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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强:杨联陞的学术转向及论学旨趣述论

更新时间:2015-08-09 23:50:09
作者: 安东强  

  

   【作者简介】安东强,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广州510275)。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文史之学,经历近代学术转承的蜕变之后,在逐渐形成一套新学术规范的同时,也出现多元化发展的形态与趋势。古今中外的众多学说与流派,不论其原为中西学的“主干”抑或“旁支”,均能在全国学术阵营中拥有一席之地,颇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气象。

   这对于学术新进而言,也难免有一番乱花渐欲迷人眼的苦恼,不知如何适从。受此影响,后学新进在最初窥测学术领域之际,由于不明中西学的渊源门径,往往喜欢新说,追逐巧径,不仅常采用后设、外来的框架和系统条理中国固有材料,而且热衷参与耸人听闻的热点问题、学界大论战的讨论。他们日后一旦得窥学术大道,辄捐弃故技,成为引领中国文史之学潮流的学术大家。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当属杨联陞。

   出身于清华大学的杨联陞(1914-1990),先是师从陶希圣、陈寅恪等学人,由经济学转向中国文史之学。其后,他赴美国求学,又转向欧洲汉学的立场,活跃于二战后的国际汉学界,被誉为伯希和之后唯一能担当国际汉学警察的学者。杨联陞因缘际会,既亲眼见证了二战前后的国际汉学界重心与做法转移的进程,又亲身参与了美国的汉学(中国学)研究的转折过程。他屡屡撰文评介海内外学人的中国文史论著,并为美国学术同人的研究把关,不仅以“媒介”的身份将中国文史之学的优良传统引向海外,而且能够沟通域外汉学界,为提升战后海外汉学界的整体水准作出了重要贡献①。

  

   一、转向汉学立场

  

   1945年9月10日,身处美国的杨联陞获悉胡适即将出任北京大学校长,遂去函祝贺,一方面为中国学界的前途道喜,另一方面则提出整顿战后史学界的方针:

   我觉得中国的史学界需要热诚的合作跟公正的批评。到现在为止,多数的史学同志,似乎偏于闭门造车。谁在那儿研究什么,别人简直不清楚。在同一机关里的人还好一点儿,离开远一点儿的人就连影儿都不知道了。学术界的发现发明,似乎不必像原子炸弹一样的“只此一家”……中国需要很多像伯希和一类的“汉学界的警察”。②

   杨联陞表示,在战后学术重建的问题上,其愿意惟胡适马首是瞻,且甘愿做冲锋陷阵的马前卒。他直接针对的对象,即是战后乱象纷呈的中国学术界。之所以有此抱负,主要还在于杨联陞经过长期的学术训练,个人的学术训练转向早年欧洲汉学的立场,成为“十八般武艺件件稀松”的“杂家”(引者注:杨对欧洲汉学者的戏称),“很想利用这个杂劲儿多交几个朋友,在学术界作一名‘联络兵’”③。虽然他故作谦词,但是明眼人不难发觉其志向何等远大。

   值得玩味的是,杨联陞赴美留学的初衷,本是向西方新兴的社会科学化的史学方法取经,却最终回到欧洲汉学的旧立场,其间缘由耐人寻味。

   1933年,杨联陞同时报考了清华大学经济系和北京大学国文系,虽然获得两校的录取,但是听从了家人意见,以为“经济切实”,遂就读于清华大学经济系。在清华大学期间,他修完了经济系的必修课程,也具备了社会科学训练的基本素养。除此之外,由于个人的兴趣爱好,他比较多选修中国文史的课程。

   杨联陞走上文史之学的道路,最初深受历史系陶希圣等学者的影响,故偏重研究中国社会经济的问题。当时中国的学术界,在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的影响下,陶希圣等人以《食货》半月刊为中心,组建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重要阵营。由于陶希圣和《食货》同仁的影响,杨联陞开始走向中国经济史研究,并为《食货》撰写文章。多年后,杨联陞屡次提及陶希圣与《食货》同仁对他学术研究的引导之功④。在晚年回忆中,他直言:“陶师与《食货》诸君,对联陞皆有影响,经济史之转向,实发于此。”⑤

