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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震:环境权的请求权功能:从理论到实践

更新时间:2015-07-28 23:23:53
作者: 张震  
解决环境纠纷,维护法人和公民的环境权益,使环境得以保护。有学者主张,在环境保护的诸多政治机构中,环境保护部门无疑应该承担主要的角色,其应该认真履行环境执法部门应然的地位。在监督环境保护部门认真履行职责的诸多机制中,司法应该成为主要的力量,司法部门应该通过行政诉讼的形式监督环境执法部门严格履行其职责,防止权力寻租。[[43]]

  

   四、环境请求权功能的制度实践及建议

   “法律不仅是理性的产物,而且是一种特定的理性——实践活动理性的结果。”[[44]]我们对任何法律问题的探讨,均应结合现实实践。美国法学家庞德认为,看起来玄虚缥缈的权利要求或主张无不立基于丰富的社会生活之中。[[45]]宪法上探讨环境权的请求权功能,应以环境权的实际保障为最终目的,因此需要以请求权功能理论指导相关制度实践,同时通过制度实践检视理论的正当性及有效性。

   (一)关于宪法上环境保护条款的解释

   结合我国现行宪法第9条、第26条和第33条,可为环境权保护提供间接依据。从环境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的角度,宪法第33条可以提供保护依据。我国宪法第9条规定:“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第26条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该两条规定明确了环境保护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环境基本国策是国家环境保护义务的宪法规范形态,是对所有国家权力构成约束的“国家目标条款”。[[46]]尽管结合第33条可以证成对环境权的保护,但是从国策条款到权利条款,须依赖于宪法解释的功能,因此国家对公民环境权尊重和保障义务的履行仍然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当代宪法解释的主要目的或功能就是,通过有说服力的、客观的宪法解释及时地解决社会发展中可能出现的冲突或问题。因此,应该借助宪法解释的手段分析权利内涵基于社会变迁而发生的变化并有效提出解决方案。[[47]]如果公民只是被动的因国家积极的环保行为而受益,对于我国特殊情形下的环境权保护是不够的。从这个意义讲,需要通过解释启动环境权的请求权功能。公民可以请求国家对环境条款和人权条款进行解释,明晰公民的环境权的内涵及国家的尊重和保障义务。当代的社会主义宪法更强调社会公平正义,这使得国家具有实现社会安全和社会正义的积极义务,国家必须努力创造条件为民众提供服务,而不仅仅止于国家单纯的道德义务。[[48]]但是我国目前的宪法解释制度并不健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健全宪法解释的机制和程序,因此应该尽快制定有关宪法解释程序的法律。建立健全的宪法解释制度才会保障宪法上环境保护条款解释的合理性及有效性。

   (二)关于环境保护法上环境知情权的保障

   修改后的环保法在第53条增加了环境知情权的规定,并明确了各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依法公开环境信息。同时,修改后的环保法第6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行政区域的环境质量负责。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防止、减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对所造成的损害依法承担责任。”该两条规定意味着,第一,公民可以启动环境权的请求权功能,请求政府公开环境信息,政府对环境信息公开须承担法律上的义务;第二,在公民环境权益受损的情形下,公民可以启动请求权功能,主张权益受损补偿或赔偿。目前在我国的制度实践中,司法上开始逐步支持环境权主体要求政府公开环境信息的主张。例如,全国最高法院公布的“2013年法院审理政府信息公开十大案例”中就存在一例公民个人因为自身利益,而提起的要求环境信息公开的行政案件。原告为公民余穗珠,被告为海南省三亚市国土环境资源局。[[49]]在此案中,法院支持了公民的环境信息公开的请求。在制度实践中对环境知情权的保障,关键在于合理区分政府信息与商业信息,特别是应尽量减少将原本属于政府的环境信息混同于商业信息而不予公开的情形,同时也应该尽量减少将一般性的政府环境信息混同于国家机密而不予公开的情形。

   (三)关于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推进

   修改后的环保法增加规定,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意味着从法律上对环境公益诉讼予以了肯定。但此规定只解决了环境公益诉讼的资格及条件问题,环境公益诉讼的取证以及针对国家的消极环境保护行为能否提起诉讼,尚未确定,因此在此种情形下,也需要启动公民的环境请求权功能。

   第一,尽量减少国家的消极环保行为。国家的消极环保行为可称之为环境行政不作为,主要表现为消极不履行义务,通常不会立即直接戕害环境行政相对人的环境权益,具有潜伏性。但以下两种情形对公民的环境利益会造成直接的侵害,即:(1)遭受或可能遭受环境污染危害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请求保护其权益而未处理未予保护或未予答复的;(2)遭受或可能遭受行政相对人违法排放污染物污染危害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请求予以处理、制止排污行为以保护其权益而没有处理、制止或不予答复的。政府的消极环保行为属于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中所反对的“怠政”和“懒政”现象,应该通过法律制度的设计尽量减少此类情形。

