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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云翔:我们正处于多变的、剧烈的道德转型过程中

更新时间:2015-07-24 16:58:49
作者: 阎云翔  

  

   2011年接受《东方早报》关于食品安全的采访之前,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阎云翔教授的研究重心还放在中国农村社会网络、私人生活及其变迁等问题上,他的代表作《礼物的流动》与《私人生活的变革》(曾于2005年获“列文森中国研究书籍奖”)也早已成为相关领域的必读经典。接受采访时,他的学术兴趣已转向当代中国的道德变迁,食品安全问题正是其中的一部分。四年过去了,他所计划的新作《德行的尴尬——当代中国社会的个体化转型与道德变迁》还没完成,但是对中国社会的观察和思考却一直没有停止。他提出的“个体化”成了这些观察和思考的最重要的学术视角,而他长期进行田野调查的黑龙江下岬村则依然是他重要的学术资源,此外,中国的媒体报道、网络舆论以及亲身经历,也都成了他的资源。为了研究年轻人与父母的关系,他甚至长期潜水豆瓣“父母皆祸害”小组。某种程度上,阎云翔可能是对处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的复杂性有最深体认的学者之一。

   澎湃新闻:关于当代中国,不同人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可能会想到习近平李克强,有的人可能会想到1992年开启的市场化改革,还有人可能会理解成所谓“后三十年”,也就是改革开放以后。您的“当代中国”怎么去定义?

   阎云翔:我理解的当代中国是改革开放以来这三十多年,一直到现在。但是,很多问题的探讨不可避免地追溯到1949年。现在中国人的道德发展,或是当时的延续,或是对当时的修正。总之,无法完全脱离联系。狭义上讲,我关注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而事实上,整个观察的范围还是从建国以来。

   澎湃新闻:这么说,您是把1949年以来前后三十年放在一起观察。现在有人认为,改革开放以后形成了某种断裂,这种断裂直接造成了道德风气的转变,对此您怎么看?

   阎云翔:我认为,改革前后之间的联系远比断裂要多。简单来说,现在中国人的全部努力目标,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从整体上追求现代化。这一点,不光可以从改革开放上溯到1949年,还可以从1949年继续往前追溯,一直追溯到十九世纪中期,把整个近代史包括在内。当代中国的道德转型问题,只有放在这个坐标系下面,才能得到比较好的理解。比如,从道德上讲,我们基本上认为现代化是一个好东西,是值得追求的,甚至是神圣的。这是所有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共有的现象。但在西方国家,现代性也好,整个现代化过程也罢,从来没有被认为是值得倾全国、全民族之力去努力追求的、神圣的东西。这只不过是一个历史的缓慢发展过程,事后回顾,给它追加命名为“现代化”而已。

   就追求现代化这一点来说,新中国前三十年讲究的是艰苦朴素、努力奉献,背后潜在的期待是,到了共产主义天堂,大家都会过上好日子。改革开放之后,大家直截了当奔着“好日子”这个目标去了。方式改变了,目标却始终未变。那么,现代化给我们最大的目标或期许是什么?在个人层面上是生活的极大改善,也就是前面说的“好日子”;在国家、民族层面上,是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取得世界舞台上应有的位置等。

   澎湃新闻:改革开放前后,不变的是对“现代化”的追求,那么,在您看来,变了的是什么?

   阎云翔:我觉得,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多年跟前三十年甚至前一百五十年相比,最大的变化是一种新的个体主义的兴起。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我这里所说的个体主义,不是一般所理解的西方意义上经典的个体主义,也不是毛泽东时代所批判的自私自利的个体主义,而是另一个新的版本。这种个体主义的兴起,使得对个人利益的追求、个体的自我实现这些行为获得了正当性,从而迅速造成了伦理上的改变。因此,我们正在经历着一个从过去的集体主义伦理到现在这种中国式个体主义伦理的转变。过去的集体主义伦理强调的是责任、义务和自我牺牲,个体是实现某个伟大目的的手段,为了这一目的,所有个人的奉献、牺牲、义务、责任都是必要的,包括经济利益在内的任何现实利益都可以舍弃。那么,现在向个体主义伦理转型的时候,权利、自由和自我实现慢慢地取代责任、义务和自我牺牲,成为新的标准。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的个体仍然把自己当成实现某一更高目的之手段。在这个意义上,我才说,中国的个体主义不同于西方的个体主义,因为西方个体主义最根本的特点就是把个体当作目的,而不是手段,个体被摆在了核心位置。通过这些年来的不断研究,我倾向于认为,西方那种经典的个体主义可能不适合中国文化的大环境,我们可能永远不会达到那种状态。

