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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剑国:《大业拾遗记》等五篇传奇写作时代的再讨论

更新时间:2015-08-16 23:45:34
作者: 李剑国  

   《大业拾遗记》(又名《隋遗录》)、“隋炀帝三记”(《海山记》、《开河记》、《迷楼记》)与《梅妃传》是五篇重要传奇文作品,前四篇描述隋炀帝逸史,《梅妃传》则为唐玄宗宫闱遗闻,表现梅妃的悲惨命运。这五篇作品,鲁迅均以为是宋代作品,他在《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一篇《宋之志怪及传奇文》中介绍了这五篇,称“不知何人作者有《大业拾遗记》二卷,题唐颜师古撰,亦名《隋遗录》”;“又有《开河记》一卷……(《迷楼记》一卷……《海山记》二卷……三书与(《隋遗录》相类……《海山记》已见于(《青琐高议》中,自是北宋人作,余当亦同,今本有题唐韩偓撰者,明人妄增之”;“《梅妃传》一卷亦无撰人……有跋……末不署名,盖亦即撰本文者,自云与叶梦得同时,则南渡前后之作矣。今本或题唐曹邺撰,亦明人妄增之”。在《唐宋传奇集》中,前四篇列在卷六,《梅妃传》列在卷八,在《稗边小缀》中,对其作者、时代作了说明,均以为乃“宋人著作”。鲁迅判定这五篇时代,其推论思路是《大业拾遗记》与“隋炀帝三记”内容相类,而《海山记》见于北宋刘斧编撰《青琐高议》,断其为北宋人作,其余三篇自然也是北宋人作,而《梅妃传》则是根据无名氏跋,断定作跋者与撰本文者为一人,又与叶梦得同时,因而出两宋间。鲁迅之后,学界大抵接受鲁迅的说法[1]。

   笔者多年前在研究唐五代小说过程中,曾对此五篇作品作过研究,断为晚唐作品,其中《梅妃传》为曹邺撰。具体论证见拙著《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一书。近时章培恒先生在《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年第1期发表《<大业拾遗记>、<梅妃传>等五篇传奇的写作时代》一文(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8年第6期全文转载),就笔者的观点与论证提出不同看法,通过避讳等问题的考证,对鲁迅观点表示支持,作了进一步申述。培恒先生对原作读得很仔细,发现许多疑点并就此作出判断。这些问题是笔者当年有所忽略或注意不够的。很感谢培恒先生,促使笔者对这些问题作出进一步的思考和辨析。培恒先生所提出的许多论据,笔者经过查阅文献和细读作品,觉得还不能得出五篇传奇出自宋人的结论,仍有继续讨论的必要。下边是笔者的意见,写出来就教于培恒先生和学界。

   一 关于避讳

   培恒先生最基本的论据是避讳,他提出的例证是这五篇作品有许多不避唐讳的语句。《大业拾遗记》有“韩擒虎”、“致治”、“岂非渊字乎”、“虎贲郎将司马德勤”,《海山记》有“道州贡矮民王义”、“帝知世祚已去”、“逢盛明为治之时”、“还往民间”、“士民穷乎山谷”、“万民剥落”、“生民已入涂炭”、“特加爱民”、“余家世好蓄古书器”等,《开河记》多次说到“民间”,《迷楼记》有“民间”、“世代”等词。

   唐高祖名渊,祖父是西魏太尉李虎,太宗名世民,高宗名治,确实“虎”、“渊”、“世”、“民”、“治”诸字都是唐讳,通常改“虎”为“武”、“兽”等,改“渊”为“泉”、“川”、“水”等,改“世”为“代”、“系”等,改“民”为“人”、“士”等,改“治”为“理”、“化”等。避讳是考证作品写作时代或抄写时代的重要途径,笔者也时用此法。培恒先生据此认定《大业拾遗记》等作不出唐人手,看起来凿凿有据。但是,唐代避讳情况相当复杂,不能一概而论。“虎”字一般只在唐初避[2],“渊”字避讳也主要在初期,只有“世”、“民”、“治”三字,避讳终唐之世。即便如此,由于写作者身份的不同,写作用途和文体的不同,避讳情况存在着差别,并不是任何情况下都得避讳。一般来说,出自官方的文字比较严格,而私人著述和民间书写并不严格,避与不避,写作者有自己的习惯和自由。

