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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义桅:国家安全特性的变化与研究困境

更新时间:2015-08-04 22:04:52
作者: 王义桅 (进入专栏)  
也就是“安全文化”领域,最为稳定。如上所述,安全自在矛盾及不同安全观念是导致安全冲突与合作的根深蒂固的源泉。冷战的结束和两极对抗格局的崩溃,不仅极大改变了国际力量对比,改观了国际秩序,而且对传统国际关系观念与思维形成了强烈的冲击。

   安全观念指对国际安全的主观认识,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国际安全面临的威胁来源,二是构成国际安全的基本条件,三是维护国家持久安全的方法。(注:阎学通:《中国的新安全观与安全合作构想》,《现代国际关系》1997年第11期。)从威胁来源来说,冷战结束以后,威胁国家安全的既有国家化因素,更有领域化因素,也就是不仅仅源自固定的国家(敌对国),更源于经济、环境等领域,具有综合性,而且日益模糊、不断变动。从威胁属性来说,国家安全的威胁不断中性化。说到底,冷战后国家安全的威胁在于一体化与分散化的本质矛盾,政治多极化、经济集团化(区域化)等便是这对矛盾的理论表现;东南亚金融危机则是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家(国际、地区)安全受到破坏的一个典型例证。其次,从构成国际安全的基本条件来说,传统安全观着眼于实力优势、军事同盟与文化意识形态上的同一性。冷战结束以后,国家安全主体不仅包括国家自身,而且超越国家自身局限,具有将各个国家连为一体的“共同安全”属性。此外,从国家安全生长的环境讲,国家安全越来越倾向于以多边方式,通过和平与外交手段来获取与强化,以保证持久安全,尽管其中也有一定的反复。科索沃战争是力量对比极其悬殊的机会主义的战争(进攻方采取的是空袭形式,而且并未宣战,不同于传统的战争),最终仍以维和的形式解决战争所要达到的目的。再次从维护国家持久安全的方法来说,传统安全观认为一国安全可以建立在侵害他国安全的基础上,可以建立在同盟体系战胜敌对体系的基础上,而全球性危机使人类在一定意义上失去了固定的敌人,同时面临着共同的挑战和威胁。冷战结束以后,人们确立了“合作安全”的思想,认识到只有以争取政治经济的全面可持续发展、确立相互依存观念、以合作求安全、建立良好的国际制度,才能共同解决人类生存与发展所面临的环境安全问题。北约东扩、日美安保体制的加强不应简单理解为传统同盟关系的强化,相当程度上是有关各方着眼于应对新安全威胁挑战的结果。故此,这些同盟的强化,不仅是安全关系的强化,更是利益关系的加强。

   概括起来,新的安全观从主体上说是“共同安全”,从客体上讲是“综合安全”,从过程上看是“合作安全”,从其生长环境而言则是“多边安全”。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历史告诉我们,以军事联盟为基础、以加强军备为手段的旧安全观,无助于保障国际安全,更不能营造世界的持久和平。这就要求必须建立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安全观,并积极探索维护和平与安全的新途径。……新安全观的核心,应该是互信、互利、平等、合作。”(注:江泽民:《推动裁军进程,维护国际安全——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的讲话(1999年3月26日)》, 《人民日报》1999年3月27日,第1版。)这就指明了维护国际安全的政治基础、经济保障与正确途径。“平等”主要针对安全主体来说,它表明“安全必须是各国的普遍安全,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强弱,都有享受安全的平等权利”,也就是各国应追求“共同安全”;“互利”则由安全客体而引申——安全本质上是一种“综合安全”,对各领域安全的追求其结果应使得大家获得互利互惠的安全,形成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的良性互动;“合作”当然是从安全实现过程来讲的,即各国应信守“合作安全”的承诺;“互信”总体上是从安全环境而言,它强调了“建立信任措施”(CBM)的重要性,而这往往通过“多边安全”的形式来实现。

   总的趋势是,国家安全一方面有日益软化和低级化之势,这与国家间政治向全球政治不断演变及高级政治(权力政治)日益让位于低级政治(权利政治)等趋势可谓一脉相承,另一方面又遭受到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的威胁。多极化的深入发展,致使建立新的安全观念不仅成为必然而且变得可能。总之,时代矛盾的变迁导致国家安全观从以往的可分离安全观、竞争性安全观、狭窄式安全观与相对安全观不断转向普遍、合作、综合与制度型安全观。新的安全观强化了政治理想主义认识,代表了未来人类发展方向的崭新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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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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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观察》(沪)2000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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