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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蜜林:《大学》《中庸》不同论

更新时间:2015-08-14 12:47:26
作者: 任蜜林  
独也者,舍体也。”这里明确把“慎独”解释为“慎心”。可以看出,经和说对于“慎独”都是从“心”上讲的。这与《中庸》从“性”上讲“慎独”虽然不同,但都可以看作一种纯内在的修养方式。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大学》、《中庸》对于“慎独”的理解是不同的。《大学》的“慎独”可以包含内、外两方面,而《中庸》仅仅有内在的方面。《大学》的“慎独”是“诚意”的意思,虽然侧重内心,但不否定“独处”的含义。而《中庸》的“慎独”则是就“性”而言的。对于这一点,刘宗周有着深刻认识。他说:“《中庸》之慎独,与《大学》之慎独不同。《中庸》从不睹不闻说来,《大学》从意根上说来。独是虚位。从性体看来,则曰莫见莫显,是思虑未起,鬼神莫知时也。从心体看来,则曰十目十手,是思虑既起,吾心独知时也。”(《刘宗周全集》第二册,第381页)刘氏虽然借助“慎独”来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但他指出《大学》、《中庸》“慎独”的不同含义,确实是非常有见地的。

   三、修身

   《大学》、《中庸》也都谈到“修身”,但二者对于“修身”的解释并不相同。

   “修身”不仅是《大学》的八条目之一,而且在八条目中居于核心的地位。《大学》说: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这就是说,从天子到一般老百姓,都要以“修身”作为根本。如果这个根本没有做好,那么也就无法谈齐家、治国、平天下了。那么如何修身呢?在《大学》看来,修身的关键在于“正心”。如果身体有忿懥、恐惧、好乐、忧患等情感,则心就会不得其正。而心不得其正的话,身体的器官也不能发挥其作用,“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而要正心的话,又必须先诚意。所谓诚意,就是“慎独”,就是为善内外如一。“格物”、“致知”历来解释莫衷一是。但如果按照王阳明批评朱熹“纵格得草木来,如何反来诚得自家意?”(《传习录下》)的话来说,“格物”、“致知”也应该是对“正心”而言的。实际上《大学》开始说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正是对“格物”“致知”而讲的。这里的“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正好可以与“格物”“致知”相对,而“知止而后有定”一句显然是从“心”上说的。

   在“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大学》也强调了“修身”对于它们的重要性。如在“齐家”中,《大学》说:“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之其所敬畏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这里讲的“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显然与前面讲的“诚意”呼应,也是对“心”而言的。在“治国”中,《大学》说:“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这里讲的实际是“忠恕”之道。“有诸己而后求诸人”,即孔子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无诸己而后非诸人”,即孔子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而这两者都是靠“心”衡量的。所谓“藏乎身”,即“心”也。在“平天下”中,《大学》提出“絮矩之道”的思想。所谓“挈矩之道”,就是“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这实际上就是上面讲的“忠恕之道”,显然也是从“心”上讲的。

   可以看出,《大学》的“修身”思想都是从“心”上讲的。而《中庸》中的“修身”则与此不同,其说:

   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这是说,治理国家关键在于人才,而取人的标准则在于品行。而品行的修养要通过道来实现,道则要通过仁来完成。所谓仁,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中亲亲关系最为重要;而义是合宜的意思,其中尊重贤人最为重要;礼则是在仁、义基础上形成的。因此,君子要重视修身,而修身又需要“事亲”、“知人”和“知天”。《中庸》又说:

   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

   知、仁、勇三者被称为“三达德”。知道这三者,就知道如何修身;知道如何修身,就能知道如何治人;知道如何治人,就能知道如何治理天下国家。因此,“修身”是非常重要的,它是治理天下国家的基础。《中庸》说:

   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获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顺乎亲,不信乎朋友矣;顺乎亲有道:反诸身不诚,不顺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

   这是说,处在下位的人如果不能得到其上司的信任,那么他就不能治理民众。而只有得到朋友的信任,才能得到其上司的信任。取得朋友的信任,又要以孝顺父母为基础。孝顺父母,则要靠“诚身”来实现。“诚身”又要以“明善”为基础。在《中庸》看来,这是一个环环相扣的链条,而“明善”、“诚身”是这个链条的基础。这里的“诚身”就是“修身”的意思。

