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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尧:民主巩固学:民主化研究的新领域

更新时间:2015-07-29 20:57:18
作者: 陈尧  

   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全球范围内的民主化浪潮已经持续了二三十年。所有经历民主转型的国家,在经历一段转型期后进入了下一个民主发展时期。西班牙、葡萄牙、韩国等,在经历了数次民主选举后迈入了民主稳定发展的时期;一些中亚国家则陷入了政局动荡、民主失范的局面;而另一些拉美地区的国家,一直徘徊在经济停滞与民主僵局之间,难以走上有效的民主发展之路。更有少数国家则陷入了民主的回溯,甚至回到前民主状态。大多数民主化国家在转型后面临着民主稳定、民主维持和民主发展的艰巨任务。这些国家转型之后民主的进程远未结束,也没有出现民主的全面胜利,反而面临着民主建设长期的、艰巨的任务,这就是民主的巩固。

   一、民主巩固问题与民主巩固学的兴起

   尽管许多国家实现了民主转型,但在这些国家中,选举过程充满了暴力和舞弊,政治竞争的范围有限,缺少实质性意义,政治自由程度和政治权利、公民权利实现的程度或多或少地遭到侵蚀,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免于恐怖和任意限制人身自由或结社自由,均受到了严重的限制。一些国家中,军人对政治的干预仍然十分明显,政治上的恐吓、暴力已经大大损害了政治民主的质量。在不少国家,停留在选举层次的民主并没有产生人们所期望的效果,选举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种装饰;尤其是一些非洲国家和前苏联地区的国家,几乎没有达到最低的民主标准。这种政权不同于威权主义政权,也不同于真正的民主国家.拉里·戴蒙德称之为“病态政体”。

   不管是在哪种“有缺陷的民主”体制下,政治转型国家均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和问题。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新生的民主政权是否能够坚持下去,决定了未来民主政治的质量。

   第三波转型国家在建立民主政权后,首当其冲面临的是新生民主政权的稳定性问题。许多政权在建立民主制度后,特别是那些由外部力量或少数政治精英强加的转型国家中,由于缺乏民主文化和观念,新生民主政权执政的合法性有限,民主实践遭到相当程度上的质疑,从而导致政权的不稳定。例如,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许多政权在确立民主政治后并不太平,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社会动荡不断。在格鲁吉亚爆发了所谓的“玫瑰革命”,民众和反对派推翻了执政的总统谢瓦尔德纳泽。随后,乌克兰也爆发了以反对派的旗帜颜色命名的“橙色革命”,掀起了一场空前的社会抗议运动。这些地区的不稳定均是针对竞争性选举中存在的舞弊行为而发起的。在拉美,转型后政治风暴接连不断。阿根廷在民主转型后陷入了不死不活的境地,1997年的金融危机更是差一点让民主夭折。2003年玻利维亚发生了十月风暴,工会组织发起了全国的总罢工、集会等,领导工人举行了大规模抗议活动,导致了严重的流血冲突。此外,前威权主义政权的掌权者及其支持者仍然是新生民主政权的重要阻力。特别是那些通过革命或决裂的方式实现民主转型,由于政府反对派、市民社会或者国际压力的因素而发生转型的,或者前威权主义政权的掌权者及其支持者并非处于自愿而放弃政权,且在转型后的民主政权中失去了大量的既得利益的;在这些条件下发生的转型,一旦出现民主政权的动荡,旧政权的各种力量极有可能重新聚集起来,威胁民主制度的生存,尤其是在那些原来由军人执政的威权主义政权。例如,由于民主政权运行的不稳定,1999年,以穆沙拉夫为首的军方在巴基斯坦发起军事政变,接管了政权。那些在政治转型后被迫接受民主体制的政治精英,总是试图确保他们在未来民主体制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从而导致在民主领域以外的权力保留领域,这并不利于民主的生存和巩固。在拉美,这种特殊的转型方式被卡尔和施密特描述为初生的民主被作为人质,被“冻结”而无力走向巩固。

