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李剑国:《大业拾遗记》等五篇传奇写作时代的再讨论

更新时间:2015-08-16 23:45:34
作者: 李剑国  
刘长卿《春镜》:“岂虑高鉴偏,但防流尘委。”(卷一四八)钱起《片玉篇》:“美人之鉴明且彻,玉指提携叹奇绝。”(卷二三六)鲍溶《古鉴》:“古鉴含灵气,象和蛟龙盘。”(卷四八六)皮日休《寄题镜岩周尊师所居序》:“处州仙都山,山之半有洞口,下望之如鉴,目之曰镜岩。”(卷六一四)唐时越州(今浙江绍兴)镜湖,之所以又名鉴湖(杜甫诗《壮游》:“越女天下白,鉴湖五月凉。”方干亦有《鉴湖西岛言事》诗),就因为唐人以“鉴”为“镜”。这样说来,《迷楼记》出现两个“鉴”字就毫不奇怪,不能认为是宋人避讳。《梅妃传》亦有‘玉鉴尘生”语,自然也不是宋人讳改。

   二 关于“后五百年当有天子兴”

   培恒先生指出:“(《开河记》)至早为宋代作品,尤其可注意的是:作品一开头就说:‘睢阳有王气出,占天耿纯臣奏:后五百年当有天子兴。炀帝已昏淫,不以为信。’后虽命麻叔谋开河,欲以破坏睢阳王气,但终于没有破坏成。按,此实指赵匡胤当为天子。周恭帝禅位给赵匡胤的诏书,称匡胤官为‘归德军节度使、殿前都点检’(《旧五代史•恭帝纪》),是赵匡胤实以归德军节度使的身份一跃而为皇帝。归德军治所在当时的宋州。宋州始置于隋开皇十六年(596),治所在睢阳县。是睢阳确‘有天子兴’。……当然,自隋炀帝至赵匡胤为帝还不足五百年,但‘后五百年当有天子兴’的‘五百年’本是用典,源于《孟子》所谓‘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并不是一个实在的数字。”

   为了便于讨论这一问题,不妨先将《开河记》有关记叙引录于下:

  

   睢阳有王气出,占天耿纯臣奏:“后五百年当有天子兴。”炀帝已昏淫,不以为信。……谓后曰:“朕昔征陈主时(笔者按:原作“朕为陈王时”,炀帝未曾封陈王,乃晋王,据《古今说海》改),守镇广陵,旦夕游赏。当此之时,以云烟为美景,视富贵若深冤。岂期久有临轩,万机在躬,使不得豁于怀抱也?”言讫,圣容惨然。后曰:“帝意欲在广陵,何如一幸?”帝闻,心中豁然。翌日,与大臣议,欲泛巨舟,自洛入河,自河达海,入淮,方至广陵。……时有谏议大夫萧怀静(乃萧后弟)奏曰:“臣闻秦始皇时,金陵有王气,始皇使人凿断砥柱,王气遂绝。今睢阳有王气,又陛下意在东南,欲泛孟津,又虑危险。况大梁西北有故河道,乃是秦将王离畎水灌大梁之处。欲乞陛下广集兵夫,于大梁起首开掘,西自河阴引孟津水入,东至淮口放孟津水出。此间地不过千里,况于睢阳境内过,一则路达广陵,二则凿穿王气。”帝闻奏大喜……其年,乃隋大业五年,八月上旬建功。……既达睢阳界……忽穿至一大林,中有墓古老,相传云宋司马华元墓。掘透一石室……得一石铭,云:“睢阳土地高,汴水可为濠。若也不回避,奉赠二金刀。”叔谋曰:“此乃诈也,不足信。”是日,叔谋梦使者召至一宫殿上,一人衣绛绡,戴进贤冠。叔谋再拜,王亦答拜毕,曰:“寡人宋襄公也,上帝命镇此方二千年矣。倘将军借其方便,回护此城,即一城老幼皆荷恩德也。”叔谋不允。又曰:“适来护城之事,盖非寡人之意。况奉上帝之命,言此地后五百年间,当有王者建万世之业。岂可偶为游逸,致使掘穿王气?”叔谋亦不允。良久,有使者入奏云:“大司马华元至矣。”左右引一人,紫衣,戴进贤冠,拜觐于王前。王乃叙护城之事。其人勃然大怒曰:“上帝有命匡护,叔谋愚昧之夫,不晓天命!”乃大呼左右,令置拷讯之物……乃有数武夫拽叔谋,脱去其衣,惟留犊鼻,缚铁柱上,欲以铜汁灌之,叔谋魂胆俱丧。殿上人连止之,曰:“护城之事如何?”叔谋连声言:“谨依上命。”遂令解缚,与本衣冠。王令引去……

