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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戍:中国知识分子眼中的纳粹奥运会 ——以储安平的奥运系列报道为例

更新时间:2015-08-02 17:54:31
作者: 韩戍  
并“冲动得几乎掉下泪来”。[31]

   中国洗刷百年耻辱,以民族团结的姿态来面对一触即发的对日战争,实为时代的必然要求。然而,将中国的复兴与纳粹德国崛起相提并论,只能是一种错置的比对。德国虽然失去一战前的殖民地,但殖民地本是夺取自其它国家,与中国的东三省绝不相同。中国的崛起应当是和平、文明的崛起,而非追求霸权的崛起,必须警惕国家理性的自我魔化和权势扩张。[32]储安平未能意识到,中德两国的历史问题、现实情况与未来的道路,表面上虽然类似,实际却有根本性的不同。

   (五)沉迷于极权美学的荣誉

   纳粹使用各种手段,以团体意识取代个体价值观,将个体划分到具体的纳粹社团或附属组织中。希特勒又设计了独创的仪式,包括行军方阵、万人集会、庆祝活动等方式以击溃个体性。有学者形容:“狂热的集体陶醉剥夺了个体的理性和意志。在辉煌的场景中,或者在明亮的太阳下排列完美的冲锋队编队中,纳粹政权成功地复制了自己的最高理想,即一个掠夺者的国家对弱者不会显示出任何怜悯的理想。这是从古老的亚述帝国之后,世界再没有看到的邪恶之美。”[33]

   柏林奥运亦是希特勒运用极权主义美学的集中表现之一。从场馆建造、传递圣火到开幕式、闭幕式,无不经过精心安排,隐含着纳粹表达其极权美学的意旨。比如,巨大体育场的建造,为强调人民共同体的感觉。首创圣火传递为虚构日耳曼民族与希腊血缘上的传承。[34]奥运开幕式上,四千个女青年、七八百个男青年表演架营、舞旗、古战,以宣扬军国主义传统。这些场景又通过御用导演的编排、剪切、制造,以尽善尽美的面貌传递给全世界。[35]种种宏大的仪式,视觉与感觉的冲击,渺小的个体消弭于强大的整体之中,身处其中的个人会感觉到重新充满活力、获得解放甚至得到拯救。

   正如储安平认为:

   “我们去体受开幕闭幕时这种伟大庄严的空气,实在比我们平时去看任何一场比赛,为更有意义,更有价值。我们在比赛场中,充其量看到技术上的优美的表演,我们在这开幕闭幕礼节举行时,才看到人类最高的情绪。我真觉得光荣,我能够成为这几十万人中的一个,参加在那有几十万人的盛典之中。欢呼时就像夏夜的骤雨洪雷,寂静时几十万人就像完全停止呼吸一样。这情景是何等的肃穆。这时候我们的感情是何等的高尚。”[36]

   所谓感觉到感情庄严、高尚、光荣,正是纳粹所要达到的效果。意识到光荣与个人的渺小之后,在伟大领袖的引领下,便很自然地愿意为某些“庄严”的集体主义事业献出自己的生命。纳粹正是使用此种手段,调动起民众的“崇高”情绪,才使他们由普通人变为屠犹的刽子手。

   三、认知偏差之原因

   储安平认识的偏差,在当时具有典型性。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德两国保持着一种友好关系,此种关系使国人普遍对德国存在好感。一战后,战败的德国魏玛政府为打破外交孤立,率先与北洋政府签订《中德协约》,宣布放弃最惠国待遇、治外法权等一切特权,尊重中国的完全主权。这是中国外交史上第一个平等新约,从此中德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篇章。孙中山也一直对德国抱有好感,认为中德两国利害相同,又毫无侵略顾忌,可以互相协助谋求共同利益。尽管其联德方针未见实效,但其政策为后来的国民政府继承。抗战前的十年中,蒋介石聘请了大量德国人担任各级政府的军事顾问,指导中国的国防建设。德国财团、工业企业等均在华投资设厂,开启中德工贸之合作。纳粹党上台后,出于积极扩军备战的需要,亟需中国出土的钨、铅、锑等制造武器的重金属以及花生、棉花、麻、猪鬃等农产品。希特勒着眼于利用价值,从表面上继续保持魏玛时代与中国的某种友谊关系。在1930年代所谓“中德关系的蜜月时代”,双方高层更加往来密切,希特勒和蒋介石甚至多次通信赠物,以表达“钦慕”之情。[37]