   大论战背景下开展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往往好谈中国社会性质等大问题。尽管杨联陞批评他人不重史实而重概念,其实自身也难免流俗。1935年,他在选修陶希圣的课程时完成的《从四民月令所见到的汉代家族的生产》一文,刊于《食货》。该文提到汉代农民身份问题,“妄用奴隶社会一词”,后来遭到日本学者指摘。1984年,杨联陞在讲演中对此事直认不讳,却又辩称:在1936年《清华学报》(第4期)上撰写的《东汉的豪族》,“已引‘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试证其时奴婢[不自由人]不如徒附[半自由人,包括客与略后之部曲]之多,可能相差十倍,已经不再用奴隶社会这一类的模糊概念。奴与客的比例要实事求是,不应用框框乱套”⑥。这一番辩白,意在说明他在大学时已意识到历史研究不要轻易套用概念。

   这一转变应与他大学时代的另一位恩师陈寅恪有关。根据他早年论文与晚年回忆来看,事实可能是:他进入经济史研究的引路人是陶希圣为首的《食货》同仁,但在选修了陈寅恪的“隋唐史”后,受益甚大,治学取向逐渐向陈靠拢,最终在陈的指导下完成了毕业论文《从租庸调到两税法》的写作⑦。

   尽管杨联陞对陶、陈二人始终未作直接评判,但是综合来看,他在治学领域上较多受陶希圣影响,而在研究取向上则更多得到陈寅恪的指正与熏陶。杨联陞的弟子也曾撰文称:“早年在清华时期,他已从陈寅恪治隋唐经济史,毕业论文(关于中唐的税制)便是在陈的指导下完成的。他的专业是中国社会经济史,因此也接受了陶希圣以礼会科学治史的主张。”⑧实际上,杨联陞大概先接触陶希圣以社会科学治史的主张,而后逐渐接受了陈寅恪的学术主张。

   以社会科学方法研治中国文史之学,有助于跳出中国既定思维的一些窠臼,时有意外的惊喜与斩获。不过,等而下之的研究者难免用外来或后出概念简单地框套中国史事。这种学术乱象在美国新史学传入中国之初比较盛行。对于此类学术现象,陈寅恪时有直接或间接地提出尖锐的批评。1931年5月,他在《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的演讲中说:自然科学尚处于“聊胜于无”的境地,“至于本国史学文学思想艺术史等,疑若可以几于独立者,察其实际,亦复不然。近年中国古代及近代史料发见虽多,而具有统系与不涉傅会之整理,犹待今后之努力”⑨。换言之,他认为当时中国文史之学的现状,要么缺乏统系,而稍具统系的研究则往往滥用外来或后出的概念。

   因此,陈寅恪对杨联陞在《从四民月令所见到的汉代家族的生产》文中用“奴隶社会”概念的做法,同样持反对意见。

   在清华大学的后期,杨联陞与陈寅恪过从甚密,获益匪浅。据称,他在课内和课外向陈寅恪请益很多,在课前“每得在教员休息室侍谈,课后往往步送先生回寓,亦当造寓晋谒”⑩。此外,他也得到被陈寅恪赞誉有加的张荫麟的赏识,“常去其家”(11)。听闻高论之余,杨联陞结识了周一良(时读燕大)、俞大纲等同辈学子,并与周一良奠定了友谊。此后,杨周二人在北京谈学论道,又同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两人的博士论文题目虽然差异明显,风格与路数却相当一致。学院化进程中的近代中国学术转型,许多真正的师承授受往往不限于校园内外,早年的周一良一直被认定为陈寅恪学问的继承者。因此,杨联陞与周一良相似的治学风格与友谊,可以佐证陈寅恪对杨联陞学术取向的深刻影响。

   此外,以“教外别传”自居于陈门弟子的唐长孺对西晋占田制的考释,与杨联陞在博士论文《〈晋书·食货志〉译注》中的注释一致,屡被学者提及,以为学术巧缘。事实上,具有同等学识的学者,用同样方法研究同一材料,结论往往相同(如陈垣与伯希和关于元代也里可温教入华史实的考证),早已成为学界美谈。如果从陈寅恪治学方法的传承而言,唐自承陈门“教外别传”,杨曾亲炙于陈门,两人关于“占田制”得出同解的这个巧合,就不是偶然,而为当然。

