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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凯声:试论中小学校与未成年学生法律关系

更新时间:2015-08-12 16:29:17
作者: 劳凯声  

  

   【作者简介】劳凯声(1948-),男,广西人,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教育法学与教育政策研究,E-mail:laokaisheng@126.com

  

   【关键词】中小学校/未成年学生/教育法律关系/安全保障义务

   法律关系是法律在调整人们行为的过程中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本文试图从中小学校对其未成年学生的教育、管理和保护职责出发探讨二者之间的法律关系,了解这一法律关系与其他法律关系的区别,掌握这一关系的调整方式特点。

  

   一、有关中小学校与未成年学生关系的不同观点

  

   在发生了一起学生伤害事故之后,如何认定事实,如何归结责任,取决于如何界定中小学校与未成年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当前人们对这对关系尚存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因不同的法律依据而产生分歧,大致有私法关系说、公法关系说和混合关系说等。

   (一)从私法关系出发理解的中小学校与未成年学生关系

   1.监护职责转移说

   这种观点认为,由于未成年学生在校期间,监护人很难完全履行监护职责,确保被监护人的安全,因此需要学校在监护人不能或者不能很好地行使监护职责时代替监护人来履行保护未成年人人身安全的职责。因此,当家长为自己的未成年孩子在某所学校登记注册、交纳学费并把孩子送到学校时起,就意味着原先由家长行使的某些监护职责转移给了学校,学校成为未成年学生在校期间的监护人。这是一种较早形成的,并且有较大影响的法理学观点,也是民间较为普遍的观点。提出这一观点的一个主要理由是学校的特殊的社会功能和职业要求,决定了学校在保护学生身心健康方面具有不可推卸的职责,而这种职责与监护人的监护职责从内容看具有某种一致性。然而这一观点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区别,即学校与家长行使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权利。监护人的范围和监护权的取得都是由法律明文规定的,不容随意设立或变更。我国现行法律对监护权的产生设定了三种模式:一是基于身份关系原始取得。包括自然取得和指定取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16条的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自然是监护人;父母已经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力的未成年人的(1)祖父母、外祖父母、(2)兄、姐、(3)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朋友愿意承担监护责任,经未成年人的父、母的所在单位或者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同意的上列有监护能力的人担任监护人;对担任监护人有争议的,由未成年人的父、母的所在单位或者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在近亲属中指定。对指定不服提起诉讼的,由人民法院裁决。二是基于法律的规定设定取得:没有身份关系监护人的,由未成年人的父、母的所在单位或者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三是基于委托而继受取得。《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第22条规定:“监护人可以将监护职责部分或者全部委托给他人”。由上述监护权产生的前两种模式看,单位能够成为监护人的,应当是未成年学生父母的单位或未成年学生住所的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或民政部门,《民法通则》对此是采用穷尽列举的方法进行规定的,因此该两种模式已将学校排除在监护人之外。虽然监护权产生的第三种模式,可以使学校通过接受监护人部分或全部委托而取得监护权和行使监护职责,成为监护代理人(并非监护人),但不等于学生家长将学生送至学校学习,家长的监护职责就自然地转给学校。

   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监护关系是基于亲属关系而成立的一种私法关系,监护权是亲权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学校对未成年学生人身方面的监护职责从其内容看尽管与监护人的监护权有着某种相似之处,但其法律性质却截然不同。学校的这种权利是由《教育法》、《教师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的,是基于教育关系而成立的一种公法关系,是教育权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分清二者性质上的区别,就不能准确地解释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这种观点之所以难以成立,还在于这一观点会造成责任归结上的极大困难。因为监护人承担的监护职责是一种无过错责任,监护人即使尽了法定的监护职责,也不能免除他的民事责任。[1]①而学校所承担的法律责任,根据现行法律的相关规定,应当适用过错责任原则。

   2.部分监护职责转移说

   这种观点是对第一种观点的修正或限定。根据《意见》第10条的规定,监护人的监护职责包括:保护被监护人的身体健康、照顾被监护人的生活、管理和保护被监护人的财产、代理被监护人进行民事活动、对被监护人进行管理和教育、在被监护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或者与人发生争议时,代理其进行诉讼等。由此可见监护制度是通过设置保护人的监护职责对无民事行为人和限制民事行为人进行全面保护的一套制度,而学校的监护职责仅止于人身方面。因此为了使监护权转移说这一观点更加严谨,有学者提出了部分监护权转移说。这种观点的缺陷仍然是没有分清家长职责与学校职责二者在法律性质上的不同,因而不能准确地解释中小学校与未成年学生法律关系的性质。

