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之琳先生去世将近五年，怀念之情一直萦回在我心头。亲承其謦?三十多年，我总想写点什么，但一提笔，往往又不知该从何说起。
我一九六三年考取卞先生的研究生，研究方向是英国诗歌。我清楚地记得，到当时的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报到时，一位领导告诫说：卞之琳是党内专家，但毕竟是从旧社会过来的，要注意师事而不盲从。这话本身并没有什么错，但我总感到话中有话，弦外有音。早在中学时期，我就拜读过他的诗作，知道他是一位进步诗人。大学时期，选读原文的《哈姆雷特》，我参阅过他精彩的译文和评论，知道他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莎士比亚的专家。研究生考试时，他亲拟的中译英题目中有毛泽东词作《浪淘沙?北戴河》，亲拟的文艺理论考题则是论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关于文艺作品与社会生活关系的那段话。这一切表明，他是满进步、满革命的。因此，对领导的告诫，我感到迷惑不解。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我才明白，他虽然长期追求进步，并在一九五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头上那个“资产阶级专家”的紧箍咒并未摆脱。
我同卞先生第一次晤面是在西方文学组的办公室。他清癯的面孔，灰白的头发，一副金丝眼镜架在鼻梁上，正是我想象中的学者派头。不知是因为我有点紧张，还是因为他家乡口音太重，他说的话，有好些我没有听懂。但是，至少有三点我还是听得明明白白的。一，报考他的研究生的人不少，最后只选取一人，希望我珍惜这一学习机会。二，研究所培养研究生的目标，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独立地进行研究工作。这需要从一开始就注意打好扎实的理论根基。为此，他给我开列了一个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到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经典作品的大书单。三，他是首次带研究生，如何教学，没有经验。学习主要靠自学，现在同研究人员一样在所内上班，毕业后就留所内工作。他强调：“你我实际上是同事，不必称老师。”
先生一席话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他虽是著名诗人和学者，但平易近人，坦诚待人。我遵照他的要求，不称他“老师”，而是像所内其他人一样称他“卞先生”。
学习开始，卞先生要我阅读的第一本专业书是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克里斯托夫?考德威尔的诗学专著《幻象与现实：诗源研究》。我理解，他想通过此书使我对一般诗的概念和英国诗的传统有个大致了解。说实话，对一个刚走出校门的人来说，要读懂这本语言艰涩的学术专著是比较困难的。我是硬着头皮读的，读后写了一篇读书报告。随后，先生就要求我按照英国文学史的顺序阅读主要诗人的主要作品。我首先阅读的是被誉为“英国文学开山祖”的杰弗里?乔叟的代表作《坎特伯雷故事集》。读后写了一篇比较长的读书报告。报告交上去，先生一直未予置评。我有点纳闷和不安。后听传闻说，所内对先生有议论，认为他带研究生“脱离实际搞纯学术”。这不由使我想起刚进所时的那番告诫，领悟到先生对读书报告不置评看来是有难言的苦衷。