   《开河记》的主旨是通过炀帝开运河,表现天怒人怨,鬼神不佑,隋朝气数已尽,全部情节和叙事沿此展开。作者之所以一开头就提出睢阳王气的话头,首先是为交待炀帝开运河的一个动因,就是“掘穿王气”。大业元年(605)始修通济渠,分东西两段。西段自洛阳西苑引榖水、洛水,东循阳渠故道入黄河。东段自板渚(今河南荥阳北)引黄河水东行汴水故道,至大梁(今河南开封)转流东南,经今夏邑、宿县、泗洪等地流入淮河,然后自淮河经古运河邗沟可直达江都(今江苏扬州)。可见,之所以特别提出睢阳王气,因为它恰正在这条线路上。而且,《开河记》描写麻叔谋修渠过程中一路挖掘古墓,睢阳(今河南商丘西南)春秋时为宋国国都,这样当开河途经睢阳时便顺理成章地引出宋司马华元和宋襄公,以表现鬼神的怨愤和责罚。睢阳隋唐名宋城县,分别为梁郡、宋州治所。实际上,以隋而论,华元墓和宋襄公墓就在梁郡。《史记》卷三八《宋微子世家》《集解》引《皇览》曰:“华元家在陈留小黄县城北。”曹魏时期小黄县属陈留国,在今开封东北,北齐废入陈留县。隋大业中陈留县属梁郡。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八《宋州•襄邑县》载:“宋襄公墓在县城中东隅,故号襄陵。”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二《开封府•襄邑县》:“宋襄公墓在县城东北隅。”襄邑县即今河南睢县,在宋城西北方。《开河记》为了叙事的方便,将华元墓移自睢阳境内,并描述了麻叔谋梦见宋襄公和华元的情景。

   另外,之所以说睢阳有王气,也和睢阳的历史地位有关。睢阳为宋都,周初始封君是商封王的庶兄微子启,春秋时宋襄公还曾一度为诸侯盟主。西汉时汉文帝子刘武封于梁,都睢阳。《汉书》卷四七《梁孝王传》载:“孝王,太后少子,爱之,赏赐不可胜道。于是孝王筑东苑,方三百余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余里。”睢阳城方圆七十里,堪称通都大邑。睢阳自古就是王者之都,《开河记》作者虚构了一个“占天耿纯臣”,拈出“睢阳有王气出”、“后五百年当有天子兴”之说,从而引出开河、掘墓一系列情节。因此,窃以为所谓“睢阳有王气出”、“后五百年当有天子兴”并无特别寓意,不可能是指赵匡胤当天子。睢阳和归德,纯粹是地域的巧合。

   大凡图谶之言,其特点是就已知结果而预设谶语,因此大抵吻合。这类例子极多。例如东晋干宝《搜神记》有一条“赤厄三七”,云:“汉灵帝……其后天下大乱,遂传古志之曰‘赤厄三七’。三七者,经二百一十载,当有外戚之篡,丹眉之妖。篡盗短祚,极于三六,当有龙飞之秀,兴复祖宗。又历三七,当复有黄首之妖,天下大乱矣。自高祖建业,至于平帝之末,二百一十年,而王莽篡位,盖因母后之亲。十八年而山东贼樊子都等起,实丹其眉,故天下号曰‘赤眉’。于是光武以兴祚,其名曰秀。至于灵帝中平元年而张角起,置三十六方,众数十万人,皆是黄巾,故天下号曰‘黄巾贼’,故今道服由此而兴。初起于邺,会于真定,逛惑百姓曰:‘苍天已死黄天立,岁名甲子年,天下大吉。’起于邺者,天下始业也,会于真定也。小民相向跪拜信趣出,荆、杨尤甚。弃财产,流沉道路,死者数百。角等初以二月起兵,其冬十二月悉破。自光武中兴至黄巾之起,未盈二百一十年,而天下大乱,汉祚废绝,实应三七之运也。”[7]所谓“赤厄三七”的谶语之所以准确,那是因为本来就是汉后人编造的。准此,假如《开河记》确为宋人作,那么所谓“后五百年当有天子兴”照理也应合若符契。然而从大业元年(605)到宋开国的建隆元年(960),才三百五十五年,即便是取其整数也相差甚远。对此培恒先生以作者用《孟子》“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典故来解释,但问题是宋人完全可以使用别的说法把事情做得更实在些,否则的话,会使人不免怀疑赵匡胤一百五十多年后还会出哪个真命天子呢。