   本来古礼对避讳就有一定限制,不能遇字必讳,以免造成混乱。《礼记•曲礼上》规定“不讳嫌名,二名不偏(一作徧,同遍)讳”,就是说人名的同音字不讳,两个字的名字不必都讳。又规定有所谓“《诗》《书》不讳,临文不讳”等。尽管后代并不严格遵守这些避讳规范,唐代亦然,甚至还闹出李贺因为父亲名讳晋肃的“晋”字犯了“进士”的“进”,而不得应进士举的极端事例,以致韩愈为之写《讳辩》,但总的来看唐朝避讳制度比较宽松。唐太宗即位后就要求“有‘世’及‘民’两字不连读,并不须避”(《贞观政要》卷七《礼乐》)——此所谓“二名不偏讳”,采取非常通达的态度,所以谏议大夫王珪称作“不讳之朝”(《贞观政要》卷二《求谏》)。拿初唐来说,王勃《王子安集》卷一五《益州德阳县善寂寺碑》:“笔札神交,尚有渊云之气。”卷八《上吏部裴侍郎启》:“万世同流,余风未殄。”陈子昂《陈伯玉文集》卷五《汉州雒县令张君吏人颂德碑》:“民户流散日月曛,君去来兮惠我仁……然不躬不亲,庶民不近……黄耇稚齿,山原之民,乃接手赓歌,迎拥马首。”都不讳“渊”、“世”、“民”。甚至在武则天朝对高宗讳竟亦不避,杨炯《杨盈川集》卷四《遂州长江县先圣孔子庙堂碑》:“四海治乱,运也。”卷五《公卿以下冕服议》:“夫以周公之多才也,故治定制礼,功成作乐。”《陈伯玉文集》卷五《唐故朝议大夫梓州长史杨府君碑》:“祖敬通,镇远将军、郑州治中。”卷八《上军国利害事•牧宰》:“陛下欲重此而治天下乎?”

   王建《中国古代避讳史》曾以杜甫为例说明唐人避讳并不严格,他说:“以谨严著称的杜甫在作品中使用‘世’字四十八次,这还不算‘身世’、‘人世’、‘世事’、‘世间’这样的复合词;使用‘民’字两次,若包括‘人民’、‘遗民’、‘秦民’、‘黎民’则有八次。此外虎、丙、邴、秉、治(高宗讳)、显(中宗讳)、旦(睿宗讳)等字样也可在杜诗中找到。可是玄宗之讳隆、基两字,一次也没有出现。由此也可以看出,避讳的主要对象是‘今上’,而对前代君主则不免‘随其笔之所便耳’。”[3]

   那么是不是到晚唐避讳趋于严格,对这些字非避不可呢?不是。按王建的说法,安史之乱以后,避讳实际上“日益坠入无可奈何的弛废的状态”[4]。笔者检索了《全唐诗》从卷五五八薛能到卷五九三曹鄴凡六十五位晚唐诗人的作品,“世”字共出现二百二十八次,“民”字十四次,“治”字两次。又检索了晚唐小说作家张读的小说集《宣室志》十卷,“世”字出现三十二次,“民”字五十五次,“治”字十六次。可见其时文人写作的避讳情况和以往差不多,对这几个字并不采取一概避讳的做法,而是基本没有约束,有很大的自由。即便朝廷诏诰,也不是遇讳必避。北宋宋敏求所编《唐大诏令集》,在高宗朝以后也有大量“世”、“民”、“治”的出现。

   实际上唐人在一般写作中即便避讳也大抵为习惯使然,并非遇讳非避不可。王建《中国古代避讳史》引述清人俞樾《九九消夏录》中的一段话说:

   白香山《长庆集》有《赠李杓直》诗云:“早年以身代,直赴《逍遥篇》。近岁将心地,回向南宗禅。外顺世间法,内脱区中缘。”六句诗只在一行之内,上云“身代”,即身世也。以避讳故不云“身世”,而云“身代”。乃下云“世间法”,又不避,何邪?可知唐人避讳,于私家著述,亦不甚拘。此等处直是随其笔之所便耳。[5]

   白居易此诗,不用“身世”而用“身代”,实际是为了避免与“世间”重复,可见“身代”表面是避讳,实际成了修辞手段。要之,唐人文字无论公私避讳并不很严格,尤其是私人著述,避不避讳有很大的随意性。因此,并不能依据这五篇作品有“世”、“民”、“治”等字就轻易认定它们非唐人所作。若照此来判断,那还有多少文字是属于唐人的呢?