   3.监护代理关系说

   这种观点认为,当家长把孩子送到学校上学时,即意味着家长把本应由自己行使的监护权委托给了学校,由学校代理本该由未成年学生的家长行使的监护权,于是在学校与学生家长之间形成了一种委托代理关系。监护权能否委托,《意见》第26条做了这样的规定:“监护人可以将监护职责部分或全部委托给他人。因被监护人的侵权行为需要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由监护人承担,但另有约定的除外;被委托人确有过错的,负连带责任。”这就是说,监护权是可以委托,由他人代理的。由此,该观点认为,学校与学生之间是以监护代理关系为基础的民事法律关系,学生家长是监护人,学校是监护人代理人,而学生是第三人。学校对未成年学生的监护权来源于学生监护人的授权。根据法律的规定,监护人要对未成年人履行监护职责,对被监护人进行管理和教育,照顾被监护人的生活,但监护人要完全、准确地履行这一职责是非常困难的。因此需要有专门的机构在监护人不能行使监护职责时或无法很好地行使监护职责时代替监护人来履行某些职责,尤其是对于只有专业人士才能完成的针对未成年人的教育职责。在这种背景下,就产生了学校。监护人将监护职责中适于学校履行的部分委托给学校,同时向学校支付学费、管理费以及其他各种费用;学校以履行教育职责为主,同时履行监护人授权的其他管理事宜。所以,学校只不过是代理监护人在履行某些监护职责而已。学校与未成年学生及其监护人之间虽然没有明确约定的合同存在,但是由于这种监护代理的绝大部分内容实际上已经由法律予以规定,亦即法律将监护人依法应履行的监护职责中适于且应该由学校履行的部分规定为学校的义务,因此双方可不再以合同形式表现权利和义务。不同性质学校监护代理的依据有所不同,公立学校取得的监护代理是指定代理,而私立学校取得的监护代理则是委托代理。[2]150-152

   那么学校与未成年学生家长之间是否存在监护的委托代理关系呢?《民法通则》第14条规定:“代理包括委托代理、法定代理和指定代理。”其中委托代理实是基于委托人授予他人代理权的意思表示而发生的代理。法定代理是因法律规定的身份或资格而取得代理权的代理,根据《民法通则》第14条的规定,监护人即是法定代理人。而指定代理是指是基于特定机构(人民法院或者其他指定单位)的指定而取得的代理权。然而,学校对未成年学生所实施的身心保护行为并非以监护人的名义,而是以自己的名义,从国家规定的教育目的和教育标准出发,以教育者的身份实施的行为,这显然不符合《民法通则》第63条第2款对代理的界定,即“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从现实看,学校对未成年学生所具有的教育权(包括人身方面的监护权)不是受托于家长,而是来自于教育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不是一种代理权,而是法定教育权的组成部分。不过,在某些情况下,家长与学校之间也会就监护问题产生某种委托代理关系。例如,寄宿制学校在课余寄宿期间对寄宿学生的人身监护就应当视为监护的委托代理,因为寄宿本身并不是国家规定的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法定内容,而是学校为了满足部分学生家长的特殊需要而提供的一种服务。但现在的问题是这种关系的成立尚无明确的形式。《民法通则》第65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的委托代理,可以用书面形式,也可以用口头形式。法律规定应当用书面形式的,应当用书面形式。”由于寄宿过程中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存在着较复杂的责任,并且经常会导致纠纷,因此应当把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的共同意思表示规定为这种关系确立的必要条件,这种与身份权紧密相连的监护职责转移必须有学校和家长的特别约定和必要的表现形式,而不是依主观推定,否则就不存在监护权的自然转移。

   4.契约关系说

   这种观点认为,未成年人父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以下简称《义务教育法》)规定的义务将子女送入学校,学校依据该法接受学生,他们都是在履行各自的义务。但是在履行法定义务的同时,他们之间也产生了一种关系。这种关系既不是行政管理关系,也不是一般民事关系,而是一种以特定权利义务为内容的契约关系,教育管理为其主要内容。《义务教育法》、契约和教育管理之间构成了这样一种相互关系:《义务教育法》引致契约关系的产生,契约又是教育管理的基础,而教育管理又是其内容。这大致如企业之间根据国家下达的指令性任务或者国家订货任务签订合同而产生的企业权利义务的关系。学校与学生之间的这种契约关系不是行政契约关系,不是身份契约关系,也不是物权契约关系,而是一种以债权债务为内容的契约关系。学生入校的事是意味着学生与学校之间产生了一种默示契约关系,这犹如乘客乘车一样,虽然旅客不会就安全问题与汽运协商,但契约中理应含有安全责任的条款。[1]还有的学者把学校与企业相提并论,把学校的办学活动看成是学校向学生及其家长提供的一项性质特殊的服务。由于学生人数众多,同时由于学校的规章制度具有公开性,因此学生及其家长与学校之间一般不需签订书面合同,而以学籍证明学校和学生之间的这种法律关系,因此学籍就是证明双方存在民事法律关系的契约。[2]147-149这种观点在国外也有人提倡,如日本学者室井力认为:“公立学校之利用关系与私立学校无异,应视其为民法上之契约,对义务教育可解为‘强制契约’。学校对学生之命令权或惩戒权,系利用学校的契约关系,为达成教育之目的,本质上教师应具有的权利,无碍其为契约之一种。”[2]149

   “契约关系说”之所以不能成立,在于它错误地理解了教育作为公益性事业的基本特征,把学校简单地等同于企业。事实上,在我国建构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为了明确地规范学校的行为,对学校保持着一种不同于企业等其他社会组织的法律监督。具体地说,由于学校属于公益性机构,因此,在独立自主办学的同时,一般都会对其权能做出必要的限制。在制度安排上,不把学校这种社会组织与企业简单地相等同,政府对学校的作用也不会因市场的介入而弱化甚至退出。对营利性组织举办的教育都要制定明确的法律规范,使教育这种公共物品在严格的条件下经过转化,进入市场,实现市场运作。营利性组织在进入教育市场时,其所具有的资格和能力与进入其他市场是不同的,因而所享有的权利也是不同的。特别是对寻求私益的行为都会做出必要的限制并保持有效的法律监督。所有这些特点都在通过一种确定性,即法律的形式而逐步地实现。

这样理解并不是完全否定契约关系在学校领域中的存在,事实上,在某些情况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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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教育学报》(京)201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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