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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渭滨: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导读——兼论近代通史体系的推陈出新

更新时间:2015-07-23 15:45:10
作者: 沈渭滨  

  

   编者注:本文既是蒋廷黻所著《中国近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12月版)的序言部分,又是沈渭滨所著《蒋廷黻著<中国近代史>导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9月版)的开篇文章。

  

   现在的青年人,对蒋廷黻这个名字,恐怕大多数是很陌生了。可是在新中国成立前,无论在学界还是政界,他都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在学界,他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先后做过南开大学历史学教授、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以主张史学改革著称于时;在政界,他是著名的外交家,先后出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驻苏联大使、驻联合国常任代表,1949年后又一度作为台湾当局驻美"大使"。在国民党政府的官僚群中,以"知外交"闻名于世。

   作为政治家,他是当时"书生从政"的代表人物之一,主张以所学为国家所用。在国共两党斗争中,尽管站在国民党政府立场,并在联合国中阻挠和反对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但至死都不愿加入国民党,还经常批评当局的政略失当和政治腐败;作为学者,他是当时公认的中国近代外交史专家和这一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他从治外交史扩及中国近代史,写出了若干很有分量的专题论文。他一生治学严谨,著作不多。其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反而不是花了极大精力辑录的《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1],而是这本仅五万余字的《中国近代史》。

   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不仅奠定了他在近代史领域中的学术地位,而且因其折射出他那一代受过西方高等教育和西潮影响的学人,在思考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社会进步时的普遍心态而受世人瞩目。

   蒋廷黻有过长期的从政经历,他的历史观不可避免受到他的政治倾向影响。所以这本著作在解放后曾多遭非议。但是,学术与政治毕竟是两回事。诚如陈旭麓师在此书被湖南岳麓书社辑入《旧籍新刊》时写的《重印前言》里所说:重印的宗旨在于"存史存文","存其文而原其人,不以其人的政治立场而抹杀其学术的成就,也不因今天的需要而去涂改前人的文字"[2]。现在,"存其文"已经做到,"原其人"则有待努力。考虑到大家对蒋廷黻知之不多,这篇"导读"就多写点蒋廷黻其人;进而论蒋廷黻其书的学术价值和学术影响,以有助于大家"知人论世";第三部分,从近代通史体系的发展变化角度,进一步说明蒋著《中国近代史》的学术地位和近代通史的研究现状,以加深对蒋廷黻学术成就的理解。

  

   一、蒋廷黻其人

   1.留美洋博士

   蒋廷黻,湖南宝庆(今邵阳)人。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出生于一户薄有田产的农家。1965年病逝于纽约,享年70岁。

   蒋家从他的祖父时代起,就务农兼经商,在靖港开了一家经营铁器的店铺,由他的父亲和二伯父轮流看管[3]。祖父死后,留下一个店铺和12亩田地。三个儿子连同老娘各分得三亩,店铺则由三兄弟各占一份[4]。由于他的大伯父是个抽鸦片的瘾君子[5],所以靖港的店铺仍由他的父亲和二伯父轮流掌管。

   蒋廷黻说他的父亲"很有经商的天才,而且是一位民间领袖",晚年做过靖港的商会会长,在家乡常为邻居"排难解纷"[6]。但对蒋廷黻早年人生历程影响更大的,则是他的二伯父。如果没有二伯父决心要他"努力读书,求取功名",那么他早已被父亲弄到店里去当学徒了[7]。

   蒋廷黻的母亲姓熊,外祖父是个穷秀才。母亲在他6岁时患病去世。不久,父亲续弦。据蒋廷黻说,继母对他和哥哥"照顾的无微不至",是位好主妇、好母亲[8]。他幼年失怙,父亲又常年在外,有个好继母照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蒋廷黻4岁发蒙,由私人教师教读[9]。6岁起入私塾接受旧式教育。10岁那年,即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清政府停止科举取仕制度。二伯父决定让侄子进新式学堂[10]。1906年初,11岁的蒋廷黻到省城长沙明德小学读书,一学期后,又被二伯父安排到美国长老会在湘潭办的教会学校益智学堂,开始接触新学,学习英文。1911年(宣统三年),因辛亥革命爆发,益智停办而辍学。最后一学年,他接受洗礼,成了一名基督徒[11]。

