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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行坤:党国体制与后政党政治——基于中国社会主义经验的讨论

更新时间:2015-07-26 13:48:02
作者: 王行坤  

   本文所说的政党主要是作为“现代君主”的无产阶级先锋党,而先锋党的任务是消灭阶级、消灭自己并最终实现国家的消亡,从而让人民或群众真正成为历史的主体,这是先锋党的革命逻辑。但是20世纪的俄国与中国革命告诉我们,先锋党在夺取国家政权之后,面临着建设与治理国家的任务,这是先锋党的国家逻辑。于是我们看到了先锋党的国家逻辑与革命逻辑之间的冲突。从历史来看,在夺权之后,革命政党不可避免地官僚化,由此国家的逻辑占据上风。

  

   因此毛泽东寄希望于行动起来的党外的人民群众去重新激活政党,而运动的顶点就是以巴黎公社为典范的上海公社的成立,这是群众抛开政党政治践行解放政治的高潮。事实上在20世纪60年代,政党政治在世界范围内受到挑战,诸多平等政治试图抛开政党,去探索新的创造性的政治形式。但在20世纪末,这些政治运动似乎也已耗尽能量,偃旗息鼓。今天的我们应该如何去看待20世纪的政党政治实践,如何看待当下的党国体制(party-state system),后政党政治是否可能?

  

  

   一、作为现代君主的先锋党

  

   马基雅维利经过葛兰西和阿尔都塞等马克思主义者的中介,和斯宾诺莎等前马克思时代的思想家形成了唯物主义的潜流。葛兰西和阿尔都塞超越了“马基雅维利是君主主义者还是共和主义者”的问题域,提出了全新的论述:马基雅维利通过论述君主,而与人民站在一起。这正是《君主论》那句话的意义所在:“深深地认识人民的性质的人应该是统治者,而深深地认识统治者的性质的人应属于人民。”①

  

   葛兰西指出:“临到(《君主论》的——引者注)结尾,马基雅维利自己成了人民,与人民融为一体:但这不是‘一般’意义的人民,而是马基雅维利通过前文的论证已经说服了的人民,他成了他们的自觉的喉舌,并且他也感觉到这一点,他感觉到自己与他们的认同。”②在这里,可以说马基雅维利已经成为葛兰西所说的“有机知识分子”,是他启蒙(说服)了人民,并且促成了君主与人民的联盟。

  

   但是到了葛兰西所处的20世纪,强调组织性、纪律性的政党政治已经成为政治的核心,其代表就是列宁主义政党。这是列宁对19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欧洲共产主义运动经验和教训的科学总结,通过这个法宝,十月革命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对此,毛泽东说:“俄国革命是巴黎公社的继承者。……巴黎公社存在不过七十二天,何以失败这样快呢?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没有一个统一的集中的有纪律的党作指挥——我们欲革命成功,必须势力集中行动一致,所以有赖于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党来发号施令。当时巴黎公社,因为没有一个统一的政党,以致内部意见纷歧,势力分散,而予敌人以可乘之机,这是失败的第一个原因。(二)对敌人太妥协太仁慈——我们对敌人仁慈,便是对同志残忍。”③

  

   但在十月革命后,鉴于苏联人民经济和文化水平的相对落后,还不能实行巴黎公社全体人民当家做主管理公共事务的原则,因此只能由一个党去代替人民施行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在回答“是党专政还是阶级专政?是领袖专政(领袖的党)还是群众专政(群众的党)?”时写道:“在多数情况下,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④言下之意就是政党要吸收群众中的能够代表普遍利益的精英分子,去对国家的事务进行管理,这种通过政党贯穿国家事务的党国体制在后来的斯大林时期得到发展和延续,并迸发出巨大的力量——虽然这种体制也产生了巨大的危机,如官僚化和等级制等。

  

   在葛兰西看来,理想的先锋党就是“现代君主,作为神话-君主,不可能是某一现实人物或具体个人;它只能是一个有机体,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要素,通过它,那个得到承认并在行动中多多少少得到维护的集体意志开始凝聚成形”。⑤也就是说,现代君主与19世纪中期开始出现的资产阶级政党有着本质差别,后者代表的只是某些特殊的意志和利益,并且彼此在所谓的合法性框架内进行博弈,而现代君主的“神话性”就在于它诉诸普遍性和总体性,从而“通过创造具体的幻想,影响四分五裂的人民,唤起和组织他们的集体意志”。⑥

  

   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也以俄为师,效仿苏俄的一党专政,意图去统一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中国。但正如王奇生所指出的,国共分家后,国民党漠视当时中国实际存在的阶级对立和冲突,声称代表“全民”利益,而这样一种“全民”利益实际上并不存在。国民党企图把本身的基础建立在彼此利益相互冲突的各阶级联盟之上,其结果却是两不讨好。“全民”中没有哪一个阶级,真正认同或感觉到国民党确实代表了他们的利益。国民党自然也没有一个真正属于它的社会阶级基础。⑦由此可见,国民党并非葛兰西所说的“神话-君主”,而是“神话”-君主,妄图用阶级基础的模糊性去冒充阶级基础的普遍性,结果只能造成虚假的普遍代表性。

  