不久，我的学习与研究课题就改变了。先生让我结合中国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运动，研究同时期在西欧出现的文人左倾现象。为此，他将自己珍藏的英国诗人兼学者约翰?莱曼评介奥登、斯蒂芬?斯本德、安德烈?马尔罗等左翼作家的专著《欧洲的新作》赠给我。可是，就在此时，研究组接受编写英国文学史的任务，先生作为组长不得不改变主意，要我也参加编写，负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英国文学这一章。这章的提纲甫拟就，又传来新指令，从文学研究所刚剥离出来建立的外国文学研究所，要“下乡办所”，到安徽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一九六四年十月，我们来到安徽寿县九龙公社。卞先生是公社“社教”党委委员，我做文件起草工作。在长达七八个月的时间里，我同先生朝夕相处，一起住草舍，一起喝稀粥，一起开会，一起下乡“访贫问苦”，甚至一起蹲茅坑。闲来无事时，我们无所不谈。他告诉我，他起初发表的那些诗作，大多是躺在床上构思，蹲茅坑时涂写在烟盒纸上，然后再慢慢修改。他上大学时生活困窘，有时靠挣点稿费买烧饼度日。也就是在这时，他受知于教授英诗的诗人徐志摩，作品被推荐到《诗刊》发表。先生对徐志摩满怀感激之情，总说“是他把我推上中国诗坛”。
先生给我讲述“令人高兴的事”：一九三八年，与何其芳、沙汀同赴延安革命根据地，在鲁迅艺术学院讲课，到晋东南“边观战边采访”，为后来写作战地通讯收集素材，为写作诗集《慰劳信集》酝酿情感。一九四七年，到英国牛津做访问学者，后隐居山乡埋头写小说，“淮海战役一声炮响把我唤醒”，急忙回国迎接新中国诞生。一九五三年，到浙江富阳农村体验生活，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与农民卞竺生结下终生难忘的友情。
先生也向我讲述“令人遗憾的事”：解放前，同张充和女士相识相交十多年，“不即不离，合合分分”，终因“志趣不同”，各走各的路。解放后，一直想搞创作，但写诗遭批评，写小说又苦于既没有生活也没有时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不得不钻进象牙之塔”，从事莎士比亚的翻译与研究。岂料，象牙塔中也不平静。他撰文就创立中国新格律诗提出一些意见，又遭到批评。他激忿地说，学术问题本来是可以相互切磋的，但是，有的人乱发议论，瞎起哄，根本就不讲理。
同先生在一起，多是他说我听。话说多了，他就自嘲“又犯自我中心的老毛病”，让我谈自己的经历和对一些问题的看法。通过一次次交谈，我觉得，师生之间常见的那种拘束与疏离之感逐渐消弭，一老一少两颗心贴得越来越近。
一九六五年六月从寿县回到北京，本拟重新开始学习，但领导上却通知我，要借调到中国作家协会参与筹备亚非作家会议事宜。我不知为什么作这样的安排，不想去，就向先生求助。在办公室里，他同我坐个面对面，一脸歉疚的神色。他感叹：“三年的研究生时间已过去两年。作为导师，我没有给你什么帮助，徒有虚名啊。”他透露，我今后的研究方向可能要改变。他解释说：“时下重视亚非拉。这次让你去作协，是为将来研究非洲文学作准备。”对此，我毫无思想准备，但在那个“绝对服从”的年代，我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一九六六年八月，开完亚非作家会议，我回到外文所。这时，“文革”风暴袭来，卞先生和其他老先生均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揪出来。一天，我看到他拿着扫把在扫地，照例喊了一声“卞先生”。他惊悚地抬起头，环顾四周无人，摆摆手，悄声说：“再不要这样叫。要划清界限！”说罢，像什么事都未发生一样，他继续干他的活。我木然伫立，不知说什么才好。我知道，他是一片好心，生怕连累别人啊。
一九六九年，我被正式调离外文所，从事亚非作家运动方面的工作。次年，先生去河南干校劳动。一九七二年下半年，得悉先生从干校回来，我前去看望。三年不见，他年逾花甲，满头白发，一脸沧桑。我满腹的话一时不知从何说起。倒是他老人家先问我：“你还好吗？”我知道，这简短的一声问候中隐含着无限的担忧。原来，我调离不久，所谓的“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就开始。所内很多人被列为“清查对象”，“逼供信”之下，蒙受沉重冤屈，遭受残酷迫害。我在另一单位，也遭外文所某人诬陷，未能幸免。卞先生远在河南，一直为我担心。现在，看到我安然无恙，他宽慰地说：“早就听说你顶住了压力，不容易呀。”