   另一方面,广大民众对新生的民主政权存在着普遍的冷漠、怀疑甚至不满的态度。尽管民主制度在政权层面建立了起来,但是,包括许多精英在内的广大民众对民主规则和民主秩序存在着诸多怀疑,特别是当新生的民主政权经历了几次选举实践后,一系列矛盾爆发出来,甚至危及新生的民主制度。在许多转型国家中,民主在选举过程中并不成功,自由、平等、公正的选举民主并没有在这些国家中出现。在中亚地区,民主选举中普遍出现了严重的选举舞弊问题,政治精英对民主选举的操纵使得广大民众对民主制度充满了怀疑,民主政权在这些地区普遍摇摇欲坠。许多转型国家的民主选举并没有真正实现民主的结果,即在政治竞争中,各方均能够接受按照民主规则竞争所形成的结果,特别是选举竞争中的失利者愿意接受民主选举的安排。在许多情况下,政治权力被看作是私人化的,政治精英往往强加自己的意愿而不顾制度的约束。在这些国家中,民主仅仅被简约为一种国家领导人的产生方式,一种利益博弈过程,这种方式只是在精英之间达成某种程度上的一致,而大众则被排除在外。显然,这种选举活动中并没有民主的实质内涵。因而,在广大的民众中间,存在着对选举的普遍不信任,对政治的普遍不信任,进而将危及到对民主价值和制度的信任。可以说,新生民主政权能否做到自由、公正、平等的选举,尤其是在最初的几次选举活动中,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民主能否坚持下去。广大民众对新生民主政权不满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政权的有效性问题。许多国家向民主转型的根本原因是急于摆脱由于结构性因素而导致的各种经济、社会危机。这些国家在建立民主政权后面临的最大任务就是实施经济改革,实现社会经济的增长,推动社会公平的实现,有效保护民众的基本权利。新生民主政权面临的这些问题集中表现为政权的有效性程度。尽管经济增长不是政权合法性的根本来源,却也是提升政权合法性的重要因素。但是,新生民主政权在这些方面的成绩乏善可陈。拉美国家在建立民主政权后,经济结构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从1991年到2000年,拉美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为3.2%,高于上世纪80年代的1.2%。一定程度上拉美地区恢复了经济增长,但实际上,这一增长速度远低于本地区60~70年代在威权主义时期5.5%的增长水平。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在实行了一段时间后,宏观经济的脆弱化导致拉美地区频频陷入经济危机。20世纪80年代普遍的债务危机以及90年代末的金融危机,大大削弱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潜力,使得国家对经济的调控能力进一步下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进一步加剧,通货膨胀率惊人,失业率普遍上升,贫困人(原作者:陈 尧)口在这些国家中比例迅速上升。由于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预先排除了对社会公正的考虑,因而,不断爆发的经济危机对拉美地区民主的巩固带来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后果。许多转型国家的经济增长反而比转型前要低得多,这也导致民主制度的命运在未来长时间内的不确定性。

   实际上,第三波民主化中的大多数国家政治转型后并没有作为法治基础上的民主政体而得以延续下来,大多数转型国家的民主建设进程困难重重。即使是在那些初步建立了民主制度的国家中,许多政体蜕变为“有缺陷的民主”,出现各种各样不成功的民主类型,诸如排他性民主、非自由民主、代表制民主和托管型民主。这些政体被人们看作是解决统治“有效性”问题的特殊制度方式,将延续相当长时间。

   民主转型后的国家面临着许多问题和困境,这些国家纷纷出现了回溯,第三波之后有20多个国家的民主政权垮台。为了维护民主政治,巩固民主事业,人们就必须寻求对策以巩固新生的民主政权。正如戴蒙德指出的,“如果要逃避历史的命运,避免第三波民主的回潮,在未来岁月的当务之急就是巩固那些在第三波中已经建立起来的民主国家”。因此,在民主转型后不久,人们很快将目光从如何转型转变为如何巩固新生的民主政权,民主巩固成为民主化研究的重要内容。1985年12月在巴西的圣保罗,由福特基金会和美国圣母大学的海伦-凯洛格国际研究所共同召开了主题为“当代拉美国家民主巩固中的困境与机会”研讨会。会议集中讨论了民主巩固的概念和转型后政体比较研究的方法论问题。1987年在圣母大学再次召开了主题为“拉美和南欧民主巩固中的问题”研讨会。在这次会议上,学者们总结了民主巩固研究的方法论和主题。此后,关于民主巩固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全盛的时期,民主转型后国家如何实现稳定民主的问题成为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民主化研究从“转型学”(Transitology)逐渐过渡到“巩固学”(Consolidology)。民主巩固学一旦成为民主化研究的重要领域,学者们就将目光集中于民主巩固的概念、民主巩固的前提和条件、巩固的进程(手段、巩固的序列问题)、民主巩固程度的测量等方面。