   第二,请求国家在环境公益诉讼中采取一定的程度的积极司法,以有利于公民环境权的实现,从而取得环境治理的应有效果。基于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和环境权的社会权属性所表现的对国家的高度依赖性,环境司法不能过于中立,应该站在保护环境资源的立场上,作出有利于环境权益的司法裁判。环境利益由于与个人基本的生存权、健康权和自由权息息相关,所以更应该要得到司法的特别保护。同时,司法节制未必能够保证法院对环境政策持中立立场。[[50]]环境公益诉讼往往伴随着环境行政不作为或环境取证的艰难,在此种情形下,法院对环境诉讼的裁判,除了依据一般的证据理论,还应进行价值判断。庞德认为:“法官的判断视野中,价值判断较之事实判断在实现司法权的社会整合功能方面有着更为重要和深远的意义”[[51]]因环境权保障而产生的预期利益,对于公民、社会及国家均具有重大性及可持续性价值。因此,环境权的保障对司法积极主义是存在客观价值要求的。但事实上,由于环保意识在我国普遍不强,有人对2003-2013 年媒体公开报道的23起典型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为实证研究样本,发现面临服务经济发展、保障社会稳定的现实压力,司法机关的态度极为审慎,不敢贸然受理环境公益诉讼案件。[[52]]因此,应以环保法修改支持环境公益诉讼为契机,改变证据规则,有效借鉴德国的表见证明(即运用一般的生活经验法则推理)以及日本的大致推定(即在因果关系发生机制仍不明确的情况下,也能够认定存在因果关系)等经验有效推进环境公益诉讼的制度实践。

  

   注释:

   [[1]] 笔者曾经论证并提出,人文主义和生态主义可以融合,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可以协调。参见张震:《作为基本权利的环境权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43-48页。

   [[2]] 《74个城市空气质量仅3个达标》,《新京报》2014年6月5日,第14版。

   [[3]] 张文显:《和谐精神的导入与中国法治的转型—从以法而治到良法善治》,《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0年第3期,第11页。

   [[4]] 20世纪90年代关于环境权研究的代表性文章有,李艳芳发表在《法律科学》1994年第6期的《环境权若干问题探究》,吕忠梅发表在《法学研究》1995年第6期的《论公民环境权》,陈泉生发表在《中国法学》1997年第2期的《环境权之辨析》,陈泉生发表在《法学评论》1999年第2期的《论环境权的救济》等。总体上来看,在该时期,学者们对环境权的研究,重点放在公民环境权上,大多认为环境权是一项人权,探讨了环境权的内容及救济,形成了对公民环境权的较为完整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在90年代已经有学者主张用宪法保障环境权。可以说,90年代的环境权研究是国内环境权研究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比80年代的研究有所深化,又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基础和素材。进入21世纪,学者们继续对环境权进行研究。其中较有影响的文章有,吕忠梅发表在《法学研究》2000年第6期的《再论公民环境权》,吕忠梅发表在《法律科学》2000年第5期的《环境权力与权利的重构——论民法与环境法的沟通和协调》,朱谦发表在《中国法学》2001年第3期的《公民环境权的法律属性》,陈泉生发表在《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的《环境时代与宪法环境权的创设》,徐祥民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的《环境权论——人类发展历史分期的视角》,朱谦发表在《法律科学》2004年第5期的《环境权问题:一种新的探讨路径》,周训芳发表在《比较法研究》2004年第5期的《欧洲发达国家公民环境权的发展趋势》,蔡守秋发表在《现代法学》2013年第6期的《从环境权到国家环境保护义务和环境公益诉讼》,吴卫星发表在《法学评论》2014 年第 5 期的《我国环境权理论研究三十年之回顾、反思与前瞻》等。在该时期,学者们对环境权的研究有所深化,也有所分化。学者们也试图跳出环境法的视野,尝试从宪法、民法的视角研究环境权;也有学者从环境权公益性的角度,指出环境权与民法上权利的本质差异性。近年来,还出版了专门论述环境权的著作,如2003年由法律出版社出版的周训芳著:《环境权论》,2004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徐祥民等撰写:《环境权——环境法学的基础研究》,2005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吕忠梅著:《沟通与协调之途——公民环境权的民法保护》,2007年由法律出版社出版的吴卫星著:《环境权研究——公法学的视角》,2010年由法律出版社出版的张震著:《作为基本权利的环境权研究》,以及2011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侯怀霞著: 《私法上的环境权及其救济问题研究》等书。这些著述比较全面地对我国环境权理论研究进行了回顾、整理与归纳。

   [[5]] 参见张震:《作为基本权利的环境权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32-42页。

   [[6]] See Alexander M.Bickel,The Least Dangerous Branch:The Supreme Court at the Bar of Politic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6,p.16.

   [[7]] 参见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下册),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87-703页。

   [[8]] See Charlotte Towle,Common Human Needs:An Interpretation for Staff in Public Assistance Agencies,On Social Work And Social Casework,Vol.1,1945, p.12.

   [[9]] 王泽鉴:《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请求权基础理论体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8页。

   [[10]] [德]卡尔·拉伦兹:《德国民法通论》(上册),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23页。

   [[11]] 转引自金可可:《德国民法上的请求权概念》,《求索》2007年第3期,第89页。

   [[12]] [德]卡尔·拉伦兹:《德国民法通论》(上册),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22页。

[[13]] 王利明:《民法总则研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刘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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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宪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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