   在《中庸》看来,“诚”是天道的内容,而如何达到“诚”则是人道的目标,“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达到“诚”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自诚明”的方式,一种是“自明诚”的方式。前者是“生而知之”者,后者是“学而知之”者。《中庸》说:“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中庸》认为,只有“天下至诚”才能“尽性”,然后才能实现他人和物的性。也就是说,在《中庸》那里,“诚身”就是“尽性”,“修身”也就以“尽性”为中心了。这与《大学》所说的以“正心”为中心的“修身”显然不同。

   四、“平天下”与“与天地参”

   在理想目标上,《大学》与《中庸》也不相同。《大学》的最终目标是“平天下”,而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八个阶段,其说: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所谓八个阶段,即“八条目”,具体包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大学》看来,这八个阶段是一个逐步实现的过程。只有前一个阶段实现了,后一个阶段才能相应的实现。

   可以看出,《大学》所说的“平天下”也就是“明明德于天下”。而“明明德”是《大学》的“三纲领”之一。所谓“三纲领”就是“明明德”“亲(新)民”和“止于至善”。其中“明明德”是自己使自己心中的“德”显明起来。而“亲(新)民”则是使他人的“明德”显明起来的意思。而“止于至善”是“明明德”和“亲(新)民”的最终目的。因此,“明明德于天下”也就是使天下人的“明德”都显现出来的意思。只有这样,天下才能达到太平,这也就是“平天下”的意思。

   与《大学》有相似的地方,《中庸》也讲“治国”、“平天下”,其说:

   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修身则道立,尊贤则不惑,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则不眩,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子庶民则百姓劝,来百工则财用足,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

   这是说,治理国家有九种大法,即修身、尊贤、亲亲、敬大臣、体群臣、子庶民、来百工、柔远人和怀诸侯。其中尊贤、亲亲相当于《大学》中的“齐家”,敬大臣、体群臣、子庶民、来百工相当于“治国”,而柔远人、怀诸侯则相当于“平天下”。

   不过“平天下”并非《中庸》的最高理想。“与天地参”才是《中庸》的最高理想。其说: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只有天下至诚的人,才能充分实现自己的性;能够充分实现自己的性,才能充分实现他人的性;能够充分实现他人的性,才能充分实现万物的性;能够充分实现万物的性,才可以参与到天地化育的过程中;这样就可以“与天地参”了。这里的“赞天地之化育”,也就是前面所说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也就是前面说的“自诚明”的方式。

   除了“自诚明”外,《中庸》还讲了“自明诚”的方式,其说:
其次致曲,曲能有诚,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
“曲”,郑玄曰:“犹小小之事”,朱熹曰:“一偏也”。所谓“致曲”,就是从一个具体的事情开始来实现“诚”。由诚就能逐步实现化育万物的目标。

   “自诚明”和“自明诚”虽然实现方式不同,但最终达到的效果都是相同的。《中庸》认为,人与万物的性都是从天而来的,也就是说,人与万物在性上是相同的。二者的区别在于人能尽性,而物不能尽性,而性又是从天道那里得来的,因此,人类通过尽性能够达到“与天地参”的境界。这个“天道”,在《中庸》看来,就是“诚”。“诚者,天之道也”。既然天地万物的性都是从天道得来的,那么地道也体现了“诚”。因此,《中庸》在讲“天道”的时候,常常连同“地道”,其说:“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
因为人的性是从“天道”得来的,因此,人通过“尽性”,能够返回“天道”。《中庸》把此又称作“合外内之道”:
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

   诚是万物的根本。如果没有诚,就不会有万物。诚者不仅仅要成己,而且还要成物,这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尽性”、“尽人之性”和“尽物之性”。“性之德,合外内之道”,也就是“与天地参”。《中庸》还对这一理想目标进行了描述:
故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如此者,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
这实际是对上面“与天地参”过程的另一种表达。“至诚无息”就是“为天下至诚能尽其性”。“不息则久,久则征”就是“能尽人之性”。“征则悠远”,即“能尽物之性”,也就是下面说的“悠久,所以成物”的意思。“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即“参天地化育”。“博厚”讲的即是“地道”,“高明”讲的即是“天道”,“悠久”讲的即是“人道”。“不见而章”则是描述“与天地参”境界的状态。

虽然《中庸》的最高理想是“与天地参”,但其一再强调实现这个理想要在人类的日常生活中实现,如其说:“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这也就是其所说的“极高明而道中庸”。
可以看出,在最高理想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ziji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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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2015年8月13原载于《哲学研究》2015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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