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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剑国:《大业拾遗记》等五篇传奇写作时代的再讨论

更新时间:2015-08-16 23:45:34
作者: 李剑国  
如果此跋真是有意编造事实,真是说直接从朱遵度家所得,天下哪有这样愚笨的作伪者!但是,从朱遵度到叶梦得已经二百年左右,那么“予”何以知道此传唐写本原藏于朱遵度呢?合理的推测是传文传世抄本有某人题跋识语,说明了得自朱遵度家,或是借抄,或是得到原本。培恒先生说应该说明得自朱遵度后人朱某人,这又是一个误解。因为所谓“叶少蕴与予得之”,并不是唐写本原件,而是传抄本而已。就是说某人从朱遵度家抄出或购出原件后,再经辗转传抄,已有多种抄本,这才能为“予”与叶梦得皆得,当然,他们自己借抄别人的抄本,那也是“得之”。培恒先生非得在朱家里打转转,非得让作跋者说明得自哪个姓朱的后人,这就太过拘泥了。不能因为作跋者没有把流传过程说得非常周详,就轻率判定他说的都是假话。

   跋文感叹《梅妃传》“隐而不宣”,“历久始传”。培恒先生也产生怀疑,就是何以二百年左右间“无人提及”而“惟叶少蕴与予得之”?古书长期湮没是常事,既为孤本或仅有极少数抄本传世,世人自然难得知晓。而这也正是作跋者要将此传公布于世的原因。他也料到此传会有“后世之传”,而且就是“此本”的传抄本,所以“记其所从来如此”,以使后人知其来历。

   《梅妃传》的赞文猛烈抨击玄宗“变易三纲,浊乱四海,身废国辱,思之不少悔,是固有以中其心、满其欲矣……耆而忮忍,至一日杀三子,如轻断蝼蚁之命。奔窜而归,受制昏逆。四顾嫔嫱,斩亡俱尽,穷独苟活,天下哀之”,言辞相当激烈。培恒先生认为唐人不敢这样肆无忌惮地指斥玄、肃二宗,因此所谓“大中二年七月所书”云云显非事实。笔者在《唐五代传奇志怪叙录》中曾举曹邺《四怨三愁五情诗》,认为是他大中四年(850)及第前所作之自伤词。其中《五情诗》之二云:“阿娇生汉宫,西施住南国。专房莫相妒,各自有颜色。”又有《恃宠》诗咏昭仪飞燕,其题材、命意均与《梅妃传》同。今复检曹邺诗歌,多愤激之词,如《捕鱼谣》:“天子好征战,百姓不种桑。天子好年少,无人荐冯唐。天子好美女,夫妇不成双。”如《下第寄知己》:“所痛无罪者,明时屡遭刖。”都是锋芒毕露,直指天子。比较《梅妃传》赞语中的那些激烈言辞,实在是如出一辙。