   二、民主巩固的概念

   民主巩固概念是民主巩固研究中的首要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对民主巩固的理解决定了民主巩固研究话题的展开,决定了民主巩固研究的重要结论。但是,在民主巩固研究中,民主巩固的概念却是最困难的研究课题。学者们对民主巩固的概念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概念上的混乱导致了民主巩固研究的复杂。从学者们研究民主巩固概念的方法来看,基本上可以分为四种:以制度为中心、以行为者为中心、以文化为中心以及从综合的、宏观的角度来界定民主的巩固。

   以制度为中心对民主巩固进行解释的代表当属普沃斯基。他将民主巩固理解为一种制度、规则,以及形形色色的动机与挫折的复杂系统的民主,认为“当所有重要的政治团体将体制内主要的政治制度视为政治竞争唯一正当的架构并且遵守民主的游戏规则”时,该民主体制就被认为得到了巩固。但是,仅有民主制度就意味着民主得到巩固了吗?许多转型后的国家建立了选举制度和多党竞争制度,实行了司法独立制度,但是政治的现实并没有体现出多少民主的实质。第三波转型后的国家均建立了所谓的民主制度,但被认为民主真正得到巩固的国家并不多。正如奥唐奈尔指出,一些学者集中于民主制度的获得,他们多少将古典的多元政体制度看作是一种理想类型,如果不符合这些制度特征,就被看作是冻结了的、未巩固的。但是,在许多社会中存在着许多非正式规则,这些非正式规则也可能得到高度的制度化。许多新民主政权高度制度化,但却存在着庇护主义、特殊主义等现象,这些民主制度背后的运作政治现实不同于正式的制度规则。无疑,以制度为中心的理解是民主巩固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以亨廷顿为代表的学者从以行为者为中心的角度来界定民主巩固的概念。亨廷顿曾经提出过一个“两轮选举测试模式”(two-turnover test)。按照这一模式,如果在转型期内第一次选举中掌权的政党或集团在此后的选举中失去权力,并把权力移交给获胜的竞争者,然后在下一次选举中.这些获胜者又将权力和平地移交给那些选举中的获胜者,而且,如果这些选举中的获胜者然后又和平地把权力移交给后一次选举中的获胜者,此时,这样的民主政权就可以被看作得到了巩固。换言之,当政治生活发生变革时,不是民主制度被改变,而仅仅是更换统治者,就意味着民主得到了巩固。与亨廷顿的“两轮选举测试模式”类似的是代际测试或寿命测试法,这一方法主要关心民主政府的延续性,例如民主政府能够坚持两三届以上,就可以说民主得到了巩固。但是,近代以来每一波民主化均出现了新生民主政权的回溯,即使是有些经历了数次民主选举的政权,最终也回到了非民主政权的行列。巴基斯坦和一些南美国家的例子证明,以行为者为中心的角度来解释民主巩固难以令人信眼。

相比之下,以文化为中心来界定民主巩固似乎得到了更多学者的认同。学者们集中关注政权的合法性和公民的支持态度问题,认为只有民主文化的形成才能真正说明民主是否得到了巩固。一些学者如普列汉姆等坚持以社会中大多数人是否坚信民主规范和价值作为衡量民主巩固的标志。达蒙德也指出,因为民主巩固的主要结果是民主的稳定和持续,有必要建立一个概念基础以避免目的论:这一基础体现在所有重要的政治行为者关于民主的广泛和深入的合法化过程中,只有在政治文化的充分转变中才有可能。实际上,自由和公平的选举越是频繁地进行,民主巩固的可能性就越大,特别是如果政府在选举中失利,而失利者能够接受作为反对党的地位,相信将来可以通过民主的方式重新上台,那么民主巩固就真正来临了。换言之,当政治生活发生变革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zhaozi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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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2007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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