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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大志:正义的张力:马克思和罗尔斯之比较

更新时间:2015-08-02 00:04:09
作者: 姚大志  

  

   虽然自由表达了马克思思想的本质,但是他的自由观念散见于各个时期的不同著作之中而没有集中的讨论。为了阐发马克思的自由观念,我们需要再一次引入“超越的”和“内在的”区分。所谓“内在的”,是指在现存社会秩序的框架内来讨论政治哲学问题,来分析和批评现实社会,并提出一种建设性的理论。所谓“超越的”,则是指超出现存社会秩序的框架来探讨政治哲学问题,来批判现实社会和构造理想社会。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否定,马克思提出了一种“超越的”自由观念。

  

   为了更好地理解马克思的自由观念,我们最好将其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肯定性的或理想性的,另外一个则是否定性的或批判性的。

  

   马克思从人的本性来理解人,而人的本性就是人类的本性。用马克思的话说,“人是类存在物”①。所谓类存在物,意味着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我的本性是普遍人性的一个例证。本性是通过生命活动表现出来的,而人的生命活动表现为自由。马克思认为“, 生命活动的性质包含着一个物种的全部特性、它的类的特性,而自由自觉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的特性。”②在这种意义上,人的本性就是自由。人是类存在物,人所拥有的自由我都拥有,而且每一个人也都拥有。因此马克思说:“人把自己本身当作现有的、活生生的类来对待,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③

  

   自由作为人的本性是马克思自由观念的肯定方面,他的异化理论则是其否定方面。自由是人的理想,异化则是人的现实。马克思将自由看作生命活动的本性,而生命活动在其现实生活中表现为生产活动。但是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生产活动中,人不是自由的,而是不自由的。“如果说人自己本身的活动对人说来是一种不由自主的活动,那么,这是因为人自己本身的活动是替别人服务的、受别人支配的、处于别人的强迫和压制之下的活动。”④因为人的本性是自由的,所以不自由就是人的异化。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是一种自由批判,是对人处于不自由的现状的批判。

  

   异化理论与自由理论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异化是人性的异化,没有人的本性,也就没有异化。因为人处于异化的状态,所以需要摆脱异化,回归人的本性,而这种回归只有在一个自由王国里才能完全实现。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消除异化,才能做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⑤。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理想是针对现实的。因此,马克思说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人是自由的,可以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我们与其把这种说法理解为一种理想的乌托邦,不如将其理解为一种关于异化现实的批判。

  

   如果说马克思的自由观念是“超越的”,那么罗尔斯的自由观念则是“内在的”。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出了著名的两个正义原则,其中第一个正义原则是自由原则:“每一个人都拥有和其他所有人的同样的自由体系相容的、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的平等权利。”①

  

   第一个正义原则的目的是保障所有人都享有基本的自由。哪些自由是基本的? 罗尔斯在一些著作和文章中开列了基本自由的清单,这些清单之间稍有差异,尽管主要内容是相同的。一份比较全面的清单是这样的:“思想自由和良心自由;政治自由(例如,政治活动中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 、结社自由以及由人的自由和健全(物理的和心理的) 所规定的权利和自由;最后,由法治所涵盖的权利和自由。”②罗尔斯的第一个正义原则和自由清单表现了自由主义的鲜明特点,即自由的优先性。

  

   自由主义有两个传统,一个传统源自洛克,一个传统源自卢梭。洛克的传统强调“消极自由”,如思想自由和良心自由,以及基本的个人权利和财产权利。卢梭的传统强调“积极自由”,如政治自由和参与政治生活的平等权利。虽然罗尔斯的清单将两种自由都包含在内,但是他更认同洛克的传统。罗尔斯认为,与政治自由相比,思想自由和良心自由更为重要,具有更大的价值。

  

   在罗尔斯的以第一个正义原则为代表的自由体系中,各种基本自由并不具有同等的重要性。罗尔斯秉承洛克传统的自由主义,认为与积极自由相比,消极自由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因此,罗尔斯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即第一个正义原则所保障的自由是形式的,或者说,罗尔斯的自由主义仅仅保障了“消极的自由”,而没有保障“积极的自由”。例如,每个人都拥有选举和被选举的平等权利,但是由于地位和财富的差异,人们在选举和被选举中所起的政治作用是非常不同的,在选举中获胜的机会也是非常不同的。显然,政治自由在形式上是平等的,在实质上则是不平等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罗尔斯对自由和自由的价值(worth of liberty) 进行了区分:“自由表现为平等公民权之自由的完整体系,而对个人和群体来说,自由的价值则取决于他们在自由体系所界定的框架内推进其目标的能力。”③简单地讲,自由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也就是平等的。自由的价值对所有人则不是一样的,有些人具有更高的权威或更多的财富,从而具有达到其目的之更大的能力。通过这种区分,罗尔斯试图表明,自由本身或自由的政治制度是平等的,不平等的是自由的价值或实现自由的手段。自由与自由的价值的区分能反驳对自由主义的批评吗? 问题不是这么简单。自由与实现自由的手段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离开了实现自由的手段,自由就难免被认为是形式的。罗尔斯关于自由与自由的价值之间的区分不过是一种定义而已,它解决不了实质性问题。

