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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清平:为了亲情可以坑害人吗?——关于儒家血亲情理学术争鸣的反思

更新时间:2015-07-15 15:36:08
作者: 刘清平 (进入专栏)  

  

   摘要:从最近十余年来围绕儒家血亲情理精神展开的学术争鸣中,可以引申出来的一个更深层面的伦理问题是:我们是不是可以为了维系“慈孝友悌”的血缘亲情,不惜违背孔子自己原创性地确立起来的“志仁无恶”的道德标准,突破正义底线而从事坑人害人的邪恶行为呢?通过解开这一难题克服孝仁之间的深度悖论,对于儒家来说具有思想维度上的重大理论意义。

   关键词:儒家;血亲情理;孝仁悖论;思想史意义

  

   自从拙文“美德还是腐败?——析《孟子》中有关舜的两个案例”在《哲学研究》2002年第2期发表之后,围绕儒家思潮是否赞成某些腐败行为及其血亲情理精神的问题,国内外学术界展开了一场长达十余年、至今仍然势头不减的争鸣讨论,大陆、港台以及欧美国家的许多研究领域和理论立场彼此不同的学者纷纷参与进来,发表了数以百计的学术论文,出版了若干部学术专著,可以说影响广泛[①]。有鉴于此,笔者想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一个此前虽已反复论及、却似乎很少得到儒家学者认真回应的反思性问题,以期将这场讨论进一步引向更深的维度:我们可以为了血缘亲情的缘故坑人害人吗?

   本来,倘若不限于《孟子》中舜的两个案例,而是也同时考虑到《论语》中的“父子相隐”案例(许多学者的关注点主要就聚焦在这个案例上),那么,有关的讨论便远远超出了官员是否可以为了维系血缘亲情从事徇情枉法、任人唯亲等腐败行为的范围,同时也远远超出了某个时代的法律条文是否应当规定亲属拥有免于作证的义务或权益的范围,而是涉及到伦理领域内一个更深层面的要害问题:我们是否应当将自己对于亲人的血缘亲情放在至高无上、压倒一切的位置上,以致在人际行为中,为了维系血缘亲情而不惜坑害他人呢?

   其实,从这三个案例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无论是“父子相隐”中的“其父攘羊”,还是“窃负而逃”中的“瞽瞍杀人”,都是父亲从事了偷盗他人财物或剥夺他人生命的举动;至于“至不仁”的弟弟被提拔到有庳国王的高位,即便加上不许他任意“暴彼民”的限制,也依然是一种让他通过剥夺有庳民众辛勤创造的劳动成果、在不劳而获中享受荣华富贵的做法。所以,按照“不可坑人害人”这种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最质朴最基本的道德直觉(又叫“正义感”或“良心”),不管它们是不是符合当时或今天的某些法律条文、制度规范,也不管究竟出于怎样的动机理由,这些行为本身都已经造成了坑人害人的不道德后果,因而属于坑人害人的不道德范畴,并且理应由于这个缘故受到道德上的谴责乃至惩罚。事实上,也正是基于这种在当时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就已经成为伦理共识的正义感或良心,按照《论语》和《孟子》的有关记述,“直躬者”才会出面指证父亲的偷盗行为,孟子才会承认皋陶应当逮捕犯下了杀人罪的瞽瞍,万章才会提出“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的质疑。

   然而,孔孟两位儒家大师却明白指出:在这类情况下,儿子应当设法隐瞒父亲的偷盗行为,舜也应当帮助犯下杀人罪的瞽瞍偷偷潜逃以躲避法律的惩罚,乃至主动利用手中的权力任命弟弟当国王,以尸位素餐的腐败方式获取富贵;更有甚者,他们还应当因为从事了这些行为的缘故受到赞扬,被视为具备了“孝父友弟”的儒家美德。从这里看,“父子相隐”、“窃负而逃”、“封之有庳”三个案例已经清晰地表明了孔孟在这一问题上的基本立场:为了维系父慈子孝、兄友弟悌的血缘亲情,人们可以遮蔽、包庇甚至从事坑人害人的不道德行为,以致不惜突破“不可坑人害人”的伦理底线。理由很简单:“子为父隐”、“窃负而逃”的举动势必会使已经造成了坑害他人的不道德后果的父亲免于受到他们理应受到的正义惩罚,并且因此维持了受害者继续受到坑害的不道德后果,而“封之有庳”的举动则更是直接导致了有庳百姓被掠夺被侵害的不道德后果。