   “七七事变”之后,在钱稻孙和贾德纳(CharlesSidneyGardner)的帮助下,杨联陞赴哈佛大学攻读学位。受钱、贾二人的影响,杨联陞在日语、英语、法语方面得到提升(12)。贾德纳的博士论文是《清史稿康熙本纪译注》,仍是早年欧洲汉学一脉的做法。当时,哈佛大学的汉学研究大概仍在这种学术风气的笼罩之下。这也影响到杨联陞的论文选题。

   1943年10月26日,杨联陞致函胡适讨论自己的论文选题:“系里的规定是以翻译为主。可是很难找适当的材料。想译《宋史》〈食货志〉的一部分,全译太长又似乎没有意思。您想自汉至宋的史料之中,有什么相当重要而不甚难译义不甚长的东西吗?(比方《徽宗纪》,要译注好了很有意思,可是似乎头绪太纷繁了。”(13)胡适曾推荐《颜氏家训》,但杨以为已经有人译过,又曾对《陆贾新语》及曹操传、诸葛亮传有过尝试。“后来忽然想起一段简短而自成片断的文字,就是《晋书》〈食货志〉,同Ware、Elisséeff商量,都觉得还可以,暂时就算定了。译注之外,加一两章引论,讲《晋书》本身同几个经济史上的重要问题。”(14)尽管余英时认为杨所接受的西方汉学主要是在技术的层面,真正继承并发扬的是20世纪在中国发展起来的文史研究传统,但正是通过对《晋书·食货志》的译注,杨联陞在治学方面与法同汉学正式接轨。

   杨联陞学业有成之际,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受战争影响,汉学界也进入失范的状态。杨联陞目睹学界乱象,有心学习伯希和以汉学警察扭转学风的前例,从1940年起的十年,用力打入西洋汉学界(15)。素来重视北大出身与“正统”学风的傅斯年,也认为杨联陞可由北京大学或历史语言研究所拉拢,加入抗战后振兴北大学术的人才阵营(16)。美国学者贾德纳引领他拜会学界老辈时,“每以汉学界前十名相期”。1951年,杨联陞旅欧拜会欧洲汉学前辈,“颇为各国汉学耆宿所重,法国戴老(戴密微)曾以少年辈第一人相许”(17)。正如前引杨联陞致胡适的贺信,他“最初的目标,不仅是美国的中国学界,而包括抗日战争结束后的中国学术界”(18)。然而事与愿违,杨没有能够回国实现他的志业,却在美国一留再留,最终成为旅美华人学者,将他对中国学界的抱负贡献给二战后的国际汉学界,尤其是在美国兴起的中国学研究。

  

   二、教洋人读书

  

   20世纪后半期的西方汉学界内部发生重大变化,一改前期“重古代和文献学(或语文学)方法”,转向“重近现代和社会科学(含人类学)方法”(19)。而二战后的西方汉学界,以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崛起最为突出。杨联陞适逢其会,不仅处于西方汉学界内部转向的潮流之中,而且是美国汉学界崛起的参与者与见证人。

杨联陞早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期间,他已经密切注意美国新兴汉学研究的动向,并不时用书评或者翻译讲义的形式向国内学界进行介绍(20)。他到美国不久,便注意到“近几年来,美国学者对中国经济史,颇多注意”,如普林斯顿大学的NancyLoeSwann博士在译注《汉书·食货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PheaC.Blue女士译注了《隋书·食货志》,以及身在哥伦比亚大学的魏特夫(Willfogel)及其追随者合译了《辽史·食货志》等等。1943年,他专门评介了韦尔柏(C.MartinWilbur)的《前汉奴隶制度》,认为该书“论述部分主要贡献在于扫除有些人以为汉代是奴隶社会的误解”,“作者的议论,大体上是妥当的,因为把秦汉当作奴隶社会,不过是公式主义者的一种附会,本没有历史上的根据。西周以前,史料不完备,我们不能妄下断语,东周以后,在中国从没有以奴隶为生产中心的社会,已经是一般史家所公认的事。不过作者从各方面作详尽的分析,使这个论断更加有力,是我们应该推许的”(21)。这篇书评,似乎也是他在反思早年以“奴隶社会”界定汉代社会的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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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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