  

   在自由问题上,马克思和罗尔斯之间的张力表现为:马克思的自由观念是超越的,其实现留待于共产主义社会,罗尔斯的自由观念是内在的,与现存政治秩序正相对应;马克思的自由是积极的,其重心是人的全面发展,罗尔斯的自由是消极的,其重心是保障个人的权利;马克思的自由观念是批判的,意在揭示资本主义的劳动异化,罗尔斯的自由观念是建设性的,试图完善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

  

   马克思和罗尔斯都表达了关于自由的理想。马克思的理想是超越的,其希望寄托于共产主义的未来,也就是说,当私有财产和阶级区分都消失之后,人的自由才能够真正实现。罗尔斯的理想是内在的,即在现存政治秩序之内,在人与人之间存在利益冲突的条件下,来确保人们享有平等的自由。如果以当代政治哲学中关于“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区分为背景,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我们需要解决两个基本问题:第一,马克思能否接受消极的自由观念,能否接受作为人权的自由? 第二,马克思能否超越消极自由的观念,在现存社会条件下坚持积极自由的观念?

  

   所谓消极的自由观念,意味着人拥有不受他人、团体或政府干预的自由,如思想自由、良心自由和结社自由等等。消极自由也是作为人权的自由,而人权在当代一般被认为是不容侵犯的。马克思能够接受这种自由观念吗? 一方面,马克思对这种作为人权的自由提出了批评,而马克思的批评基于两个理由。第一“, 这里所说的人的自由,是作为孤立的、封闭在自身的单子里的那种人的自由”,也就是说“, 自由这项人权并不是建立在人与人结合起来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人与人分离的基础上”①。第二,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制条件下,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自由作为权利是对财产和个人利益的保护,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说自由作为权利“就是自私自利的权利”,从而“这种个人自由和对这种自由的享受构成了市民社会的基础”②。另一方面,马克思也接受了这种作为人权的自由。马克思之所以批评这种自由观念在于这两个理由:一个是人与人的分离,一个是私有制条件下对个人利益的追求。与此相对应,马克思追求社会团结和消灭私有制。但是,如果社会团结和消灭私有制只能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那么私有财产的存在、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仍然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社会现实,而且它们在这一历史时期内也具有合理性。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仍然存在着竞争关系,存在着利益冲突,消极自由作为权利为人们的活动提供了保护。也就是说,社会现实为自由作为人权的存在提供了充分的合理性。事实上马克思确实承认并接受了这种自由观念:“自由就是从事一切对别人没有害处的活动的权利。”③

  

   如果马克思能够并且确实接受了消极的自由观念,那么他是否也能够接受积极的自由观念? 所谓积极的自由观念,意味着对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一般而言,似乎马克思接受积极的自由观念是顺理成章的。但是且慢,我们需要对这个问题进行更深入的分析。积极的自由观念强调的是政治参与的自由,在这里,自由是指对政治生活的实质参与,而不是指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政治权利是形式的,每个人都拥有平等的政治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能够平等地参与政治生活。

  

   对于马克思能否接受积极的自由观念,我们应该从两个层面来回答。就国家层面而言,马克思并不赞成积极的自由观念。积极的自由要求每个公民都要积极地参与政治生活,即“一切人都希望成为真正的(积极的) 国家成员,希望获得政治存在,或者说,希望表明和积极确定自己的存在是政治的存在。”④但是在马克思看来“, 代议制”表明,这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但是,在共同体的层面,对公共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不仅是可能的,而且还是必要的。因为“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⑤。也只有在共同体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才能够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是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区别所在。

  

   现在我们可以将上述论证总结如下:第一,马克思在某种条件下接受了消极的自由观念,接受了作为人权的自由;第二,在国家的层面,在实行代议制的社会中,马克思不会接受积极的自由观念,不认为每个人都能够积极地参与政治决定过程;第三,在共同体的层面,马克思不仅能够接受积极的自由观念,而且这种自由观念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四、平 等

  

   在现代社会,自由和平等是最重要的政治价值。传统上自由主义垄断了自由的话语权,马克思主义则掌握了平等的话语权。但是,这不意味着马克思不重视自由,也不意味着自由主义不讲平等。

  

   自启蒙以来,西方存在着两种平等观念,一种是“权利平等”,一种是“机会平等”。“权利平等”是一种基于自由市场制度的平等。这种平等取消了封建等级制度的阶级差别和固定地位,将人看作完全自由的个体。这种自由个体作为劳动力资源在市场中尽其所能地从事竞争,并获取回报。就此而言“, 权利平等”完全是形式的:所有人都拥有同样的权利进入所有有利的社会地位。但是,在这种平等中,个人的前途(收入、财富和机会等) 总是受到自然偶然性和社会任意性的影响,如天赋能力的高低,家庭出身和社会环境的好坏等等。这些社会环境和自然天赋往往造成人们在机会、收入和财富方面的极大不平等。也就是说,平等的权利会导致不平等的结果。

  

如果说“权利平等”表达了自洛克以来古典自由主义的平等观念,那么“机会平等”则表达了当代自由主义者的平等观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zhaozi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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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史哲》2009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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