   尽管唐代私人著述避讳没有太多讲究,但出于习惯,在有意无意间总还是常有避讳文字不断出现的。这五篇传奇既出唐人手,也就有可能有避讳的词语。笔者发现在《海山记》中确实也有避“治”字的词语,共有两处:

   始者谓帝将致理于三王之上,今乃取当时乐以快平生,亦甚美事。

   西苑令马守忠掌理,守忠别帝曰:“愿陛下早还都辇,臣整顿西苑,以待乘舆之来……”

   其中“致理”、“掌理”的“理”,都是避“治”而改—以“理”代“治”在唐代文献中俯拾皆是。《大业拾遗记》有云:“始谓殿下致治在尧舜之上,今日复此逸游。”“致理”就是这里的“致治”,一避讳一不避而已。《旧唐书》“致理”之词颇多,如卷一八下《宣宗纪》:“虽云异方之教,无损致理之源。”卷一六四《李绛传》:“见开元致理,天宝兆乱,事出一朝,治乱相反,何也?”其中“理”都是“治”义,而后一例又同时出现“治”字,正与“理”同义。在《新唐书》中则都改用“致治”,如卷一五二《李绛传》就改为:“玄宗开元时致治,天宝则乱,何一君而相反邪?”《唐大诏令集》中也有大量“致理”,如卷七李吉甫《睿圣文武皇帝册文》:“自尧及唐,历纪三千,致理之君,不过十数。”

   “掌理”就是“掌治”,亦即掌管的意思。《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将作少府,秦官,掌治宫室。”杜佑(《通典》卷二一《职官三》:“后周天官之属,有给事中士六十人,掌理六经,给事左右。”卷二八《职官十》:“汉京师有南北军,掌理禁卫。”这里的“掌理”分明是避讳而改。《文苑英华》卷八一七有白居易《修香山寺记》,中云:“因请悲智僧清闲主张之,命谨干将士复掌理之。”而在《白居易集》卷六八中作“掌治”。

   《海山记》既然避“治”字,那么其出唐人无疑。《说郛》本《海山记》署为唐□□,是也。这里的逻辑是:不避唐讳未必非出唐人,而避唐讳必出唐人。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认为“《海山记》已见于《青琐高议》中,自是北宋人作”,可惜他忽略了,北宋后期刘斧编撰的《青琐高议》本来就收有唐人作品,如《广谪仙怨词》出自晚唐康軿《剧谈录》,甚至还有取自六朝的,如《李诞女》即取自东晋干宝《搜神记》。因此所谓“自是北宋人作”分明“自是”不了。

   培恒先生在其论文中还提到另一个避讳的论据,即《隋炀帝迷楼记》中的“鉴”字。他说:“尤须注意的是:文中的‘磨以成鉴’、‘纤毫皆入于鉴中’的两个‘鉴’字,核以文义,自当作‘镜’;其所以作‘鉴’,乃是避赵匡胤祖之讳……所以,倘若《迷楼记》为唐或五代人所作,上述两个‘鉴’字自当作‘镜’,宋人抄录或翻刻时亦不至径改为‘鉴’。只有此《记》出于宋人,才会在该用‘镜’字之处写作‘鉴’。”

   确实宋初避太祖祖父赵敬讳,凡“敬”字及其同音字(嫌名)如“警"、“擎”、“檠”、“儆”、“境”、“镜”、“獍”皆避,其中“镜”字改为“鉴”,之所以如此,以其同义也。《说文》:“镜,景也。”段玉裁注:“景者,光也。金有光可照物,谓之镜。”中国镜的制造很早,据考古发现,四千多年前的齐家文化已有铜镜,殷墓也曾出土五面铜镜[6]。鉴,《说文》释云:“大盆也。”鉴本是青铜制大盆,《汉语大词典》解释说:“古器名。形似大盆,有耳。青铜制,盛行于东周。或盛水,大的可作浴盆;或盛冰,用来冷藏食物。有时借为照影之用。《诗•邶风•柏舟》:‘我心匪鉴。’毛传:‘所以察形也。’《周礼•天官•凌人》:‘春始治鉴。’郑玄注:‘鉴,如甀。大口,以盛冰,置食物于中,以御温气。’”鉴用来盛水,所以也可照人,作用类似镜子,故段玉裁注“鉴”曰:“盖镜主于照形,鉴主于取明水,本系二物,而镜亦可名鉴,是以经典多用‘鉴’字,少用‘镜’者。”“镜”字注亦云:“镜亦曰鉴。”可见,古代“鉴”、“镜”二字本可互代,而且在书面文献中用“鉴”字表“镜”义更普遍些。唐太宗那句有名的话:“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新唐书》卷九七《魏徵传》)“鉴”就是“镜”。不同的是“鉴”字常又用作动词,表示照、鉴定、借鉴等,而“镜”主要用作名词。

在唐代作品中,以“鉴”为“镜”的例证不在少数。拿《全唐诗》来说,如李峤《鉴》:“明鉴掩尘埃,含情照魏台。”(卷六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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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遗产》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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