   而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则从反面证明了毛泽东的洞见: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通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也厘清了革命的“敌友”问题。正是这个问题的解决让中国共产党重焕活力,在之后漫长的战争与革命中最大限度地组织动员了中国社会,从而在根本上结束了中国的封建割据和一盘散沙局面,并造就了实质上的现代国家。⑧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革命者抓住形势(conjuncture)能动地干预了既有的社会结构,实现了某种跨越式的发展,这是毛泽东一直重视人的因素的原因所在。而这种动员要归功于共产党对群众路线的坚持。这样中国共产党就真正成为葛兰西所说的“神话-君主”,通过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完成了马基雅维利的君主所要完成的任务:“在分裂破碎、难御外侮的国土上创制国家”。⑨同时通过国家的创制,去塑造作为质料的人民,换句话说,新中国的人民与之前的“朝代人”存在一种断裂。正如邹谠所言:

  

   中国政党(即中国共产党——引者注)以它的严密的组织和逐渐强大的组织能力,去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引导群众参与政治,所以在革命的过程中,中国人民参与政治的格式起了数千年以来的第一次的根本变化,农民及贫苦大众下层阶级都变成政治生活中的重要角色,不少上升为干部,最高层的政治领袖也以他们为“参考集体”,这是共产党战胜国民党的最根本的原因。⑩

  

   当然,正如阿尔都塞指出的,现代君主还有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任务(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只不过是现代君主完成了原本应由资产阶级完成的任务),那就是“革命和向无阶级社会的过渡”11,这是新君主不同于其他资产阶级政党的地方。

  

   政党在取得政权之后,首要的任务便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但正如汪晖所指出的,政党国家化一方面导致中心化的权力集中于政党,另一方面则使得政党与大众的距离日益扩大。伴随政党角色的变化,社会主义国家体制得到巩固,而马克思预设的这一国家体制的自我否定性却彻底消失了。12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必然命运吗?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征途中,如何看待党国体制与革命逻辑的关系?

  

  

   二、党国体制与“社会主义经济”

  

   巴丢(Alain Badiou)认为,政党“成为一个具有根本张力的政治场所:一方面是解放政治的非国家或者反国家的特质,另一方面则是这种解放政治胜利和展开过程中所具有的国家主义品质。……这就是政党会滋生(尤其是斯大林之后)党国体制的原因所在”。13这就是我们在引言中所说的革命的逻辑与国家的逻辑之间的矛盾。而“文革”是一场反对党国体制的不彻底的解放性政治运动,一方面对群众的大规模动员激活了巴黎公社的某些原则,但另一方面,“毛主义者对公社的想象依然束缚在党国体制的框架内”。14

  

   这里我们不能像巴丢那样,只停留在政治的平面,而应该从社会主义经济斗争的历史中寻找政党政治难以消灭的原因。

  

   法国思想家拉撒路(Sylvain Lazarus)、吉罗(Pierre Giraud)指出,社会主义中并不存在真正的“经济”,有的只是国家领域内的生产。15巴丢也指出,“唯一存在的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也就是说,“并不存在社会主义经济”。16

  

   这里我们需要对经济的概念进行简要的考古学分析。经济学的词根是希腊语中的家政学(Oikonomia),意指家庭内部所进行的必然性活动。在公共领域则是自由公民的政治活动,没有“经济”的一席之地。在进入现代之后,整个社会的经济运作就成了新的家政即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如何让一个社会获得更多的财富,就像如何进行家庭管理一样,这就预设了这样一个前提:作为整体的社会就像家庭一样,有一个共同利益。因此阿伦特指出,经济学只在一个相当有限的人类活动范围内采取了行为模式,但最后发展到“行为科学”成为社会科学无所不包的要求,其目的是把人的所有活动在总体上都简化到依照条件来行为的动物水平。17也就是说,只要人们自觉遵守社会的自然规律,经济就会有条不紊,欣欣向荣。

  

   正如卢卡奇所指出的,资产阶级市民社会表现出第二自然的特性,这种第二自然就像第一自然那样,有其不可违背的客观规律和自然法则。但这只是“好像”而已,因为这种第二自然的看法根本是一种物化意识。在卢卡奇看来,必须用人的实践,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改变去打破第二自然的光晕,让社会规律服从于人的主观目的,而不是让人服从于所谓的社会的自然法则。

  

   另外,从卡尔·波兰尼等人的经济学人类学我们得知,只有在现代资本主义阶段,在自我调节的市场经济中,经济关系才摆脱一切道德、宗教和文化等的束缚,脱嵌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古代的经济组织原则主要表现为家政、互惠和再分配,唯有到了资本主义经济,“一个在所有具体的社会关系中受到种种自然限制的经济动机已经从中分离出来了”。18这就是为逐利而生产的动机。虽然我们知道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是在国家的干预下确立起来的,但当市场经济摆脱限制之后就会将整个社会变为市场社会,与政治和国家相脱离,其结果正如波兰尼所指出的:“一个自发调节的市场必须把社会制度性地分离为经济和政治两个领域。”19

  

   在马克思看来,因为工厂空间最彻底地体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所以在《资本论》开篇分析完商品-货币-资本的演化之后,他就带领我们“同货币占有者和劳动力占有者一道,离开这个嘈杂的、表面的、有目共睹的领域,跟随他们两人进入门上挂着‘非公莫入’牌子的隐蔽的生产场所”。20在这个场所中,“自由、平等、所有权”的神话破灭了,经济-资本的逻辑在工厂空间内必然表现为工厂专制主义,其表现形式就是泰勒制和福特主义。21所有这一切都建基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政治与经济想象性的二分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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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zhaozi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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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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