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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红海:英国宪政思想的历史演变

更新时间:2015-07-20 22:36:04
作者: 李红海  

   【摘要】英格兰为近代宪政之母国,其宪政框架紧紧围绕国王、贵族和平民这三大政治力量而展开,并大致经历了由君主独治向君民共治的演变历程。而在宪政思想方面,也经历了颇为复杂的演变。比如,早期盛行君权至上,后来则出现了有限君权的思想;光荣革命之后,随着君主立宪体制的确立,议会主权的观念成为主流,这被戴雪予以了经典的表述。20世纪之后,行政权扩张,作为司法审查基础的越权无效原则其背后体现的就是议会至上的观念。但随着欧盟一体化的推进和人权法的实施,原有的议会至上原则已无法满足现实的要求,诉诸法治原则的普通法宪政主义遂成为最新的宪政思潮。

   【关键词】宪政;君权至上;议会主权;越权无效;司法审查;普通法;宪政主义

  

   宪制之终极目的在于促进国民之福祉;为达此目的,世界各族通常采取两条路径:一是明确宣示民众之基本权利,二是形成或设立各种公共机构为民众服务,同时限定其权力范围。前者是为了从正面昭告天下,为了民众之幸福,作为个体之权利不容侵犯和践踏;后者则从反面通过明确授予权力而限制公权力,以使之既能为社会服务,又不至于侵犯民众的基本权利。这种宪制安排其实反映了人类的一种矛盾心态:既需要个体的自由,又不能独立于世而需要联合起来处理公共事务。于是,权利必须旗帜鲜明而且是反复不断地得到张扬;另一方面,公权力则成为了一种不可避免的“恶”,在增进民众福祉的进程中既处处不可或缺,又时时面目狰狞,让人防不胜防。民众和公权力之间的关系遂成为宪政关系中最为重要也是最为本质性的关系,它往往通过个体的基本权利与公权力之间的互动体现出来。那么,如何协调这种关系,就成了一个世界性、永久性的宪政难题,围绕此问题也生发出许多的宪政思想和实践。而英国在这方面算是比较有特色的,在其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它在上述两者之间都保持了适度的张力,既没有走向极端的无政府状态,也没有走向极端的专制主义。因此,本文就将梳理英国宪政及其思想的发展脉络,探寻所谓的“英国规律”。

   就结构而言,本文将围绕上述三个问题展开:一、英国人权利和自由的宣示;二、英国公权力的形成和发展;三、两者关系的协调。但由于其独特的历史进程和社会实践,英国与世界其它国家的宪政有着诸多的不同。比如它没有统一的、成文的宪法法典,因此无论是对民众权利和自由的宣示,还是对公权力的规范,都只是体现在一般的制定法和普通法之中;宪法性惯例在整个宪政体系中起着独特的作用;政治体制上并非严格的三权分立;司法在整个宪政体系中地位突出……这些制度性的细节本文不会系统论述,但作为背景却需要读者注意。

  

   一、 “我们虽然不平等,但却是自由的!”

   所谓权利,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为某种行为的可能性。人来到这个世界,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时时行为劳作,故作为行为之可能性的权利对人之重要性不言而喻;尤其是那些令人之所以为人而应当享有的、不可或缺的基本权利,如生命、自由和拥有财产等。因此,“为权利而斗争”是一个基本的宪政话题。

