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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庆平:从周培源看爱国民主科学

更新时间:2015-07-23 16:42:02
作者: 岳庆平 (进入专栏)  

    

   爱国、民主、科学是九三学社的优良传统,也是九三学社的核心价值。自九三学社成立以来的60多年中,一代一代九三人都在努力秉承和弘扬爱国、民主、科学精神,辛勤耕耘着九三学社的精神家园,卓有成效地推进政治交接和多党合作事业。周老正是这一代一代九三人中的杰出典范,他身上始终都最自然和最本色地体现着真正、纯粹而高尚的爱国、民主、科学精神,这无疑是对九三学社优良传统和核心价值内涵的最佳诠释。仅先举一例,周老作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主席,享受着一般人极其羡慕的“大丈夫当如此也”的国家级政治荣耀和优厚经济待遇,但他从未安心享乐,更从未忘乎所以,晚年时大智无双地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真心话:“这一辈子不是我所追求的!”他视科学为生命,视求真为首务,深知科学与官位一般不可兼得,有时甚至难以兼容,经常本着科学家良知向上级提尖锐而精辟的诤言,还多次与众不同并坚定不移地要求上级减少他的兼职。有人认为周老治丧的政治规格太低,与周老一生重视科学和求真、轻视官位和权贵而得罪了某些上级领导有关。丁石孙先生说周老像一座大山:“离得越远,对大山的雄伟气势感受得越深刻。”[①]武际可先生说周老像一条大河:“他是一个有锋芒的人”,正直敢言,不畏权势,“有人沉默、有人顺从、有人阿谀时,他能像大河奔突着向前。”[②]

   周老身上始终都最自然和最本色地体现的真正、纯粹而高尚的爱国、民主、科学精神,对那些擅长整天空喊口号而自己很少真正践行,甚至待人苛刻虚伪、言而无信而完全背离民主科学、实事求是,或者只是高智商、超精致地耍玩口号以自私自利、沽名钓誉并自欺欺人、自鸣得意甚至忘乎所以者而言,确实是极大讽刺,确实是发人深省,也确实是不比不知道而一比吓一跳。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那些自欺欺人、自鸣得意甚至忘乎所以的以自我为中心者,为什么对自己的假话、辱言和失误从不解释,永不认错,总是幼稚地低估他人的悟性和善意?难道真的一点都不知道他人早已悟出真假、荣辱和是非而实在不忍心揭穿?难道真的自己内心毫无良知而一点或一生都不感到自责和忏悔?正如周老所说:“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思想路线的基本点。做科学工作、做教育工作和人生旅行,离开了这一条就会走入歧途。众所周知,国内外历史上,有的人不实事求是,靠耍阴谋、玩骗术、施诡计得逞一时,但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都无一例外的是遗臭万年。”周老说得多么真实诚恳,又多么深刻独到!“做官”成功往往“做人”失败,“遗臭万年”说明“做鬼”更失败。可见真假早有人知,毁誉莫非民意!其实这就是最终的民心展现,这就是公正的历史评判。我作为在北京大学已学习和工作30多年、在九三学社中央已工作10年的后辈,深为北京大学和九三学社拥有周老这样光明磊落、正直求真、思想深刻、人格独立,并随着时间推移而越来越受大家真心景仰和由衷爱戴的杰出前辈而荣幸和自豪!

   一、从周培源看爱国

   据周如玲女士《我的父亲周培源与清华大学》[③]一文记述:“父亲的青年时代常常看见在中国的领土上插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父亲到上海读书后有一次和同学在外滩的草坪上漫步,竟被一个看管给轰出来。父亲气愤地问:‘我们为什么不能在这上面走走?’那个看守竟说:‘中国有一天强大了,你们就可以在这上面走了。’这对热血方刚的父亲虽是一个极大的侮辱,但‘只要中国强大了,就可以在上面走了’却是铭心刻骨。军阀连年混战,百姓民不聊生,国民党对外卑躬屈膝、丧权辱国;对内却横征暴敛、欺诈掠夺。五千年文明古国几近葬送在这批豺狼腐蠹之手中。怎能忍看而无为?年轻时的父亲,想的就是如何用自己一生的努力能使中国强大,能让自己的人民在自己的国土上随意行走,再也不受外国人的凌辱。‘求变’已是父亲这一代有志之士的座右铭。为此,父亲选择了科学救国之路。”