   儒者们或许会辩解说:在这三个案例中,儿子或舜都纯粹是出于孝敬父亲、亲爱弟弟的人伦之情,并没有坑害他人的自觉目的,因而就其动机本身来说是善的;所以,尽管其举动造成了坑害他人的后果,却依然可以接受、值得赞美。不过,问题在于,倘若这种只看动机、无视后果的辩解能够成立,这个世界上许多坑人害人的不道德行为也都同样可以接受、值得赞美了。举例来说,某位下级官员纯粹出于感恩回报的动机,帮助曾经提拔过自己、恩同再生父母的上级领导隐瞒其贪污受贿、欺压百姓的劣迹[②],某位法官纯粹遵循朋友有信的规范,在审判中偏袒曾经出生入死的老战友的亲属而做出不公正的判决,甚至某位黑社会成员纯粹基于兄弟情义的理由,服从老大的命令杀死几个无辜者等等,都可以说没有坑害他人的自觉目的,因而就其动机本身来说也是善的。但如果这些突破正义底线的行为在道德上都可以接受甚至值得赞美,现实生活又将变成什么样子呢?

   儒者们或许又会辩解说:不这样做,父亲或弟弟也会因此遭到名誉受损、被捕入狱、身处贫贱之类的“坑害”;而“子为父隐”、“窃负而逃”、“封之有庳”的目的,正是要避免他们遭到这类“坑害”的“不道德”后果,因此才是可以接受、值得赞美的。然而,这种辩解显然抹煞了两种不同的人际伤害在伦理上截然有别的性质。由于人际冲突的缘故,人们在互动行为中往往会造成这样那样的人际伤害,但从道德角度看却有着“正当”与“不正当”的根本差异。如上所述,父亲偷盗他人的财物、剥夺他人的生命,尸位素餐的弟弟利用民众的劳动成果享受荣华富贵,都是采取不正当的手段、通过不正当的途径伤害了其他人,所以他们造成的是道德上不可接受的不正当坑害。相比之下,父亲因为“攘羊”或“杀人”的缘故受到道德谴责乃至法律刑罚,却是基于“坑人害人的行为理应受到惩处”的正义原则,其目的也首先是为了防止类似的坑人害人行为再次发生;弟弟因为“至不仁”的缘故无法享受身居高位的荣华富贵,以致陷入贫贱,则是他咎由自取,并非其他人以不正当的手段坑害了他。所以,他们因此所处的境遇虽然对他们来说确实构成了一种“伤害”,却不属于道德上不可接受的“不正当坑害”,相反倒是正义原则所允许的“正当性伤害”。只要弄明白了人际之间的“不正当坑害”与“正当性伤害”在伦理维度上的这种本质区别,我们就不难看出:通过“子为父隐”、“窃负而逃”、“封之有庳”的举动以保护父亲或弟弟免于受到这类正义原则所允许的正当性伤害,其后果恰恰是以不道德的方式对其他人实施了不正当的坑害,因而两者根本不能混为一谈。

   综上所述,按照“不可坑人害人”的日常伦理底线,任何坑害他人的行为都是道德上不可接受的。但问题在于,孔子和孟子这两位特别重视道德伦理的儒家圣贤,却通过“父子相隐”、“窃负而逃”、“封之有庳”三个案例,明确主张为了维系慈孝友悌的血缘亲情从事坑人害人的举动是应当允许、值得赞美的,从而与人们最基本最质朴的道德直觉正相抵触。这岂不是一件令人诧异的事情么?

  

   更令人诧异的是,孔子和孟子本人都没有否认“不可坑人害人”这种最质朴最基本的日常道德直觉,相反还在自己的论述中反复肯定了它在人类伦理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乃至把它确立为评判一切道德善恶的根本标准。

   《论语·里仁》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这句话清晰地表明,孔子把“仁”看成是区分道德善恶的根本标准:一个人只要有志于“仁”,就不会做出任何“恶”的事情来了。不错,“仁”在孔子思想中具有十分丰富的意蕴;然而,其中一种没有人会否认、甚至还占据着核心地位的内涵便是“爱人”(参见《论语·颜渊》)。而如果我们把“爱人”理解成“富于同情心地关怀人帮助人”,那么可以说,孔子的仁爱观已经潜含着“不可坑人害人”的意思了。理由很简单:只有在不坑人害人的基础上,人们才有可能进一步爱人助人;否则,如果在爱人助人的同时又坑人害人——像在施济一个人的同时又偷窃这个人,或者为了施济一个人而偷窃其他人,这种爱人助人要么是虚伪的,要么是自败的。孟子自觉地承扬了孔子的这一思想,在汲取墨子有关观念的基础上[③],明确赋予了“仁义”以“不可坑人害人”的内涵,反复强调:“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孟子·尽心下》),“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孟子·尽心上》),“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孟子·公孙丑上》)[④]。