   在教会学校那几年,正是晚清政局动荡、新潮勃发的年代。湖南虽属内地,却颇得风气之先。立宪请愿、收回利权、新政办学、派遣留学生,都搞得轰轰烈烈,甚至民主革命思想也通过新式书报不胫而走[12]。蒋廷黻身处其间,又在美国人办的学堂里读书,耳闻目染,便有了探求新知、赴美留学的打算。1912年,他在征得益智学堂校长太太、也是他的英文、历史教师林格尔夫人同意之后[13],凑了点钱,就只身到美国去了[14]。这一年他17岁。

   到美国后,因为带的钱不多,便进了密苏里的一所半工半读的派克学堂(ParkAcademy,Parkville,Missouri)读中学。1913年,获得湖南省官费。他把哥哥也弄到了派克学堂,兄弟俩仍靠半工半读维持。1914年蒋廷黻中学毕业。将近三年的半工半读生涯,不仅使他锻炼了意志和强壮了身体[15],而且使初到美国的他,对美国人民在他大病时所给予的真诚关怀终生难忘[16]。

   1914-1918年,蒋廷黻在俄亥俄州的欧伯林学院(OberlinCollege,Oberlin,Ohio)度过了他的大学时代。蒋廷黻在大学里主修历史学,同时也选读多门自然科学课程[17]。当时,他已对祖国国内的军阀纷争和混战所引起的各种问题产生了探究欲,希望通过历史课的学习,获得"将来在中国从事政治工作"的知识和经验[18]。由于历史系的教学枯燥乏味、课程内容无法满足他的需求,他在课外阅读了许多德国史和意大利史的著作,对俾斯麦、加富尔、马志尼、加里波第等德、意政治家由衷地景仰[19]。这对他日后希望中国摆脱中世纪状态,努力建设成一个民族国家的社会政治史观的确立,有重要影响。

   大学时代,蒋廷黻接受了严格的科学方法训练。自然学科的教授不要求学生死记硬背教科书的条文,要他们学会观察事实;研究报告一定要做到观察仔细,结论客观[20]。这种训练使他终身受用。后来他从事历史研究时,坚持从史料中得出结论,凭史料说话;从政后,也极重视实际观察,不少问题表现了独立识见。

   欧伯林学院的宗教气氛十分浓重。蒋廷黻虽然是个基督徒,但他和其他中国留学生一样,对美国教会丑化中国人十分反感[21]。基于民族自尊的爱国情感,使他"对整个教会活动感到怀疑",甚至认为传教是"十足的精神侵略"[22]。所以,在整个大学时代乃至日后的行动中,他只把信仰作为一种精神慰藉,并不执着于宗教教义的追求和宗教仪式上的顶礼膜拜。他坚信"中国不会变成一个基督教国家"[23],只有科学技术才能救中国。因此,他在中国留学生中,力主用科学技术为祖国服务的观点[24]。

   蒋廷黻的大学时代,恰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始终。战争期间,他的立场是"亲西方"的。他站在协约国一边,对美国威尔逊总统关于战后国际关系中民族自决、国无大小强弱一律平等、战胜国不要求割地赔款等的十四点宣言,十分赞赏。他说"威尔逊总统所说的每一个字,我都信以为真"[25]。直到后来"巴黎和会"议决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转让给日本时,他在吃惊之余,对威尔逊有了怀疑[26]。不过,他怀疑威尔逊而不怀疑美国政府[27],他的亲西方倾向并不因威尔逊背叛诺言而破解。

