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枕戈访林安梧:蒋庆和陈明上了李明辉的当

更新时间:2015-08-06 23:47:31
作者: 枕戈   林安梧 (进入专栏)  

  

   5月30日、31日和6月1日,台湾慈济大学宗教与人文研究所所长、台湾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林安梧教授分别在长沙天心阁、中南大学、岳麓书院作了不同主题的演讲。

   林安梧先生谈了近代以来曾左捍卫道统、一代一代书生领军领政的湖湘人文之盛况,并谈及当下台湾的“湘水余波”——马英九、宋楚瑜、刘兆玄、龙应台等皆为湘人后裔中的翘楚、台湾政界文化界的豪杰,为中华文明在台湾另开生面,确为世所罕见,不禁感慨系之。而林先生的硕士论文研究的是明代大儒王船山的学术思想,博士论文研究的是民国大儒熊十力,他与湖湘(湘楚)人文精神的联系,亦可谓深厚。

   在演讲中,林安梧先生对中西文化差异作的譬喻,给湖湘学子留下深刻印象:“筷子”文化代表的是中国文化,“叉子”文化代表的是西方文化;“筷子”与“叉子”充分体现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筷子是主体通过“筷子”这一中介连结客体,使主客体达到均衡和谐后,方能举起客体;而叉子是主体通过“叉子”这一中介,使主体强力侵入客体,达到控制客体的目的。由此可见林先生的中华文化情怀。

   针对今年上半年大陆新儒家与港台新儒家的论战,本人原欲邀请林安梧先生与大陆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儒家宪政”的首倡者杜钢建老师,举行一场“大陆新儒家与港台新儒家对话”的活动,以消弭其中的差异和误解,达到两岸儒家融合的目的。遗憾的是杜钢建老师其时不在长沙。于是,本人针对大陆新儒家和港台新儒家的种种问题,对林安梧先生作了访谈。

  

   一,新儒家的历史回顾:应对“西方文明”的挑战

  

   枕戈:我今天谈新儒家,先还是对于历史稍微作点回顾。有人说宋朝理学,已经是新儒学了。是否可以这么理解,所谓新儒学,就是本土的儒家文明面对西来文明的挑战产生的结果,佛教文明可以算是“西来的文明”,希腊文明和希伯来文明当然更是“西来的文明”,这是两次“西方文明”对中华本土文明的挑战。

   林安梧:一般来讲,研究中国儒学的,就把先秦儒家称为“原始儒家”,把宋明的儒家称为“宋明新儒家”,把熊十力、马一浮、梁漱溟、张君励到唐君毅、牟宗三以下的儒家称为“当代新儒家”。所以儒家的脉络就是先秦儒家、宋明新儒家、当代新儒家。宋明新儒学可以说是面对佛教文明的挑战回应的结果,在回应中自己有了进步。当代新儒家就是继续面对更遥远的西方文明的挑战。

   当代新儒家,从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张君励往下谈,最主要是面对民国初年以来五四运动彻底的反传统主义,造成了所谓“存在的意义”的迷失,为了克服这种存在意义的迷失,开始提出一些新的可能,希望在理论上有所建构。

   一般我们是顺着张灏,张灏针对五四运动,在上个世纪很早的时候就写了一篇文章,是《新儒家与当代中国的思想危机》。我们把视野放得更宽一些,这是一个文明的碰撞所慢慢导生出来的结果。我想这个文明的碰撞就是跟西方文明的碰撞,从鸦片战争以来就开始了。

   枕戈:今天林老师正好在我们湖南。按照这个脉络,“新儒家”跟我们湖南人太有关系了。因为宋明理学的开山鼻祖是湖南人周敦颐,不知道台湾那边是不是这么认同的。周敦颐融合了儒释道三家嘛。到了明朝时又出了一个大人物——王船山。