   世界各族人民对自己的权利都相当珍视,但珍视到如英国人这般程度以至为之不怕牺牲、不懈奋斗的可能并不多。不列颠自古以来就屡遭外敌入侵,但自盎格鲁-撒克逊人入侵以来,在长期的对外战争中不列颠开始逐渐形成自身的民族认同感,即英国人的概念;尤其是九、十世纪在对抗北欧人入侵的过程中,阿尔弗雷德大王的努力更强化了这种认同。因此在接下来遭遇到的迄今为止不列颠的最后一次征服(即诺曼征服)中,他们向征服者提出,后者必须尊重他们的权利和自由,要允许他们继续沿用自己原来的法律。无论是因为英国人对自己权利的执着和坚持,还是因为诺曼人的明智和统治天赋,抑或当时社会形势所迫,在随后颁布的《威廉一世之法》中明确确立了这样的原则:英国人可以继续沿用他们原来的法律。此后亨利一世又不断地通过宪章确认了英国人和英国各地的特权和权利,这一做法甚至为其外孙子亨利二世所继承:后者在1164年通过宪章(《克拉伦敦宪章》)的形式确认了自己作为国王所应该享有的权利(权力)——与其外祖父等同。而《大宪章》则是骑士阶层要求国王确认并尊重自己依照习惯法所享有之权利的最著名的尝试,以至后来每位国王在即位时都要对《大宪章》进行重新确认,或宣誓要保护英国人的权利和自由。这种相安无事的状况一直持续到17世纪,来自苏格兰的斯图亚特王朝采取了一种非英国式的统治方式,致使英国人不得不再次以《权利请愿书》请求国王尊重并保障他们固有的权利和自由,经过内战和光荣革命,王权受到了制约,《权利请愿书》最终变成了《权利法案》,英国人的权利和自由最终得到了全面、系统地法律宣示。二战后,英国和世界各国一道不断推进对基本人权的保障,联合国、欧盟先后通过了相关的法律保障人权,1998年的《欧洲人权公约》则使英国的人权保护实现了与欧洲和世界的同步,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那么,为英国人所如此珍爱的这些权利和自由都包含什么内容?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下面将分几个方面予以讨论。

   (一) “宣示”而非“赋予”

   英国——连同诸多西方国家——不存在所谓宪法或法律自上而下“赐予”或“赋予”民众基本权利的说法或观念,而毋宁说宪法和法律只是承认和列举、宣示这些权利。换言之,就前者而言,是宪法和法律先于并高于权利,宪法和法律的制定者相对于民众而言是高高在上的,基本权利是统治者对民众的恩赐;而在后者,则是基本权利作为社会事实先于宪法和法律而存在,制定者只是尊重此事实并予以忠实地表述、列举和宣示而已。

   比如1215年《大宪章》第一条规定:“……根据本宪章,英国教会当享有自由,其权利将不受干扰,其自由将不受侵犯。……此外,余等及余等之子孙后代,同时亦以下面附列之各项自由给予余等王国内一切自由人民,并允许严行遵守,永矢勿渝。”其中说教会应当享有“自由”且此“自由”不受侵犯,其“权利”不受干扰,那么这些权利和自由是什么内容呢?又是从何而来的呢?宪章并未予以说明,结合语境我们认为它并不是本宪章赋予的,而是先前已然存在的。后面一句虽使用了“以下面附列之各项自由给予余等王国内一切自由人民”的表述,但考察后续条文中所列的各项“自由”,却发现它们都是先前已经存在的习惯和做法,而并非从无到有的创设和恩赐;换言之,约翰王只是被迫以书面形式承认先前已经存在的、没有体现为成文的习惯和做法,而不是他赐予了他的臣下宪章中的权利。

   此外,1998年的《欧洲人权公约》经过转化今天也已经成为了英国法的一部分,其第一条这样写道:“缔约国应当保证在它们管辖之下的每个人获得本公约第一章所确定的权利和自由。”这里的“确定”(define)显然也并非从上而下的恩赐,而是根据过去的社会实践进行的总结和归纳。而美国联邦宪法中人权法案的表述则多是否定性的,即不得侵犯民众的何种权利等,显然也是默认了这些权利先行存在的事实。法国1789年的《人权宣言》则直接使用了“承认并宣告下述人和公民的权利”的表述。

   (二) 盎格鲁-撒克逊起源

   既然这些权利和自由是先于宪法和法律存在的,那它又是从何而来的呢?在这个问题上,英国和欧美其它国家存在较为明显的分歧。

   以法国《人权宣言》和美国联邦宪法为例,它们都带有明显的古典自然法学色彩,或将基本权利归之于上帝的创设。众所周知,美国的国父们,如华盛顿、富兰克林、杰斐逊、潘恩等,多数是自然法学的信徒,而法国革命则深受以卢梭为代表的古典自然法学和启蒙运动的影响。因此,《人权宣言》是“国民议会在上帝面前和庇护下”发布的,它视基本权利为“自然的、不可让与的、神圣的人权”,认为“人们生来并且始终是自由的,在权利上是平等的”,“一切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自然的、不可消灭的人权”。由此可见,欧陆和美国的基本权利多被归之于自然或者神创,借此使之带上了神圣性。