   《大业拾遗记》等五篇传奇,笔者坚持是晚唐作品。说是宋人作,还看不到有说服力的证据。五篇中《梅妃传》是唯一一篇作者可知的,也是出现最早的。大中二年或八年已有写本,则必出其前,估计是曹邺及第之前所作,大致在武宗会昌年间(841—846)。其次是《大业拾遗记》,后有作者跋。据跋文,会昌中诏拆浮图,在上元瓦棺寺一双阁中得颜真卿手写《隋书》遗稿。中又有《南部烟花录》数幅,“文本缺落凡十七八”,作者加以补充整理,编成《大业拾遗记》。颜真卿五世从祖颜师古曾与魏徵等撰《隋书》[9],故而宋人或将《大业拾遗记》(《隋遗录》)题为唐颜师古撰,而宋以降论者以《大业拾遗记》种种内证证其不出师古,断为伪作。如果确有瓦棺寺得遗稿事,作者所言不诬,那么这部残稿《南部烟花录》未必和《隋书》遗稿一样亦为师古所作,它只是存于师古《隋书》遗稿中而已。即便果真出自师古(作者实际上就是这么认为的),也不能证其伪,因为原稿缺落严重,《大业拾遗记》已非《南部烟花录》原貌。笔者在《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中推断《大业拾遗记》曾从唐初杜宝《大业杂记》、《大业幸江都记》等书中取资,倘若真有《南部烟花录》,那么《大业拾遗记》是在《南部烟花录》残稿基础上撷取其他材料重新编撰而成的。自然所谓《隋书》遗稿、《南部烟花录》云云可能纯系子虚乌有,这也不过是作者故弄狡狯的小说笔法,不足为怪,比如北宋秦醇写《赵飞燕别传》,就假托是根据在乡里李生家发现的“古文”《赵后别传》“补正编次”而成的。跋文提到会昌灭佛的事件,又称“今尧风已还,德车斯驾”,明显是指被史家誉为“英主”、“明君”[10]的宣宗,则是记作于宣宗大中间(847—859)。“隋炀帝三记”分题而记,又有关联,当出一手。三记出现最晚,当在唐末。《海山记》有《望江南》八阙,唐段安节《乐府杂录》云:“《望江南》,始自朱崖李太尉镇浙西日,为亡妓谢秋娘所撰,本名《谢秋娘》,后改此名,亦曰《梦江南》。”笔者在《叙录》中引此以证《海山记》出李德裕(787—850)后。今复考之,白居易等唐人《望江南》为单调,五句二十七字,而此为双调。今见最早出现双调《望江南》乃在敦煌曲子词,王重民辑《敦煌曲子词集》收有《望江南》“曹公德”、“敦煌悬(县)”、“龙沙塞”、“边塞苦”、“娘子面”五首。其中《曹公德》有“曹公德,为国托西关”、“尽忠孝,向主立殊勋”、“愿万载作人君”等语,王重民据而推断云:“此为述归义军曹氏功德,不似在曹元忠以后,疑当在曹议金时代。‘向主’指唐室,‘作人君’则敦煌百姓戴议金为王,仍师金山天子故事也。”又称:“《边塞苦》云‘背蕃归汉经数岁’,歌咏敦煌人民起义归唐事,则更当作于归义军张氏时代矣。”[11]按宣宗大中二年敦煌张议(一作义)潮从吐蕃手中收复沙州等地,五年被任命为沙州防御使,凡控制西北十一州,献地图户籍于唐,宣宗于沙州置归义军,使其为节度使。懿宗咸通八年(867)入朝为右神武统军,其侄淮深代守归义。十三年义潮卒,长史曹议(一作义)金为归义军节度使。昭宗光化三年(900)张承奉为归义节度,哀帝天祐二年(905)自立为白衣天子,号西汉金山国,约在后梁末帝乾化四年(914),曹议金代署归义军。约后唐末帝清泰三年(936)议金卒,子元德代为节度使,后复历元深、元忠,后晋开运二年(946)元深卒,元忠代为留后。据此来看,敦煌曲子词双调《望江南》的创作时限约在大中至后唐间。即便《望江南》“曹公德”等作于梁唐间,以沙州边陲之地已有双调《望江南》,而在内地当出现更早。既然《海山记》犹讳“治”字,而《说郛》亦署为唐□□,断为唐末当无疑义。另外,还须补充一点。《开河记》有一处提到“濠寨使陈伯恭”。按,隋无濠寨使,濠寨使始见于唐末。濠寨使又作“壕寨使”、“壕砦使”,唐末五代宋初皆有此官,设于军中,称“诸军壕寨使”。《旧五代史》卷二一《刘康乂传》:“中和三年(883)从太祖(后梁太祖朱温)赴镇,委以腹心……充诸军壕寨使。”卷一九《胡规传》:“天祐三年(906)佐李周彝讨相州……明年讨沧州,为诸军壕寨使。”《册府元龟》卷三八六:“胡规,唐昭宗天祐四年为诸军壕寨使。”《资治通鉴》卷二八八《后汉纪三•高祖纪》乾祐元年(948):“思绾(赵思绾)前白曰:‘壕寨使已定舍馆于城东。’”胡三省注:“壕寨使,掌营造浚筑及次舍下寨。”壕寨使始设何年不详,只知至晚在唐僖宗中和三年就有了。由此来看,《开河记》等三记出于唐末僖、昭、哀这三十多年间,殆无疑焉。

  

   注释:

   [1]如张友鹤选注《唐宋传奇选》,将《梅妃传》选为宋代作品(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薛洪勣等选注(《宋人传奇选》选入《隋炀帝海山记》、《梅妃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谈凤梁主编《历代文言小说鉴赏辞典》宋代部分亦选入此二篇(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2]这里顺便解释一处培恒先生的误解。《大业拾遗记》有“虎贲郎将司马德勤”语,培恒先生文中称:“而且《隋书•炀帝纪》记司马德勤之官本为‘武贲郎将’,唐人自然沿用此称,此书若出唐人,何以要改‘武贲’作‘虎贲’?”按:虎贲郎将北魏置,隋因之。《隋书》乃唐初魏徵等修,自然要避“虎”字,所以改为“武”。而在两《唐书》,一概作“虎贲郎将”,不再避讳。又按:司马德勤当作司马德戡,“勤”字形讹。《隋书•炀帝纪》:“(义宁)二年三月,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武贲郎将司马德戡……等,以骁果作乱,入犯宫闱。上崩于温室,时年五十。”

   [3]《中国古代避讳史》,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9页。

   [4]《中国古代避讳史》,第134页。

   [5]《中国古代避讳史》,第129页。

   [6]参见刘艺《镜与中国传统文化》,巴蜀书社2004年版,第l页。

   [7]据笔者辑校《新辑搜神记》卷一二,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94页。

   [8]鲁迅《稗边小缀》云:“案朱遵度好读书,人目为‘朱万卷’。子昂,称‘小万卷’。由周入宋,为衡州录事参军,累仕至水部郎中。景德四年卒,年八十。《宋史》(四三九)《文苑》有传。”今按:《宋史》卷四三九《文苑一•朱昂传》载:“朱昂,字举之。其先京兆人,世家渼陂。唐天复末,徙家南阳。梁祖篡唐,父葆光与唐旧臣颜荛、李涛数辈,挈家南渡,寓潭州。……殆二十年后,涛北归,葆光乐衡山之胜,遂往家焉。昂少与熊若谷、邓洵美同学。朱遵度好读书,人号之为‘朱万卷’,目昂为‘小万卷’。”朱昂为葆光子,非遵度子,鲁迅误。章培恒先生亦沿其误。

   [9]见《旧唐书》卷七三《令狐德棻传》、卷一八九上《敬播传》。

   [10]《旧唐书》卷一八下《宣宗纪赞》。

   [11]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叙录》,商务印书馆1954年版,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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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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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遗产》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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