   本来,在现实生活中,任何人都不愿自己受到不正当的坑害;因此,如果一个人愿意把其他人当成与自己一样的“人”来对待,自然也不会以不正当的手段坑害其他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的正当性意义便在这里。同时,如果说“防人之心不可无”的说法充分体现了前一点,那么,“害人之心不可有”的说法则集中体现了后一点。正是这种日常的生活体验积淀下来,人们才逐步形成了“不可坑人害人”的基本伦理共识,并且自觉不自觉地以它为底线来衡量人伦关系中的道德善恶,认为那些没有坑人害人、而是爱人助人的行为在道德上都是“善”的,那些不是爱人助人、反倒坑人害人的行为在道德上都是“恶”的。说到底,当一个人由于自己从事了坑害他人的行为而感到“良心不安”的时候,或者当一个人由于自己或他人受到了不正当坑害而感到“义愤填膺”的时候,正是这种作为“正义感”或“良心”的道德直觉发挥着主导性效应。

   从这个角度看,当孔孟赋予“仁”以“爱一切人”的普遍性意蕴,主张“泛爱众”(《论语·学而》)、“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仁者无不爱”(《孟子·尽心上》)的时候,“志仁无恶”的评判标准恰恰在哲理层面上概括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上述正义感或良心:如果一个人能够践履爱人助人的仁德,不做坑害任何人的事情,肯定就不会导致道德上不可接受的邪恶了。事实上,即便在整个人类文明中,孔子也是通过阐发“仁”的普遍性爱人内涵,最早在哲理高度上意识到“不可坑人害人”的日常伦理共识,并将它设定为道德善恶标准的一位思想大师,从而原创性地成就了人类道德意识史上的一个伟大进步,对于人类伦理思想的发展做出了无可替代的重大贡献。[1](PP44-50)

   那么,已经把“不可坑人害人”的仁义观念视为道德善恶的评判标准的孔子和孟子,为什么又会主张为了维系血缘亲情从事坑人害人的举动就是应当允许、值得赞美的,从而严重违反了自己确立的“志仁无恶”的伦理原则呢?头号原因其实在于:他们都把慈孝友悌的血缘亲情看成是“志仁无恶”的原初起点乃至唯一根源,并且因此赋予了血缘亲情以神圣不可侵犯的至高无上地位,强调“事亲为大”(《孟子·离娄上》)、“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孟子·万章上》),从而把血亲情理凌驾于仁义原则之上,结果在两者出现冲突的情况下(上面讨论的三个案例足以表明这类冲突在现实生活中的不可避免性),赞成人们为了不让父母至亲受到任何伤害(包括正义原则亦即仁义观念所允许的正当性伤害)的缘故,不惜以不正当的手段坑害其他人。事实上,当某些儒者争辩说既然血缘亲情构成了仁义道德的活水源头,就不可以让这个源头受到任何“污染”,而应当不惜一切代价加以维护的时候,他们正是凭借血亲情理的至上地位,清晰地表述了孔孟面对仁孝冲突做出这种“舍仁而取孝”选择的内在依据和终极理由。

然而,笔者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强调孔孟乃至整个儒家思潮陷入了某种伦理上的深度悖论:一方面,他们主张人们应当以血缘亲情为本根基础,努力做到不坑人不害人的“志仁无恶”;另一方面,他们又要求人们在出现冲突时为了维系至高无上的血缘亲情,不惜坑害其他人而违背“志仁无恶”的道德标准,结果凭借血亲之孝否定了爱人之仁。所谓“一个人要是连父亲弟弟都不爱,又怎么可能进一步爱其他人”的辩解之所以苍白无力,也在于这个致命的吊诡:如果一个人以“父子相隐”、“窃负而逃”、“封之有庳”的不正当方式去爱自己的父亲弟弟,他就已经严重坑害了其他人而突破了正义感或良心的底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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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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