   而英国人则诉诸了另一种逻辑:古老的传统。尽管柯克曾夸张地提出,英国宪制的源头应该追溯到特洛伊王子登临不列颠之时;[1]1470年,甚至有高级律师提出普通法自创世之时即已存在,[2]但在英国,主流的意识形态(柯克自己也承认)认为,英国民众的权利和自由起源于盎格鲁-撒克逊社会,而非来自于神创或别的地方。换言之,为后来英国人所极度珍视的权利和自由其实在日耳曼人的丛林和部落生活中已经形成了,英国人对此是如此地珍视,以至在每一个社会变革的危机关头都会向统治者提出:必须尊重并保护我们这些源自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权利和自由,否则就抗争到底!因此才有了后来的威廉一世之法、亨利一世之法、大宪章、权利请愿书、权利法案等等。而后来的历代国王在就职宣誓中也都必须承诺,要保证英国人享有其固有的权利和自由。再者,从救济出发的普通法在其产生之初所救济的实体性东西,也正是这些源自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权利和自由。到14世纪时,普通法已经被英国人视为了“自己的”法律,而对普通法的这种高度的、内在的认同感正来源于后者对英国人自身权利和自由的认可和保护——而这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英国人更愿意自觉地守法。

   诚然,“日耳曼丛林”的说法无法不让人联想到霍布斯的“丛林时代”及其自然权利,但如同古典自然法学的其它理论一样,权利的自然起源学说从未被证实过——这也成了这一理论最大的软肋;而盎格鲁-撒克逊人则大约在他们能够谱写文字的时候就在对自己的权利和自由进行着记录。梅特兰为我们简要地展示了这个过程:公元600年左右肯特国王埃塞尔伯特,680年左右肯特王国的联合国王霍瑟尔和伊德里克,公元700年左右的威特里德,大约公元690年左右威塞克斯国王伊尼,公元890年左右的阿尔弗雷德,10、11世纪的长者爱德华、艾塞尔斯坦、爱德蒙、爱德加、艾塞尔雷德、克努特和忏悔者爱德华,都有过自己的法律。[3]布莱克斯通则认为,阿尔弗雷德对当时习惯法的汇编(据说传至爱德华四世时遗失)奠定了后世英国习惯法或普通法的基础,因为其中已经包含了后来普通法的许多格言、对轻罪的惩罚和司法程序方面的内容;以此为基础,忏悔者爱德华又对王国的法律进行了重新整理和统一。这些法律就是诺曼人到来之后本土英国人所力争维持的、也是后世历代国王在内忧外患逼迫时所经常承诺维持和恢复的、体现英国人权利和自由的法律,它们经受住了罗马法的反复冲击,并在后者致使大陆诸国失去政治自由时提升而不是贬抑了英国的自由宪制。这就是英国古老而弥足珍贵的习惯,就是它们,构成了后来英国普通法的实质性内容。

   而与抽象的自然权利相比,这些法律中所体现的英国人的权利和自由都是具体的、可以真实感受得到且可以被救济的,这一点可以从《伊尼法典》中那些决疑式条款看得出来。布莱克斯通在描述早期英国法的内容时将其大致归纳如下:土地的继承问题,获得和转让财产的途径和方式,合同生效所必须的形式和合同义务,遗嘱、法律文书和议会制定法的解释规则,针对民事侵害行为所提供的相关救济,世俗性犯罪的种类及对其进行惩罚的方式和限度;此外还有无数的细节,以使之广泛扩及为实现正义所需要的每一个角落。[4]

   (三) 权利和自由的内容及其流变

英国人将自己权利和自由的起源诉诸了传统和历史,并时时将之追溯至盎格鲁-撒克逊时期,从而体现出极强的历史性。但这是否意味着英国人今天的权利和自由就和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存在直接的一一对应关系呢?在这个问题上,柯克显得过于机械。比如,为了从历史的角度论证普通法的效力,他说今天法律的很多内容(这就包括民众的权利和自由)可以并且应该直接被追溯至盎格鲁-撒克逊时代,并且和过去的规则存在对应关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hong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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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私法》第12辑第2卷(总第2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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