   其实,作者套用《孟子》的话恰说明这不过是泛泛而论,并无确指。《孟子•公孙丑下》云:“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本来就是空泛之言。后来谶纬家们往往借用这个“五百年”来预言王者,主要是表达王朝兴废的观念。《宋书》卷二七(《符瑞志上》载:“初,秦始皇东巡济江,望气者云:‘五百年后江东有天子气,出于吴,而金陵之地有王者之势。’于是秦始皇乃改金陵曰秣陵,凿北山以绝其势。至吴,又令囚徒十余万人掘污其地,表以恶名,故曰囚卷县,今嘉兴县也。”这里的“五百年”也不是有预定的指向,南宋无名氏《锦绣万花谷》前集卷五云:“秦时望气者曰:‘东南有天子气,五百年有王者兴。’始皇遂东游以厌之,改金陵为秣陵,孙权又改为建邺。至晋元帝,适当其时。”硬要坐实为晋元帝,实在是牵强附会。《开河记》作者的“后五百年当有天子兴”,其实和秦始皇故事是相同的用意,就是用来表现无道君王的暴虐,表现背逆天意的愚昧,表现气数的衰微和不可逆转。

   这里附带讨论一下“浙”的问题。《迷楼记》云“臣有友项升,浙人也”,培恒先生谓“唐代并无一个可以简称为‘浙’的地区”,唐代浙江东道和浙江西道都是独立的方镇,而宋代有两浙路,是统一的地区。按,且不说唐代浙东浙西二道曾在大历十四年(779)、建中二年(781)两度合并过,即便是二道分治,唐人确也有“浙”这个地区概念,常见的是合称为“两浙”,统称则为“浙”。《资治通鉴》卷二六五唐哀帝天祐三年载:“两浙兵围衢州,衢州刺史陈璋告急于淮南,杨渥遣左厢马步都虞候周本将兵迎璋。本至衢州,浙人解围,陈于城下,璋帅众归于本。两浙兵取衢州,吕师造曰:‘浙人近我而不动,轻我也,请击之。’本曰:‘吾受命迎陈使君,今至矣,何为复战?彼必有以待我也。’遂引兵还,本为之殿。浙人蹑之,本中道设伏,大破之。”这里的“浙”就是“两浙”的统称。有时“浙”专指浙西,因为浙江在那里。《旧唐书》卷一八八《丁公著传》:“上以浙西灾寇,询求良帅,命检校户部尚书领之。诏赐米七万石以赈给,浙民赖之。”

   三  关于《梅妃传》作者与无名氏跋

   《梅妃传》载于上海涵芬楼排印张宗祥校《说郛》卷三八,题唐曹邺。明顾元庆《顾氏文房小说》亦收载此传,不著撰人。鲁迅先生在《唐宋传奇集•稗边小缀》中说:“二本皆不云何人作,《唐人说荟》取之,题曹邺者,妄也。”按,鲁迅有误,《说郛》所署白纸黑字赫然在目,不知鲁迅何以不见。明清若《绿窗女史》、《五朝小说》、《重编说郛》、《唐人说荟》、《龙威秘书》等丛书皆亦收之,均题唐曹邺,乃是承元末陶宗仪《说郛》所署,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说是“明人妄增”,纯系臆测。

   由于鲁迅先生断定《梅妃传》非出曹邺,从而也就不相信传后无名氏跋所说的话,认为跋文也正是作者本人所作。无名氏跋云:

  

   汉兴,尊《春秋》,诸儒持《公》、《榖》角胜负,《左传》独隐而不宣,最后乃出,盖古书历久始传者极众。今世图画美人把梅者号梅妃,泛言唐明皇时人,而莫详所自也。盖明皇失邦,咎归杨氏,故词人喜传之。梅妃特嫔御擅美,显晦不同,理应尔也。此传得自万卷朱遵度家,大中二年七月所书,字亦端好。其言时有涉俗者,惜乎史逸其说。略加修润,而曲循旧语,惧没其实也。惟叶少蕴与予得之,后世之传,或在此本,又记其所从来如此。

   《顾氏文房小说》本作“大中戍年”,“戍”字有误。《绿窗女史》本(卷三)作“戊”,《重编说郛》本(卷一一一)、叶德辉《唐开元小说六种》本作“戌”。大中二年为戊辰,故疑“戊”、“戌”、“戍”乃“戊辰”之脱误。若“戌”字不误,则为甲戌年,大中八年也。

   无名氏跋将此传来历交待得非常清楚,就是此传本是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唐人写本,初藏于五代人朱遵度家书[8],其本辗转传抄,又为叶少蕴(名梦得)和“予”所得。于是“予”将此传“略加修润”,也就是加以校订整理,公诸于世。这里,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纰漏。

鲁迅先生的怀疑是:叶梦得是南北宋间人,与朱遵度“年代远不相及,何从同得朱遵度家书。盖并跋亦伪”。培恒先生认为鲁迅指出的是一个“很大的漏洞”,又申述说:“揆诸常情,此书若得于朱遵度后人,作《跋》者应该指出此《传》得于朱某人处,同时说明朱某人为朱遵度后裔,而不应含糊地说得于朱遵度家。”这里有一个明显的误解,就是把“得自”理解为“予”直接从朱遵度家所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91389.html
文章来源:《文学遗产》2009年第1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