   当时的中国朝野,亦普遍存在着某种对德国敬仰的心态,认为德国人具有执着、有条理、忠诚和思想深奥、求真务实等特点,日耳曼民族是一个具有持久耐性和充沛活力的民族。[38]蒋介石更是“希特勒的远东崇拜者”,为凝聚老大腐朽的国民党,仿照纳粹党成立了“力行社”,并将德国的法西斯主义与中国传统道德结合起来,发起了旨在提升国家精神的“新生活运动”。一时间官方报刊大力鼓吹法西斯主义,呼吁蒋介石成为中国的希特勒,成为国民导师和纪律的训练者、国民精神的宣传员,以带领中国走向强盛。[39]知识界亦认为,日耳曼民族所具有的认真、勤俭、遵纪、执著的民族精神,针对中国贫穷、散漫、落后的国情,实为医治社会痼疾的良方。由此,蒋廷黻、钱端升、丁文江等自由派知识分子公然转向支持“新式独裁”,拥护“集权政府”。[40]储安平作为知识界的一员,受此时代流行思想影响,并不意外,背后寄托着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希望摆脱贫穷落后,迅速实现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迫切心态。

   其中尚有被蒙蔽的因素。德国奥运虽然是一场极权主义奥运,这已成为英美主流世界的共识。奥运开幕前纳粹的排犹活动,国际主流社会曾出现过强烈的抵制行动。但对中国主流舆论界而言,尚无此种认识。据研究,193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对德国的纳粹暴行认知并不深刻。1938年“水晶之夜”事件之前,除“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和中共主办的机关报曾发文谴责之外,主流报刊一直对希特勒的反犹问题持中立、保守的态度,较少诘责与批判的立场。甚至有些报纸出于“尊重德国内政”的心态,援引德国官方的新闻,替纳粹反犹张目。[41]信息不对等,国人无从知道柏林奥运的种种内幕。

   感激的心态亦是原因之一。此次中国代表团来德,受到德国方面的礼遇。代表团抵达柏林车站时,德国政府、宣传部、外交部均派出代表到站欢迎,数千名德国民众在站等候。柏林市长专程设宴款待中国代表团,地方报纸亦给予正面赞扬的报道。[42]储安平本人更是作为中国的四名代表之一,参加了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的宴会。[43]在国人看来,这实际是一种空前的礼遇。对参加这样的盛会,中国视之为无上的荣誉,竭尽全力融入其中尚且不暇,根本不可能有所反思,或者说自认为还无资格进行反思。[44]储安平这种的初出国门的知识分子,看到中华民国国旗出现在柏林上空,中国选手站在世界级的竞技场上与各国运动员同台比赛,最直观的感情只能是感叹、赞美、歌颂。

   当然,亦有储安平个人的因素。目前所有对储安平的研究,都以贴标签的方式将其定位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45]然而,这些研究均未能注意到,储安平自由主义思想的发展阶段,实际仅局限于1940年代主办《客观》、《观察》时期。尤其未能注意到其早年思想深处,呼吁领袖崇拜、崇尚威权的一面。比如,他在写于1932年的《论做人》中说道:“我想做人不外分两种,一种是做吃人家饭的人,一种是做给饭人家吃的人。有种人,他天生就有那么一付给饭人家吃的气魄;领袖是一种天才,虽然有一部分人在说,二十世纪是集团主义勃兴的时代,而在事实上,英雄主义乃是一切时机政治上不可避免的现象。在任何组织里,我们都需要有中心领袖。但领袖既是一种天才,天才便不一定人人都有。”[46]