   澎湃新闻:换句话说,在您看来,中国可能永远不会发展出西方那种把个体当作目的、摆在核心地位的个体主义?

   阎云翔:是的。我们走的是一条完全不同的个体化道路。我2009年出版的那本The Individualization of Chinese Society(中译《中国社会的个体化》2012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就是从社会制度变迁和个体意识觉醒两个角度探讨这一变化,并认为中国的个体化很可能走的是一条个体主义缺席的道路。

   个体主义缺席的个体化会导致怎样的社会与个体呢?这是从2009年以来,我一直在探讨的新问题。前面说到,近代以来,中国人从未改变的是对现代化的追求,其中包括对个体幸福的追求,这其实早已预示了未来伦理的转型,因为个体幸福在传统社会从来都不是首要的;相反,个体很多时候恰恰是要牺牲自己的幸福,来保全集体的利益。这个集体,很可能是家庭、宗族或者民族、国家。这种深厚的文化传统,对个体主义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

   另一个方面,西方的个体主义也是现代才形成的,中世纪或者更早时候的西方人对个体与集体的认识,与我们的差别没有今天这样大。那么,为什么我们这儿没有兴起西方那种个体主义也成为我所关心的问题。

   澎湃新闻:您是从一个人类学家的角度来考察这些问题的。

   阎云翔:是的,人类学特别关注生物个体的人如何被文化形塑成社会人并获得文化人格的过程,换句话说,就是人们如何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形成关于自我的意识的过程。这也是理解中西文化差异的关键之一。中国人的自我,用大家都熟悉的话来说,是关系中的自我,这还不是一对一的关系,而是诸多关系形成的关系网,也就是某一集体。请注意,这里所说的集体,跟现代西方社会的团体是不一样的。这便是费孝通先生所讲的“差序格局”与“团体格局”的区别。处在“差序格局”当中的中国个体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独立存在的自我。自我建构在诸多关系之中;如果将所有的关系剔除,自我便不复存在。这也是我相信中国人不会完全转向那种认为个体即目的的个体主义的原因。对中国人来说,人生的意义往往是有幸福美满的家庭,有引以为傲的子女,然后就为了家庭甚至子女而活。这必然涉及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个体必须把这些人际关系都处理得很好。慢慢地,这些人际关系成为目的,而个体成了实现这些目的的手段。中国人的自我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生长、完善的;而越完善,就意味着嵌入这个网络的程度越深,而不是形成独立的自我意识。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太可能体验那种后现代的孤独,因为想孤独也孤独不起来,周围的人不会让你孤独,这是中国没有西方式的个体主义的特点。

   澎湃新闻:坏处就是,许多人抱怨过年回家,被父母亲戚询问收入、恋爱、婚姻、孩子、车子、房子这些问题,头痛得很。每当这个时候,大家就觉得,那种完全没人关心你过得怎样的孤独状态,似乎也不是不可以接受。

   阎云翔: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近十年以来,中国的心理咨询发展得很快。对此有两种不同的解读,我觉得都有道理。一种解读是,这跟中国人自我意识的觉醒有关,心理咨询随之应运而生。因为心理咨询的假设是非常西方式的,认为每个人都有一个内在的自我,这个自我因为童年的种种不幸遭遇而受到压抑或伤害;心理咨询能够帮助个体治愈创伤,找回自己。这种假设跟中国文化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中国文化假设个体的人生下来是一个空空的框架,然后通过扮演不同社会角色、履行各种义务来不断地使自己的人格成长起来,最终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传统所说的修身,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遇到问题,一定因为没有履行某种义务或者演好某个角色,不存在寻找一个先验性的自我这个问题。