   1918年蒋廷黻大学毕业,获文学士学位。毕业后,他立即应基督教青年会征召,到法国去为在法军中服役的大批华工服务[28]。期间,还经常与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成员保持接触,"分担他们的忧虑和失望",思考代表团拒绝和约将对国内学运、政情产生的影响[29]。他的亲西方倾向没有泯减他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关怀。

   1919年夏季,蒋廷黻从巴黎重返美国,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

   进哥大之初,他想做个能左右中国政坛的新闻界大亨,所以进了新闻学院。不久,觉得要左右政坛必须懂得政治,便进政治研究所改修政治学。最后,认为政治学科所讲的政治只是理论而非实际的,"欲想获得真正的政治知识只有从历史方面下手",于是又转为专攻历史,主修历史学[30],师从著名的政治社会史教授卡尔顿·海斯(CarltonJ.H.Hayes)。

   海斯是美国"新史学"倡导者詹姆斯·鲁滨逊(JamesH.Robinson)[31]的弟子,而哥伦比亚大学正是美国"新史学"派的中心。鲁滨逊在哥大执教长达25年,弟子及再传弟子遍布美国各个大学。其中如毕尔德、绍特威尔、巴恩斯、海斯、穆恩、桑戴克等,都是20世纪上半叶美国史学界的知名人物。这个学派以实证主义哲学为思想基础,重视史学的社会功能与实用价值,主张史学革命。他们认为人类以往的一切活动都应包含在历史研究的范围之内,历史学是一门内容极其广泛的学问,因此必须对旧史学只讲王朝兴替、军事征战、外交阴谋乃至宫闱丑闻等局限于政治史的传统进行无情挑战;历史发展不只是政治因素一种动因,而是有着经济的、地理的、文化的、社会心理的诸多因素的运动,因此历史学家必须注意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作综合性多科性研究;历史是一个持续的、进化的、发展的过程,因此历史学家应该用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去观察与研究历史,这是"新史学"的"基石";历史的功能在于了解过去、服务现在、推测未来,因此历史著作应注意历史教育的普及,力求写得既内容丰富、又明白晓畅,以达到历史所产生的最大效应[32]。

   蒋廷黻在哥大的四年研究中,不仅受到了"新史学"的熏染,而且直接受到了导师海斯教授的影响。

   从蒋廷黻后来的研究实践看,他接受了作为"新史学"基石的进化史观,注意于"新史学"强调的史学垂训功能和历史教育的普及。他所写的这本《中国近代史》,就是以进化史观为指导,以"经世致用"为主旨,明白晓畅、通俗易懂,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对近代史知识的普及起了重要作用。

   他的导师海斯,当时在哥大主讲"欧洲近代政治社会史"并致力于"族国主义"研究。海斯教授这门课,强调工业革命对欧洲社会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主张在工业革命后使用近代机器生产的社会里,国家应该而且必须对生产进行干预而不应放任;放任主义在工业革命后已经完全不适用。要干预就需要社会立法。海斯认为德国俾斯麦和后来英国的劳合·乔治有关社会的立法,是顺应时代潮流而且非常高明的[33]。这对蒋廷黻有很大启发。后来他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一再强调使用机器生产对近代化所起的作用,并对洋务运动作了积极评价。

   所谓"族国主义"[34],就是关于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理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兴起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这一趋向,成了注重史学社会功能的美国"新史学"派史学家研究的时髦课题。他们探究这类国家所揭橥的民族主义是怎样的一种理论构架,采用什么方法争取民族独立,独立后用什么方法治理国家,对世界原有的政治格局将会产生什么影响?蒋廷黻作为海斯的学生,又是来自被帝国主义奴役的中国,对这一历史动向和海斯的研究工作,自然有所感悟与兴趣。后来,他在这本《中国近代史》的"总论"里,把中国能否走出"中古"状态,建立"近代的民族国家",作为全书的立论主题,显然渊源于此。他写道:

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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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近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12月版 序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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