实践的意蕴,影响到我们的政策选择。特别是在城市问题上,如何想象和表述城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采取怎样的城市规划和发展策略。本文首先通过追溯城市隐喻的谱系,特别是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主导性隐喻,然后分析目前在中国流行的几种城市隐喻,并探寻由此导致的发展政策偏好及其后果。当然,哪些隐喻能够脱颖而出,受到多种社会文化乃至政治因素的选择性亲和(elective affinity)的影响。

  

   一、城市隐喻的谱系

  

   虽然“言必称希腊”可能导致“洋八股”,但在讨论城市问题时,古希腊城邦确实是一个绕不过的节点。City(城市)的词根源于 civis 和 civitas,最初是指一群市民及其社会组织形式,而非一种特别的定居点。现代意义上的 city,更接近于拉丁文 urbs;而古希腊的城市(Polis),则有城邦(city-state)的意思。City 直到 19 世纪早期,才正式用以指大规模的城市定居点(威廉斯:2005:43-45)。通过词源的追溯,我们不难发现,城市的社会涵义要先于地理概念。换言之,城市的本源乃是以人为本。

  

   城市的急剧发展也使城市成为研究的对象。社会科学家和城市规划者,最初主要从人口规模和密度、经济活动的范围和水平、交通和通讯方式或者治理模式来界定城市。这种取向的背后,是迫切的政治关怀:聚居在城市的人群可能导致怎样的问题(Bennett et al,2005:32-35)?如何既充分利用城市的经济能量,又管理好城市的人口,日益成为现代政府的一个重要议题。除了环境卫生之类的问题以外,众所周知,现代社会的群众革命,大都发端于城市,而这跟城市的弊病密不可分。

  

   在这种背景下,两种城市隐喻脱颖而出,即以机体或者机器来形容城市,而且往往是“有病的肌体”或者“失效的机器”。其中,在大机器生产时代,机器城市的意象尤为突出。作为机器,主要是指机器模型成为都市规划的终极权威原则。机器作为一种隐喻,往往意味着秩序、纪律和效率(Wyly,2010)。这种思路可谓贯彻城市发展和治理的全过程,至今仍然发挥着根喻性的作用。尤其是随着科技的发展,城市作为机器的隐喻,还越来越占据上风,并逐步演变为“技术都市”(The technopolis)的隐喻。就目前的情势来说,机器技术已不足以表达正在浮现的城市,传播或信息技术在城市空间重组上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于是,“在线城市”( the wired city)概念出现了(Dochtermann, 2000)。

  

   在技术都市作为一种支配性隐喻的同时,按照多克特曼的观点,也存在着竞争性的隐喻,其中呼声最高的就是“生态都市”和“人本都市”。

  

   生态都市的隐喻,从本质上讲,源于机体隐喻。而从谱系的角度看,生态都市的理念始于“花园城市”运动。最初提出这种想法的,是著名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Robert Owen,1771-1858)。不过,将这种乌托邦式的理念转化为现实设计的,则是英国建筑学家霍华德(Ebenezer Howard,1850–1928)。1898 年,霍华德发表了《明天的花园城市》(Garden Citiesof Tomorrow)一书,认为理想的城市设计,应让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一座城市,就是一个预定规模和人口的自足的共同体,周围是农田,兼得城市生活和乡村生活的经济和文化益处。霍华德的理论后来确实影响到英国和瑞典不少城市的规划。不过,长期来看,这种理论最为广泛的影响有两点,一是城市建设要经过科学规划,二是突出园林绿化。问题在于,乌托邦思想一般认为,单凭科学专家就可根据人性的共同需要而设计出适合所有人的城市,至于城市本身的发展逻辑和城市的自发秩序,乌托邦设计者往往不予认可和尊重。事实上,“任何重要计划的权利,都只属于主管规划者”(Jacobs & Jane,1961:17)。总之,乌托邦思想影响最大的还是“社会工程”的观念(参见哈耶克,2003)。将城市作为社会工程改造的对象,在政府驱动的发展模式中,一直是不二法宝,但其结果,往往是制造出一个雅各布斯所说的“家长式(paternalistic)的政治和经济社会”(Jacobs,1961:18)。

  

   而人本都市的隐喻,则在基本原则上试图颠覆技术的统治地位。这种城市观强调“以人为本”(a city of and for the people)。城市的成功与否,要以人类需要的满足和城市生活质量来衡量(Dochtermann, 2000)。联合国人居组织 1996 年发布的《伊斯坦布尔宣言》强调:“我们的城市必须成为人类能够过上有尊严的、健康、安全、幸福和充满希望的美满生活的地方”。但是,目前的城市并未能够充分实现这种原则,而是面临种种挑战,人与人之间、人与环境之间、物质生活和内在精神之间,都存在着长期而尖锐的矛盾。根据人本都市的隐喻,城市的目标就是让城市中的人类活动变得尽可能的有趣和愉快。交通系统、传播网络和物质环境都要设计得如人所愿。人本都市的隐喻虽然试图不再让技术支配人,但也不排斥技术的使用。譬如,“在线城市”颇可塑造令人满意的都市生活风格。因为,赛博空间可以较低的成本,提高个体在城市各项活动中的参与程度,同时也方便城市居民获取有关城市的详尽信息,从而使更多的可能选择,快捷地展现在居民面前。这种传播和沟通技术,一定程度上也可克服现代城市带来的孤立和分离状态(Dochtermann, 2000)。