   20世纪初,美国依利诺大学校长詹姆斯在给总统的《备忘录》中曾说:“中国正面临一次革命……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青年中国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的影响上取回最大的收获。如果美国30年前已经做到把中国留学生潮流引向这个国家来,并使这潮流扩大,那么,我们现在就一定用最圆满最巧妙的方式控制中国的发展,使用从知识与精神上支配中国领袖的方式。”可见,美国同意用部分庚子赔款办学,只是想通过为中国培养人才的办法来进一步控制中国。但很多清华学生得知自己是拿庚子赔款学习,更加发愤图强,刻苦攻读,以便出国深造,学成归来报效祖国。周老便是其中之一。

   1924年,毕业于清华学校的周老赴美学习,先入芝加哥大学,后至加州理工学院,1928年以理论物理获得博士学位,并获得加州理工学院的最高荣誉奖。1929年,胸怀爱国之心的周老毅然回国,担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年仅27岁。

   1943年,周老又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继续研究湍流。1945年在美国《应用数学季刊》发表《关于速度关联和湍流脉动方程的解》一文,这在湍流理论上是被国际同行公认的卓越学术成就。这也使周老有机会以科学为武器参与反法西斯斗争,美国政府邀请他参加美国国防委员会战时科学研究与发展局的科研工作,主要从事鱼雷空投入水项目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战时科学研究与发展局解散,不久又成立海军军工试验站,继续从事军工研究。美方邀请周老参加,年薪高达6000多美元,但要求必须加入美国籍,被周老婉言谢绝。因为他考虑当时赴美参加反战科研工作,是为了共同打败日本,间接报效祖国;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结束,应尽快归国工作,直接报效祖国。其实这次他一到美国,美国移民局就邀请他全家加入美国籍,他对此一笑置之。就这样,周老毫不留恋美国的丰厚物质待遇和良好工作条件,抱着报效祖国的坚定之心,带领全家于1947年4月又回到清华大学工作。那时清华大学教授的年薪仅相当于300美元,还不到在美国年薪6000多美元的二十分之一。

   此外,当别人询问周老为什么会从相对论研究转向流体力学方面研究时,他说:“当时我认为相对论不能直接为反战服务。作为一个科学家,大敌当前,必须以科学挽救祖国,所以我选择了流体力学。”有人认为,在周老等科学家身上有许多东西,不是一句“爱国主义”就能道尽的,更多的是属于知识分子的操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二、从周培源看民主

   丁石孙先生说:“周老的民主作风很为了解熟悉他的人称道,他不管与什么人讨论问题,都能以平等的态度,从不以权威自居,以势压人。周老的民主作风反映了他对人际关系的朴实看法。”[④]据梁从诫先生在《记学术勤奋生活淡泊的周培源》[⑤]一文中回忆:“在我所熟悉的许多老一辈著名教授学者中,包括我自己的父母在内,像周老这样,办事能力这么强而又这么随和,生活上兴趣这么广而自奉又如此淡泊的,他几乎是仅有的一位。”“周老的平易表现在他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在家里,他对待晚辈非常平等,从不训人,更少有疾颜厉色。一些学生、同事来访即使有他所不赞成的言行,也总是用商量的口气进行说服,没有提高过嗓门。其实,有许多事他并非真的不动感情,但他从不感情用事。常常地他参加某个会议,或与某负责人谈工作回来后,会长时间地沉默不语,显然心情沉重。但作为晚辈,我们却极少听到他发牢骚、背后埋怨别人。在我所认识的老一辈学者中,他在这方面是特别严于自律的。”

