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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朝光:关于“官僚资本”的争论与国民党执政的危机

更新时间:2015-08-02 13:04:15
作者: 汪朝光  

   自1927年中国国民党(以下简称国民党)在南京开始其全国当政的历程后,奉行一党“训政”理念,在政治上建立不受监督的“党治”,经济上创立由国家政权控制的经济体系,企图经由中央统一的、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和政策而达成其“建国”目标。国民党在政治上的“党治”得益于北伐战争的疾风暴雨而一夕告成,而其经济统制政策的实施则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成效也不及政治上的“训政”和“党治”那般显然。不过,抗战爆发后内外环境的变化,尤其是战时集中资源支持战争的需要,使国民党实施经济统制政策的进程明显加速,以“四行两局”(中央、中国、交通、农业银行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为代表的国家金融资本和资源委员会为代表的国家工业资本,逐渐在中国经济的相关领域占据了垄断地位,而国民党“训政”体制下“党治”之无人、无力监督的状况,使负责管理、运作这些国家资本的各级官员利用其权力寻租,贪污腐败的情况不断出现并日渐严重,由此亦使国民党控制的国家资本渐以“官僚资本”之名义而为社会各界所诟病,并为舆论所强烈批评。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控制的国家资本力量达至其历史最高峰,而同时社会各界对“官僚资本”的批判声浪亦扩大至各个层面,甚至国民党高层内部也无法漠视此等批判与事实。在1946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其党内对战后经济政策及其实施成效以及由此引发的“官僚资本”问题曾有激烈的讨论和争执,本文即以此为中心,讨论“官僚资本”在国民党高层内部引发的争论及其与腐败关联的有关问题。[1]

   一、战后国家资本的急速膨胀及其社会反响

   1945年8月,中国抗日战争获得最终胜利,国民党也因其执政党地位而基本垄断了战后接收,从日伪手中获得了其执政以来最大的一笔经济、文化、教育、社会资源,[2]并几乎全部转入官方的控制。正是因为接收,原日伪产业中的大多数以自营、转让、标售、拍卖等方式,转移到国民党当局手中,从而使国民党控制下的国家资本急速膨胀,并发展到其最高峰。据估计,战后中国资本总值为142亿元(按1936年币值计),其中国家资本占54%(战前为32%);如果以分类计,则国家资本占产业资本总值的64%(战前为22%),金融资本总值的89%(战前为59%)。[3]可以说,当时的国家资本已在中国产业资本中占据了优势地位,并在金融资本中占据了压倒优势地位,反映出国民党历经20余年的经营,已经建立了由国家政权掌控的、可以左右中国经济发展的、集中在官僚经营下的经济体系。

   战后国家资本的膨胀,一方面是原有单位规模的扩大,如“四行二局”、资源委员会等,另一方面是新建的若干垄断性大公司,如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中国蚕丝公司、中国盐业公司等。原有国家资本单位发展的代表首推资源委员会。1946年5月,资源委员会由隶属于经济部改为直属行政院,规格提高为部级单位,下属九个重工业部门与两个轻工业部门,共96个单位,员工22万余人。[4]生产量占全国产量的百分比为:电力50%以上,煤炭33%,石油100%,钢铁80%,有色金属90%以上,基本控制了中国的重工业生产。[5]新建国家资本单位以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为代表,国民党不顾当时强烈的民营呼声,将接收的日伪纺织业交国家垄断经营,在1945年12月组建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下属85家企业,囊括了纺织业的几乎所有部门,员工7.5万人,拥有纱线锭占全国总数的44%,布机占55%,棉纱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40%,棉布产量占70%,[6]从而使国家资本在原本并无任何基础的纺织业几乎是一夜间就建立起具有垄断性的地位。而且,中纺公司作为国营垄断性企业享有种种特权,如低息贷款、官价外汇、低价棉花,以及免受限额收购、垄断纺织业进出口贸易等,在与民营纺织业的竞争中具有特殊的优势地位。