  

   顺便说一下,以《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1961)而影响北美城市发展历程的雅各布斯的观点,属于人本都市的立场。从书名上看,似乎是将城市本身作为一种生命体来看待,存在着机体隐喻的倾向。但实际上,雅各布斯强调的是如何让生活于城市中的人获得生气和活力,让人真正地在城市中维持和创造一种共同体。雅各布斯其实并未提出什么高深的理论,而是以一种质朴真挚的人文主义关怀,站在普通城市居民的角度,追问城市的设计规划该当如何创造出生活共同体,如何体现社会精神,如何保持城市中的多样性。简言之,就是要尊重城市居民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所形成的智慧和习惯,不要以所谓的“科学规划”或者“艺术”的名义,将一种可能适得其反的秩序强加于城市之上。

  

   如果说以往的都市想象,都还是着眼于单个的城市,或者是单个城市的扩展和放大,如“都市圈”、“都市带”或者“都市群”。而在全球化的当今时代,网络(network)成为城市的一个主导性隐喻。其中又有两种意象需要区分开来,一个是网络城市(the network city),一个是城市网络(network of cities)。当然,它们之间也存在着交叉重叠。事实上,网络化思维(network thinking)已经成为信息化时代的一种主导性思维(Castells, 2000),网络成为当代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盛行的隐喻。从网络城市的角度来说,网络隐喻在体现当代城市能将各种独特而相异的要素汇聚一处的特点上,尤为有用。但这个适用于不同取向的隐喻,也隐?着潜在的危险,即导致都市“全景敞视主义”(Panopticism)(Foucault,1975)。也就是说,传播和信息技术为对社会的全面监视(surveillance)提供手段,使“透明社会”变为现实(Brin,1998)。此外,在一个社会冲突频发的时代,社会政治上占据优势地位的人,可能借助种种理由监视城市中被边缘化的部分。

  

   而城市网络的意象,则是全球化的直接产物,也是全球化的强大推动者。当代城市,在规划者和城市领导者的心目中,似乎更多地是作为一张覆盖全球的竞争网络中的节点,而非安身立命的生活和工作居所。世界城市(world city)或者全球城市(global city)的提法,更多地是在全球城市网络中如何角逐领导权和支配权的问题,也就是在全球价值链中争取有利的等级地位的问题(沙森,2005)。这其实跟西方城市的绅士化或贵族化 (gentrification)的趋势,具有内在的关联。西方城市在全球生产分工中居于有利地位,垄断了附加值最高的环节。这也跟所谓的“创意阶层”或“创意城市”的崛起有关(Florida, 2002)。如果说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原先是通过直接压榨工人来进行剥削(当然,这种做法并未消失,只是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血汗工厂了),如今则通过品牌、知识产权的垄断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来进行统治与剥削。如果说以前是基于强制,而今则基于符号诱惑。

  

   城市网络是当今关于城市的最大想象,在这个宛如全球一盘棋的据说“世界是平的”网络中(Fiedman, 2005),人在哪里?不同的人群是否拥有同样的机会?这都是有待研究的课题。而发源于西方的城市隐喻及其相应的发展策略,都逐步地流传到中国。现今的中国,正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化实验场。在辉煌的城市化成就的背后,有哪些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呢?这是我们下文所要讨论的问题。

  

   二、增长机器:中国目前的主导性城市隐喻

  

   中国的城市起源很早,而且在漫长的历史中,发展水平都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但是,中国的城市在传统社会结构及其变迁中,起着截然不同于西方城市的作用。对此,韦伯在 20世纪初期提出了如下看法:

“中国的城市纵使与西方的城市有其类似之处,却也有其决定性的差异。……中国城市在古代是指君侯所居之所,而直到现代仍然主要是总督或其他官府要员居停之所。……主要的消费来源是定期金——一部分是地租,一部分则是官俸及其他直接或间接借政治力量而取得的收入。……在国家特权保证下的城市市场独占却是没有的。和西方根本不同的是,中国城市以及所有的东方城市形态,都不具有城市的政治特性。东方的城市一点儿也不像(西方)古代那样的‘城邦’(polis),也没有任何中世纪时那样的‘城市法’,因为它并不是个自有其政治特权的‘共同体’。城市里没有西方古代出现的市民阶级——自己武装的军人阶层。也没有……军事誓约团体,成为城市自身的防卫武力,可与城市的封建领主开战或结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zhangx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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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日中社会学会『21世紀東アジア社会学』第5号(2013年3月) (電子版) ISSN1883-0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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