   周老家庭和睦,非常民主。林家翘先生说:“周先生说过他家中是非常‘民主’的,我们看到的也确是如此。有时他自己的意见与家中人不同时,就要笑着说‘阴盛阳衰’。所有事情都是大家讨论的。记得如玲有一次亲眼看见许多特异功能的实验,但是周先生却不相信,于是二人便辩论不休。”[⑥]据《西南联大的爱情往事》[⑦]记载:周如苹这个最小的姑娘和爸爸最亲,十四五岁的时候,还喜欢像小朋友一样,以百米冲刺的速度飞奔过来,跳到爸爸背上。他不似中国传统父亲那样正襟危坐,姑娘们都被他宠得“没大没小”,如苹总是“笑话”他,说他“一天到晚爱来爱去”。他不仅不以为忤,还点头称是,别出心裁地编了一首顺口溜:“老大我最疼,老二我最爱,老三我最宠,老四我喜欢。”并把这顺口溜天天挂在嘴边。周家居住在燕南园56号,庭院中遍植樱花。樱花树均由周老打理,他极爱花,还常常戏称家中有“五朵金花”,其中四朵是女儿们,另一朵是王蒂澂。每年春天,他们都要结伴出门踏青,他一路搀着她的手,生怕她磕着碰着。他对她好到连女儿们也“嫉妒”了。每次一起郊游,拎着大包小包的女儿总在后面无奈地喊:“对不起!麻烦你们两位分开一会儿,帮我们照看一下东西。”王蒂澂习惯迟起,每天早晨,他都会在她睁开眼的时候,对她说:“我爱你。”直到有一天她突然生了一场大病,再也站不起来了。可是,他还是和从前一样,每天一大早跑到她床前,问她:“你今天感觉怎么样?腰还疼不疼?别怕困难,多活动……我爱你,六十多年我只爱过你一个人。你对我最好,我只爱你!”那一年,她已经八十岁了,他也已年逾九十,他们都老了。他五十岁上下右耳便失聪了,从那时起,说话就不由自主地“大声嚷嚷”。他自己听不见也生恐别人听不见。每天早晨,他对她的“表白”也嚷嚷得众人皆知。长大了的女儿,听到老父亲的绵绵情话都忍俊不禁。她不好意思,嗔道:“你好烦啊。”他笑,他的笑容还是那样澄澈明净。她突然想起,曾经他也是这么笑着看她,在昆明的“华龙”马上,在香山疗养院高高的窗台上,在师姐刘孝锦家的宴会上。他看着她,笑得如同小孩子;她望着他的笑脸,无声地哭了。

   周老与邻居关系融洽,气氛欢乐。据《泱泱大师,铮铮风骨》[⑧]一文记载,1956年春节,北京大学燕南园周老家成了一个欢乐的中心。孩子们欢快地放完开门炮,纷纷前来向军属“周大爹”、“王老师”拜年。王老师会讲有趣的话,逗得孩子们嘎嘎直乐,完了,还给孩子们每人抓一把糖果点心。周大爹眉宇间满是欢笑,会和孩子们在院子里比赛单足蹲起,直到站不起来。一旦摔倒在地上,便开怀大笑。

周老极其关心、爱护和帮助学生和助手。例如,他的学生于光远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无法继续下大功夫撰写毕业论文《坐标系在引力场中的运动》,他很关心和同情于光远,尽力指导和帮助他完成毕业论文。于光远几十年来一直怀有对不起恩师精心指导的歉意。1970年初春,周老为了给一位助手打招呼,要他不要参加“四人帮”的瞎批判,一大早就亲自到北京大学招待所给这位助手送行,并一直把他送到332路公共汽车站。后来,这位助手被扣上多顶政治帽子,处境十分孤立。周老得知后,让人捎话给他:“不要悲观嘛!今后说话注意一点就行了,欢迎继续到我家来做客。”感动得这位在几十次批斗会上没掉过一滴眼泪的男子汉,就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一旦得到了亲人的关怀和理解,忍不住嚎啕大哭。黄永念先生说:“周老是我们国家的领导人之一……我是周老家中的常客。每次去的时候,周老总要亲自为我们倒茶和冲咖啡,几十年来都是如此。当我们端起茶杯,看着他老人家满头银发,心里总是热乎乎的。有时,由于讨论问题时间很长,耽误了食堂用餐的时间,周老总是热情地留我在他家用餐。时间久了,我就越来越感到周老一家的亲切与温暖。”[⑨]丁浩刚先生说:1985年“我们一家3口住在集体宿舍3楼一间10平方米的小屋里。一天晚上8点多钟,周先生由他的警卫搀扶着站到了我的门前,我和爱人都激动不已,忙把他请到屋里,我坐在床上,周先生坐在屋里仅有的一把椅子上,他的警卫则站在旁边。周老关切地问我们的生活情况,问我爱人工作的安排,后来又拿出了一篇文献跟我讨论了一会儿才离去。我送他下楼,看到楼门前停放着小车,周师母已经在车里等了10多分钟。”[⑩]王淦昌先生说:“当周老几次因病住院,为探讨学术、修改论文,多少次把学生召至病榻前,逐点讨论、逐句修改。甚至为使学生到国际会议上去崭露头角、为国争光,曾提出:‘你去宣读这论文,我为你出出国旅费!’这般视学生为亲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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