   国民党政权控制下的国家资本,有多种实现形式。[7]经济学家王亚南将其大体分为三种类型:其一是官僚所有资本,即由官僚自己参股或经营的企业;其二是官僚使用或运用资本,即名为国营企业但由官僚处置;其三是官僚支配资本,即既非自己经营,也非通过国营形式运用,但却因种种原因在多方面受官僚支配的私人资本。[8]在这三种形式中,第三种形式牵涉较广,概念有欠严密,姑可不论。第一种形式属于官僚个人资本,亦即纯粹意义上的官僚资本,如宋氏家族的孚中公司,孔氏家族的扬子公司等。而通常所说的国家资本大多以第二种形式出现,即名义上为国营公司,由国家政权控制及支配,但实则操纵在企业负责人即官僚个人之手。由于这些企业负责人的派系与人际关系及其个人素质等因素,使得企业运营往往成为部门、集团甚或个人谋利的工具。无可否认的是,因为这些企业国有而又由官僚掌控的特性,国民党内确有一批权贵、官僚、豪门、世家,利用权势寻租,以国家资源为自己谋私利,从而成为社会众矢之的。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国家资本无论其运作形式如何,有无官僚豪门插手,均被外界和舆论指为“官僚资本”,遭至社会各界的猛烈抨击,其中有代表性的意见出自经济学家马寅初。[9]而历史学家傅斯年也曾经不假辞色地抨击说,中国的国家资本“糟的很多,效能两字谈不到的更多。推其原因,各种恶势力支配着(自然不以孔宋为限),豪门把持着,于是乎大体上在紊乱着、荒唐着、僵冻着、腐败着。恶势力支配,便更滋养恶势力,豪门把持,便是发展豪门”。[10]曾有国民参政员提出议案,痛斥“官僚资本往往假借发达国家资本,提高民生福利等似是而非之理论为掩护,欺骗社会。社会虽加攻击,彼等似亦有恃无恐。盖官与资本家已结成既得利益集团,声势浩大,肆无忌惮也。”要求公务员及公营事业人员,应宣誓不兼营工商业,如有兼营者应在两者间作一选择,否则任何人得告发之;如有利用职权经商图利者,应依法加重处罚。[11]

   对于“官僚资本”的社会抨击,多始于抗战后期,其影响逐渐蔓延到国民党内,其党内部分“清流”人士也开始呼应社会舆论,批评“官僚资本”。由于蒋介石长期信任以宋子文和孔祥熙等为代表的财经官僚,在国民党内根深蒂固的派系矛盾作用下,不当权的非主流派、缺乏实际权力而又自奉“效忠党国”的党务系统干将以及抱有各种目的的其他各色人等,亦纷纷借此发难,攻击当政的宋、孔等人。一时间,在国民党内甚而形成以批判“官僚资本”为号召的特异现象。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召开前后,由CC系文宣系统控制的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曾多次发表社论,抨击“官僚资本操纵整个的经济命脉,且官僚资本更可利用其特殊权力,垄断一切,以妨碍新兴企业的进展。所以代表官僚利益的官僚资本,如果不从此清算,非仅人民的利益,备受损害,抑且工业化的前途,也将受严重的影响。”提出“我们应该查一查,党内的官僚资本家究竟有若干?他们的财产从何而来?是国难财的累积,还是胜利财的结晶?是化公为私的赃物,还是榨取于民间的民脂民膏?并且应该追究一下,这些年中间把节制资本平均地权的一切政策和方案搁在一旁的,究竟是谁?把财政经济弄到今日不可收拾的田地的又是谁?然后实行一次大扫荡的运动,从党里逐出官僚资本的渠魁,并没收其全部的财产,正式宣告官僚资本的死刑。”[12]由此构成了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讨论“官僚资本”问题并引发激烈争执的大背景。

   二、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对“官僚资本”问题的争论

   1946年3月1日至17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六届二中全会。这是国民党在抗战胜利后召开的首次中央全会,也是全盘检讨并决定其战后政策及施政纲领的重要会议。有关对共关系、对苏外交、东北问题等等,都成为全会讨论的重点,而日渐严重的经济与社会问题亦为与会者所关注。4日,财政部长俞鸿钧、经济部长翁文灏分别向全会报告财政及经济工作,他们的报告就事论事地谈及财政、经济的一些具体问题,并对政府政策有所解释与维护,但对与会者关心的如何解决收支平衡、稳定物价、公平接收、惩治贪腐、发展生产、改善民生等重大问题,并未多见提及,结果引起部分与会者的强烈不满,成为全会讨论的热点。

