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中国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香港和澳门也已宣布将为此于9月3日放假。在这个历史时刻，我们应该更加关注二战期间日本对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人民犯下的战争罪行，因为日本至今不能充分认清并勇敢承认自己犯下的战争罪行。

荷兰作家伊安·布鲁玛(Ian Buruma)在《罪孽的报应：德国和日本的战争记忆》一书中指出，决定一个国家命运的不是种族的或文化的固有本质特征，而是政治结构。他在分析日本不能像德国那样悔罪的根本理由时一针见血地指出，“没有对政治责任——准确地说，是对战争与和平的责任——的承担，日本就不可能产生一种面对过去的成熟态度”。

我们可以从四个与战后政治有关的方面,来比较德国与日本在悔罪问题上的巨大差异。这四个方面都涉及战后日本人对战争性质的认识和国家认同。它们分别是：一、政体的改变和国民的政治成熟;二、民族主义的影响;三、确认加害者和受害者;四、天皇制度与希特勒纳粹极权。这四个方面都与日本不愿悔罪或根本觉得无罪可悔有关。

首先，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改变主要是通过国家内部的力量发生，抑或由外部力量逼迫而发生，对国民的政治成熟有不同的影响。德国战后的政体重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德国人自己主导的，1949年，德国法学家起草了《德国基本法》。1954年，尽管国内仍然留有西方大国的驻军，西德正式成为主权国家。德国通过了一部紧急状态法，授权自己掌管本国防务。除柏林以外，占领已正式宣告结束。但在日本，从某些方面看，军事占领至今仍未完结。战后日本的宪法是由美国出于自身利益主导的，这就造成了德国与日本在战后政治发展和国民政治成熟的差异：德国战后有明显的政治文化断层，德国人通过广泛而积极的讨论，在政治上迅速成熟起来，相比之下，日本人则一直处于政治幼童阶段，迟迟没有成熟起来。

第二，战后的日本无法像德国那样从民族主义的自我认同转变为对立宪政治共同体的认同。日本的浪漫民族主义原本受德国影响，战前的日本同德国一样，以知识分子和政客为首的精英人士感到有必要借助浪漫民族主义，来抵消某种民族自卑感。当时引进费希特的有机民族主义(organic nationalism)理论是为了振奋日本人的自尊心。战后，德国人接受宪法爱国主义，认同的是宪法而非浪漫主义想象的“民族”。因此，正如布鲁玛所说，“这两个民族在彼此身上都看到了自己吹嘘的品质：尚武精神、种族纯洁、自我牺牲、严于律己等等。战后，西德人竭力想要摆脱这种形象，日本人则不同。这意味着，任何对昔日日德联盟抱有眷恋之情的想法，在德国很可能让人感到难堪”。

第三，日本不悔罪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受害者”心理。布鲁玛指出，“日本人就算要讨论战争，通常也是指和美国的战争。许多对侵华战争持强烈保留态度的日本人在1941年听到日本进攻美国后，心中都洋溢着爱国主义自豪感”。许多日本人认为，原子弹清洗了日本的战争罪孽，使日本人获得道德权利，可以审判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这种态度成为日本所谓“和平教育”的基调，它将国家罪孽变成了美德，在与他国相比较时，几乎成了日本道德优越的记号。这种历史短视使日本看不清自己的战争罪行。

第四，天皇体制是日本浪漫民族主义的核心要素。在德国，第三帝国走向覆灭是历史的一个断层。但是，日本没有这个断层。在天皇被迫放弃神圣地位后，统治日本的大抵还是同一批官僚和政治精英。由于日本不存在类似纳粹党的组织，没有希特勒式的元首，日本军国主义就被归咎为“封建”文化和武士道精神的恶果。东京审判免除了天皇的战争罪责，也就免除了几乎所有以天皇名义作恶者的罪责，因此，正如布鲁玛所说，“尽管战后德国的纳粹领导层被一锅端，但反观日本，不过是少了几位海、陆军将领罢了”。

抗日战争虽然已经胜利70年了，但是，对千千万万当年的受害者来说，历史的正义尚未到来。这时候，纪念便成为一种对正义的期待和呼唤，持续地坚持，直到日本认清和承认它的战争罪责。

(作者为加州圣玛利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