   在这之前,我与伍继延先生也做过一次访谈,也是谈新儒家。他认为,要谈新儒家,可追溯到王船山。为什么?因为宋明理学到了最后“空谈性理”,不能应对满清铁骑的入侵,所以王船山就全面反思中国的文化,更关键是王船山经世致用的思想启发了后面的曾国藩这一批人,逐步引入了西方的器物文明、工商业文明、制度文明,把中国带入了近代化、现代化。那次我访谈的题目叫《新儒家要从曾国藩谈起》。

   林安梧:王夫之的确是非常伟大的,他一直是我研究学习的导师。你说当代新儒家要从曾国藩谈起,这各有不同的提法。

      宋明理学之后,顾黄王三大儒是很值得重视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个人的影响都很大,在儒学的造诣方面黄宗羲和王船山的影响可能比顾炎武大。顾炎武是影响到整个清代的考据之学。王船山影响到后来的曾国藩,而曾国藩虽然也读了很多王船山的书,但曾国藩的学问其实一般,并没有自己特别的理论创建。所以你说当代新儒家要从曾国藩谈起有点嫌早,我想当代新儒家最主要是去面对近现代西方政治社会的变迁,当然这种变迁从曾国藩已经开始了。

   如果从曾国藩说起,那么康有为、梁启超都应该算新儒家了,那就有一大堆人物了。一般来讲,我现在记起来,我在二三十年前讲中国当代哲学,基本上是回溯到那个年代,康有为、梁启超势必要讲到。

  

   枕戈:我和伍继延先生认为当代新儒家要从曾国藩谈起,这个话说得还是比较有弹性的。只是认为应从他那里谈起,而不是认定曾国藩是当代新儒家的开山鼻祖什么的。因为这个新儒家是面对西方文明的挑战,而恰恰从曾国藩开始搞新洋务运动,是以西方的工商业文明为着眼点的。因为中国的古典文化应该说是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之上的,在这种文明之上延伸出了相应的文化形态,比如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敬天爱人、众生平等。

   从曾国藩开始,中国的确是面对一个全新的文明,还不仅仅是佛教文化,佛教文化其实早就融入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了。而西方的工商业文明以及民主自由的现代政治文明理念,对中国来讲是完全不同的一种文明。他是从这个角度认为应该从曾国藩谈起,因为从他开始,已经把大量的西方的东西引进来了。

   林安梧:我想这也是可以的,要看怎么断代。

   如果你要这么说,从宋代的理学到明清,一直到现当代,的确周敦颐、王船山、曾国藩都具有关键性的影响力,代表了历史的非常重要的转向。像曾国藩打败了太平天国,兴起了洋务运动,引进西方的东西,虽然他的思考基本上还是传统中国文化的思考方式,但是他显然已经在努力地接受西方的东西。

    枕戈:刚才我们谈了三个人——周敦颐、王船山、曾国藩,这三个人都跟我们湖南人,与湖南有密切的关系。作为外乡人,您会不会觉得我们湖南人有点自恋?

   林安梧:(笑)这个无所谓,任何一个地方一定会强化自己家乡的先贤,这是很自然的事。

   枕戈:其中有这么一个原因,宋朝开始,中华文明的中心逐渐南移,湖南的确成了一个文明中心,湖南人近代以来的表现不用说了。接着,中华文明进一步向沿海乃至港台、海外扩散,才有了今天大陆新儒家与港台新儒家的新格局。

   譬如您在中南大学演讲时,也说到台湾的很多政治文化人物如马英九、宋楚瑜、刘兆玄、龙应台等等,都是我们湖南人的后裔,可看作“湘水余波”吧。而马英九、刘兆玄都倡导王道政治,都是尊儒的。

   林安梧:好些台湾名流都是湖南人后裔。湖南人有个特征,讲究经世致用,强调笃行实干,什么事情先做出来再说。从立德立言立功的角度,湖南人更重事功,这无妨也是梳理新儒家的一种方式。

   曾国藩虽然没有理论方面的建树,但若从事功的角度讲,他显然可算近现代以来首屈一指的儒家人物,政治、军事、工商富民都有建树,更重要的是他确实把中国带入了近代化,康梁都为之逊色,而更多的新儒家人物,基本上都还只是描绘理论蓝图,“纸上谈兵”。