卞先生自己也“顶住压力”，遭受了一场“二茬苦”。他告诉我，解除“反动权威”的强制劳动不久，忽然有人贴出大字报说，所内有“一个隐藏很深的特务”，勒令他自己招供坦白。因没有人招供，又有大字报贴出来指斥说：“小卞，你还在装什么蒜！”当时，所内姓卞者仅先生一人。他不由犯嘀咕：莫非大字报是冲自己而来？可是，他一不是特务，二也不是什么“小卞”呀。最后，有人找他谈话，指称他在云南有一个反革命同伙，几次给他来信，黑话连篇。他矢口否认，遭到严厉训斥。后来查实，来信者原是一个崇拜“卞大诗人”、语无伦次的精神病患者，卞先生根本不认识他。一场“滑天下之大稽的闹剧”这才收场。
我们师生的这两场遭逢，先生称之为“在那个荒唐年代发生的荒唐事”。这样的事，他当然永难忘却。但是，他为人厚道，从不在人前点那些诬陷者和助纣为虐者之名。他只是慨叹：“没有想到，在社会科学院这样的中国最高学术机构里，有的人竟如此心术不正，如此不讲操守。看来，书是白念了！”
一九七三年初的一天，先生携夫人青林光临寒舍。我四岁的儿子打量着客人清瘦的面孔、稀疏的白发，误以为那位曾帮助中国抗日的著名加拿大医生重生，就冲他叫了一声“白求恩爷爷”。先生闻此连声说：“不敢当，不敢当。”青林和我不由都笑起来。落座后，先生告诉我，外文所领导希望我“归队”。可是，他认为，目前没有学术研究的环境，回来只能白白浪费时间。因此，他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就替我做主谢绝了。但是，他提醒我，今后不要把文学扔掉。我对先生的爱护表示感谢。后来，我调到新华社工作，对先生的嘱咐一直铭记在心。
先生对事业非常执着。每次去看望，我都发现他伏在书案上。夏日炎炎，汗流浃背，他仍在读书。冬天暖气不足，他把毛毯裹在身上，仍笔耕不辍。他写作极端认真，一丝不苟。每篇文稿，总是改了一遍又一遍。一九八七年在香港宣读的那篇论文《翻译对于中国现代诗的功过》，他早就托我帮助打印，但我几次去取稿子，他说还要修改。从最后交给我的定稿看，他至少修改了四五遍。他经常说，他写作是“慢功夫”，不大相信“倚马可待”之说。他惠赠我新出版的《英国诗选》时，一再感叹错漏太多。当时，他的手抖得很厉害，但执意亲笔在勘误表上再勘误。一九九七年底，他不慎摔倒住院，躺在病床上，仍托着一块木板写作。他说，来日无多，要干的事却很多，必须抓紧时间，抢时间。
先生一直关心国内外大事。我每次去看望，他总让我给他“说说形势”。晚年，他眼神不济，每天坚持拿着放大镜读报。一次，他来电话说，从《参考消息》上得知我前不久访问台湾。我当即过去，向他汇报在台湾的所见所闻。他特别对我提到的钱穆“素书楼”、林语堂故居以及胡适和傅斯年陵墓感兴趣。他告诉我，一九八○年结束访美回国时，他曾飞经台湾。后来，他作有《飞临台湾上空》诗一首，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胡乔木看到很欣赏，特来电要先生自译成英文。英文稿送去，一周后《中国日报》刊出。
看到先生行动越来越不便，我总想做点什么，为他老人家排难解忧。可是，他总是很客气，不愿烦劳别人。一次，青林同志告诉我，住房漏雨，几次反映也未得修。我提出通过内部途径把这个问题反映一下。先生婉拒说：“要是别人的事，你可以反映，我的事则不要。”我知道，他生怕这样做有“假公济私”之嫌。后来，他自己撰文《漏室鸣》发表，引起有关方面重视，问题才得到解决。又一次，他告诉我，文集已整理完毕，只是尚未找妥出版社。我知道出版文集是他余生最后一个心愿，就提出我可以找朋友帮忙。他还是那个态度：他的事，还是自行解决为好。后来，他自己同安徽教育出版社谈妥，心愿终得了却。
二○○○年十二月八日是先生九十大寿，外文所和出版社决定为他举办祝寿和庆祝文集出版集会。岂料，他于十二月二日上午溘然长逝。结果，祝寿会改为追思会。我在会上追念同先生三十多年的交往，深切地感到，无论是在治学上，还是在做人上，他都是我终生难忘的良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