   主持“中央日报副刊”时期,他曾大力推崇新生活运动[47],并主动刊发了《生物与领袖》、《能力分配与服从领袖》、《论领袖制度》、《论领袖》、《拥护领袖与尊师重道》等来稿,这些文章都强调服从领袖的重要性,认为大众需要领袖来指导,甚至有神化领袖之嫌,将领袖制度与自由主义、议会制度相对照,呼吁领袖制度。[48]甚至到1945年,时值希特勒战败自杀,他为湖南《中国晨报》撰写了第一篇社论,对希特勒的死表现出不胜惋惜之情,认为希特勒也是一届人杰,有其过人之处。[49]从这种情况来看,对储安平所谓“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定位,实有重新讨论的余地。

   四 结论

   1936年的柏林奥运,是一场由希特勒和纳粹党主导的极权奥运。希特勒举办奥运,固然意在摆脱外交孤立,改善德国的国际形象,亦希望通过奥运激发民族主义情绪,提高民众对纳粹政权的认同度和支持,为日后进一步实行种族主义与对外扩张创造思想和舆论条件。柏林奥运充满了纳粹宣传、种族歧视、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和非理性的领袖崇拜,被国际舆论界认为是一场极权主义奥运。然而,中国知识分子储安平对此毫无意识,反而在奥运系列报道中,对危险的“日耳曼精神”、德国民众的非理性领袖崇拜、希特勒强大的动员能力大加礼赞,并呼吁中国以德国为榜样,实现民族崛起的伟大“解放”。储安平对柏林奥运致命的误读、主观的想象和错位的同情,发生于1930年代中德关系友好的背景之下,亦反映了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希望摆脱贫穷落后,迅速实现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迫切心态。其中也有信息不对等或受蒙蔽的因素,以及对德国崇敬而感激的复杂心态。当然,更有储安平个人思想上的原因,从中可以看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另一面相。以上种种皆属时代局限,却仍值得今人回首反思、重新审视。

  

   注释:

   [1]丁言模:《中国参加第十一届柏林奥运会纪实》,载《德国研究》1996年第2期,第54—56页;邓绍根:《再探最早参与奥运报道的中国记者》,载《新闻记者》2009年第2期,第88—91页;文芳:《<申报>的“奥运”史料研究——以1936年中国柏林奥运之行为中心》,载《中国出版》2010年第14期,第68—71页。

   [2] Xu Guoqi, Olympic Dreams:China and Sport(1895—2008),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8,p.48;史慧佳:《交流与展示:中国参加1936年柏林奥运会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

   [3]关于1936年柏林奥运是一场极权主义奥运,已成为西方学界的定论,相关研究参见:DuffHart-Davis, Hitler’s Games:The 1936 Olympics, Hopkins :OlympicMarketing Crop,1986;Richard D. Mandell, TheNazi Olympics, Champaig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7;David C.Large,Nazi Games:The Olympicsof 1936,NewYork:Norton,2007;Christopher Hilton, Hitler’sOlympics:The 1936 Berlin Olympic Games,Charleston :The History Press,2006.国内目前仅见两篇研究性论文,然而其主题不涉及中德关系。赵文亮:《纳粹德国的反犹政策与1936年奥运会》,载《河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第119—128页;赵文亮:《犹太人与1936年柏林奥运会》,载《历史教学问题》2008年第4期,第40—42页。

   [4]储安平(1909—1966),江苏宜兴人,上海光华大学文学士,伦敦大学学院研究生。曾任《中央日报》总社主笔、中央政治学校研究员、国立师范学院教授、复旦大学教授。1946年在上海创办《观察》杂志,成为战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最重要的政论刊物。储安平亦因之成为继胡适之后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重要代表人物。

   [5] OlympicCharter,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2013-09,pp.11—12.

[6]赵文亮:《纳粹德国的反犹政策与1936年奥运会》,载《河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zhaozi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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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德国研究》201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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