  

   二,大中华文明视野:儒释道的互通互融

  

   枕戈:之前我发了一个微信给您,表达了我自己对中华文明的认识,这个跟大陆新儒家一位代表人物杜钢建老师有关。他提的一个观点是,“儒释道都源于上古湖湘文化”。这个湖湘,当然不是指的现在的行政区域湖南,而是长江流域的一个文明区域。

   这是建立在最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基础上的。不知道您有没有关注这方面的考古。原来大家都认为中华文明是以黄河流域为中心,上下五千年,只有五千年,如果从夏商周算来,中华文明只有4000年。如果不突破黄河流域文明中心论,中华文明的历史很难再向前拓展。

   但是根据最新的考古,长江流域以两湖为中心的文明远远超过五千年了。湖南有三大考古发现,常德有个古老的城头山城市遗址,大概有6100年;怀化有个高庙,大概有7800年;永州有个玉蟾岩,那里已经有人工栽培稻、陶器了,年代超过了14000年。所以这是对整个中华文明的一个重新认识。

   林安梧:长江流域的上古文明确实让人耳目一新。包括四川的三星堆文明,都有近5000年历史。

   中华大地是怎样统一在一块的,现在变成一个新的课题,显然不是我们以前所认识的。其实整个中华大地到处都有文明。现在还有很多资料在挖掘中,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到,以前我们对于古代历史的认识有所偏差。可能南方很早就参与了中华文明的进程。

   谈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比如现在谈西周时,其实南方现在出土的一些东西,说明以西周初年的国力、国势所具备的文明,南方也都有。这是一个怎样的过程,很复杂、很难理清。我想这可能会引发我们对整个中华文明的重新理解,乃至对整个世界文明的重新理解。

  

   枕戈:建立在对中华文明重新理解的基础上,我认为远古时代,中国的道文化、道家文化应该是发源最早最悠久的,可以追溯到太昊伏羲。杜钢建老师概括为上古湖湘文化是“修道文化”、“修炼文化”。中华文明在长江流域的巫文化慢慢过渡到理性文化,这个理性的文化就可以叫“道文化”,因为我们平常谈到文化,就叫求道、修道。

   这样,以上古湖湘的修道文化为核心,在南方发展的本土文化就是道家文化,往北发展就成了儒家文化,往西发展到四川、青藏高原、尼泊尔乃至更西的西方,就成了佛家文化。我个人认为是一步步传过去的。有基因考古学分析,释迦牟尼其实是古羌人,羌人其实是我们西边的一个少数民族。最近,著名矿物学家、考古学家张如柏为首发表了文章《四川广汉古蜀国惊现佛像实物及佛像载体的重大意义——对佛教起源的新思考》,再次验证了杜钢建老师的这个论断——有人概括为“佛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出口转内销”。

   所以说文明是有一个共同的起源,但是它在不同的地域,在南方发展成道教文明,在北方发展成儒教文明,在西方发展成佛教文明。

      林安梧:我们讲巫祝信仰、巫史信仰,这是是非常早的。我们在原始部落里还可以看到巫,甚至在我们的少数民族里至今还保留着。

      你在云南、贵州等地可以看到傩文化,其实跟整个中国古代的文明是连接在一块的,不是断裂的。很多少数民族的巫文化保存着,华夏文化传到那里后,又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我记忆里很深刻的一次,在丽江看到有人进行纳西鼓乐演奏,我也买了一些光碟回去看。我心里想,这纳西鼓乐像极了汉乐,甚至可以说就是华夏族的音乐。其实这很像我们在闽南听到的一些古乐,而且有一些是古时候道教的音乐。

   它是更加原生态的华夏文化。这是怎么一回事?都是从中原文化传过来的?恐怕不是。它就是在这样的地方生长,生长以后跟中原文化互动。所以,我认为对中国的整个文化的理解,应该是多元发生论,多元发生、交流、互动、生长,就是各个地方同时并起,在互动过程里交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jiang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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