   3月5日,六届二中全会举行第四次会议,集中讨论经济问题。萧铮(中执委)首先发言,表示对经济报告“根本不满”,认为经济问题在于忽视民生主义,没有实行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反而培养了官僚资本,统制经济亦全失败,派遣接收人员不廉,社会指责甚多。他直率地提出,这些失策之处,应由经济部负责,经济部长如承认错误,应即辞职,否则,全会应予罢免。

   赖琏(中执委、海外部副部长)认为:现在的经济,只见通货一天天膨胀,物价一天天高涨,可说民穷财尽,水深火热,老百姓的厌恶心理都集中到政府身上;病根所在,就是没有实行民生主义的财政经济政策,以致一切落空。他提出,应清算责任,明是非,严赏罚,有办法的拿出办法来,没有办法就光明磊落的退下去。他将不能实行民生主义的原因归于官僚资本作祟,认为凡是利用政治地位,运用公家资金及其他力量,操纵物价,把持国营事业,破坏国家信用,就是官僚资本;而官僚资本猖獗的结果,使工商凋敝,建设无从着手,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全国财富渐渐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可谓是危机四伏,大难临头。他要求必须实行官商分开,实行官吏财产登记,绝对不许官吏经商,以消灭官僚资本。

   吴铸人(中执委)认为:当前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经济,如果经济问题没有适当解决办法,前途将不堪设想;而经济问题之不易解决,是官僚资本的作祟。他疾呼,这些人就是革命的对象,我们千万不可做失去人心的事。

   吴绍澍(中执委、上海市副市长)在发言中指责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带头涨价,应对上海的物价上涨负责。他质问宋子文对人民和公务员活不下去的情况是不是知道?提出行政院长应为此负责,如果说没有办法,可以向二中全会辞职。

   郑亦同(候补中执委)说,国民党本来不准官吏经商,但现在官吏经商遍地都是,此问题不解决,任何经济部长也无办法。希望中央或监察院加以调查,政府官吏藉其地位掩护以经商的有多少人?他们做的金融、商业和工业究竟有多少财产?调查清楚以后,拿公允的办法去处理。

   在当天的讨论中,以刘健群(中执委、三青团副书记长)的发言最为慷慨激昂,他强烈批评财政部和经济部的报告既没有看到整个问题的严重性,也没有提出解决的办法;认为现在的问题十分严重,时机非常迫切,因此向主管当局疾呼:有办法的赶快拿出来,没办法的说出来;有办法的担起来,没办法的放下来。他的发言得到全场的鼓掌欢呼,于此亦可见当时的场内气氛。

   综合5日的会议讨论,发言者基本站在对国民党财政经济政策的批评立场,几乎没有人说当时经济政策的好话,而对“官僚资本”却有严厉的抨击。其实,发言者批评的官吏经商、官商勾结的情况,与会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中未必就没有,但鉴于会场的气氛,这些人即便不同意发言者的意见,但也不便或不敢公开反对。不过,应该注意的事实是,发言者以在行政当局没有实际任职的党务系统尤其是CC系中央委员为主(包括本文未引用的发言者的身份),他们在理论上更坚持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党统”,常常将民生主义挂在口头,故对所谓“官僚资本”谋利的情形确有不满;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国民党以行政为重心的权力体制下,不能掌握实际的资源,从而与行政当局有很深的矛盾,往往借题发挥,表示自己的不满与怨气。因此,他们对“官僚资本”的抨击,究属固持“党统”理念,还是企图以此掌握更多的资源,以在国民党当政时分一杯羹,还可探究,至少,后者在他们心中所占的分量恐未必少于前者。也是在此次全会因对苏外交“软弱”而备受攻击的外交部长王世杰,即将CC系委员的发言解读为“彼等预定之攻击计划”。而蒋介石过后亦愤愤认为,他们“目的只在攫取中央常务委员”。[13]再者,批评者的发言也没有对解决“官僚资本”问题提出多少有创见的、可操作的政策意见,空言放炮的结果,实际于事无补。

5日的会议结束时,萧铮临时提议对经济部报告认为不满意并请撤回的提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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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国档案》2008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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