   另一种解读是,这种对西方式心理咨询的求助,最终目的不是寻找或者发现西方文化所假设的独立存在的先验性的自我,而是为了修缮自我和他人的关系。像很多那种自我帮助的小群体,很多人去上心理学课程,正是为了这个目的。这个人群最大的焦虑就是:我怎么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我跟父母、跟儿女到底怎么相处?说白了,就是如何改善作为手段的自我已达到处理好人际关系的更高目的。他们想要通过心理咨询解决的是中国式的人际关系问题。

   澎湃新闻:可不可以这样说,心理咨询的发展,其实反映的是最近十几年中国家庭关系的变化?

   阎云翔:可以这么认为。我本人比较关注私人生活领域,尤其是家庭,这是我研究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角度。从这个角度出发,过去十几年跟九十年代相比,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新发展就是过去被摒弃的很多东西现在又重新获得人们的重视。最明显的是城市家庭生活中父母权威的回归。对新一代年轻人,八〇后、九〇后来讲,父母是他们最可信赖的人,也是他们最先要听取建议和忠告的人;如果他们遇到困难,父母是他们最先想依赖的人。而父母也愿意倾其所有来帮助自己的孩子,无论他是三十岁也好,二十岁也好。这直接影响到代际关系,跟九十年代比,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转变。这样一来,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成为社会关系网中最为重要的一种关系,每个人都关心如何处理这种关系。

   我在九十年代从私人生活角度来观察当时的社会巨变,曾经担忧过市场化、商业化导致的个体化倾向会不会冲击社会结构,导致家庭生活的衰败和代际关系的紧张,最后出现很多社会问题。但是,后来的发展正好相反,代际关系实际上比前三十年更加紧密。我在最近的研究中甚至观察到,包括农村地区在内,中国许多家庭的代际关系之间产生了传统中国家庭生活中不受鼓励甚至遭到压抑的亲密性。

   澎湃新闻:您怎么定义这个亲密性?

   阎云翔:代际亲密性的意思是,长辈和晚辈有某种程度上的默契,认为彼此应该站在更加平等的层面上,像朋友一样交流自己的情感和想法,而交流的主要方式不是单向的传播,而是双向的沟通;不再是命令式,而转变成了互动式。传统家庭关系是靠命令和服从才得以维系的,建立在父母的权威之上。所以,父亲不会跟成年的子女有任何沟通,从而确保自己的权威;母亲因为要忙着料理家务,也不会有时间与子女沟通。最简单的一个例子是,过去如果家里来了客人,孩子会被叫出来跟客人打招呼,然后立刻躲到一边,在饭桌上也不许讲话,甚至还不允许孩子与大人在一张桌子上吃饭。现在正好相反,让孩子在客人面前表演才艺,变成非常重要的招待客人的活动。孩子从小就介入大人的谈话。这是中国家庭关系的一大突破;恰恰是九十年代那些变化逐渐导致了现在这个结果。

   澎湃新闻:那么,再往前追溯呢?在经历九十年代这些改变之前,中国人处在什么样的道德状态之中,比如前三十年?

阎云翔:要谈这个问题,需要先厘清道德这个概念。我们所谈的道德,其实包含两个层面。首先是一种价值倡导或伦理话语: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社会应该保持什么、提倡什么,等等。这些东西,我们在实际生活中可能做得到,也可能做不到。与之相对应的是道德实践,就是未加思索、出于本能去做事,这种实践来自潜移默化形成的道德情感。比方说,看到一个老太太跌倒,我相信大多数人的本能是想去把她扶起来。这是向善的本能。然而,由于不断出现做好事被讹的恶性个案,自我保护的本能又会纠正向善的本能,提醒自己扶了以后的后果很严重结果大多数人就选择不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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