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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涛 邬志辉:“读书无用论”是实实在在冲击村落社会的真命题

更新时间:2015-07-15 15:13:49
作者: 李涛 (进入专栏)   邬志辉  

  

   在解蔽雍村农民和农户对于读书功用性不同分层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发现读书无用论在中国村落内部的流行,并非是一个被媒介故意渲染起来的伪命题,而是实实在在愈来愈冲击村落社会的真命题。

   ——来自雍村的调查

  

   在解蔽农民和农户对于读书功用性不同分层认识的基础上,"读书无用论"在中国村落内部的流行并非是一个被媒介故意渲染起来的伪命题,而是实实在在愈来愈冲击村落社会的真命题。在城市中国越来越步入知识社会和开放社会的当下,乡土中国的"读书无用论"思潮日益凸显。对新"读书无用论"解蔽,需要回归到中国社会结构框架中,揭示"单位制解体"、"就业方式改变"、"流动人口政策变迁"以及"乡校撤并"等容易被忽视的政治社会学因素。

  

   "中国村落社会崇文传统考析

  

   中国村落社会历来有尊崇读书和尊敬读书人的历史传统。笔者认为,这源于"皇权不下乡"的传统中国村落是一个依靠"礼俗"来维持社会运转的公共空间,蕴藏于其中的"内在"和"外在"两大控制系统都需要依靠传统文化力量来维持。"内在控制系统"是个体基于对村落共同体中,宗族长老权威和传统风俗规定的习惯性服从和内在性遵守,是以教化方式达成个体社会化的;"外在控制系统"则基于村落共同体中的外在惩戒与舆论力量,来迫使个体规定性的实现行为自我控制与约束,但这种惩戒和舆论力量作为柔性规范,决然不同于法治社会中以行政法规为基础的刚性控制。正是中国乡土社会尊崇传统,这样的一套柔性礼治方式才能够维持中国村落的千年稳定。因此,无"法"的乡土社会所依靠的"礼"必须有赖于共同体成员对传统的高度认可和尊崇。

   但传统究竟是什么呢?费孝通在《礼治秩序》中谈到:"传统正是社会所积累的经验。"这种不断传承下来的经验,不断沉淀后形成了传统,村落共同体中的成员只有在遵循传统之下,才能确保在村落生活中获得安全感和丰富性。其一,遵从社会关系的生活传统,能够减少不必要的社会麻烦(无讼)和获得村里人的帮助(互助);其二,遵从外在自然的生产传统,才能在季节的周期性重复中采用最优的耕种技术获得物质的丰收。因此遵守传统对于村落人来讲就意味着能够在现实中更好地生存与生活,对传统的神圣性塑造和仪式化确认当然就是村落社会中不可避免的大事,传统在这种集体的确认与运用中自然逐渐演化为文化。

   如果说文化作为一种形而上的精神物在村落中被尊崇还略显抽象的话,那么谈到"长老统治"这一作为传统村落治理形式就显得相对具体了。长老之所以能够在村落社会中成为公共权力的集中者和公共事务的决定者,源自于其作为活着的传统文化象征符号而得到村民认同,正是因为其对传统文化的经验性积累相对于其他人更有优势,因此才拥有了村落的教化权,而教化权即是村落"无为而治"格局中最大的政治权力。这种政治权力不同于权力的其他几个来源,如通过社会冲突中的"横暴"或社会合作中的"同意"而获得的权力,这种以教化为本的政治权力来自于社会继替。社会继替得以发生必须依赖于村落认同机制环节上的两大"不言而喻":一是对待传统文化的神圣性与尚古的虔诚性成为村落共同体成员不言而喻的集体共识,而这种共识的形成有赖于村落社会自身的稳定性和传统文化帮助应对村落日常生活的有效性;二是"长幼有序"和"尊卑分明"的道德原则是村落中不言而喻的社会运转法则,长老得以在这种法则中成为实施教化的不二人选,同时长老也确实能够通过经验的积累,而更为合理地处理和协调村落中各种内外部公私事务。长老统治的本质尽管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但其遴选逻辑却与村民对遵循传统文化能够直接带来宁静日常生活的认同度相一致。因此,长老越是尊崇和推广传统文化的神圣性和有效性,其基于等级教化而形成的政治权力就更为巩固。故在传统村落中,长老一般都会作为榜样带动村民一起尊崇读书和尊敬读书人,因为这本质上与长老统治内在文化机理一致,即都是基于对文化这一稀缺资源的极大垄断而获得社会权力,若长老统治政治结构下对读书和读书人采取鄙夷的态度,则本质上就是动摇长老统治政治遴选机制本身合法性。

  

   "中国村落空间内部关于"读书无用"观念的结构性真相

  

   由上可见,中国农村社会素有"鲤鱼跳龙门"的文化观念。但是,时至今日,中国村落社会中"读书无用论"社会思潮又开始日益凸显,针对这个命题的真伪,产生了诸多争议。当前有关"读书无用论"的学术研究陷入到了两大困局之中:一方面,关于"读书无用论"的定性研究多被搁置于宏大叙事的社会大结构这一单一向度中被讨论,研究者在价值上容易首先预判"读书无用"的不合理性,并由此生发出对村落内部"读书无用论"道德主义式的批判分析和总体性解决策略,缺乏对微观社区细致的参与式观察和对农民自身的主体性理解,缺乏基于完整行政村落内部日常行为逻辑和思维方式的长期细致观察,从而在不同观念主体者理解缺位的前提下泛泛而论。另一方面,有关"读书无用论"的定量研究对象因为方便原则而多局限于农村学校内部的学生与家长,缺少对一个完整的行政村内部全体农民作为调研样本的全员调查,数据统计结论很容易被问题设计和研究方法所误导,比如部分研究者的问卷直接表述为"您是否认为读书无用",从而导致被调研的家长和学生绝大多数都选择"不认同",研究者就会在数据面前貌似客观地得出"读书无用"在村落中只是极少数观念的结论。笔者通过在四川省芥县云乡雍村这一完整的行政村驻村考察发现,当下社会上新一波的"读书无用论"并不是一个伪命题,其背后隐藏着一套复杂的新社会结构逻辑。 注:"雍村"位于四川省农业县--"芥县"的西南部,地处该县的偏远山区,海拔为600~900米,幅员面积6.96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75%。芥县域经济对雍村辐射和带动较小,雍村所在的云乡是芥县目前唯一不通公交的乡镇。

   截至2012年底,该村总人口1001人,样本总数为853,有效样本数为789。问卷调查回收结果显示,云乡雍村农民总体认为"读书有用"的占多数(53.5%),认为"读书无用"的占少数(34.5%),认为"无所谓"的占5.8%,"不知道"的为6.2%。其中,雍村男性农民相对于女性农民而言,更认可读书无用,达到40%的认同度,而女性仅为25.8%。相反,认为读书有用的女性农民(67%)较之男性农民(44.9%)高了20多个百分点。在村落中,女性相对于男性更认同读书的有用性,这可能与云乡鼓励男性劳动力外出打工,而女性留守农村种植柑橘和茶叶的刺激性政策相关,同时也与"男主外、女主内"的中国西部村落家庭传统习俗有关。外出务工者因为其所处的次生劳动力市场更容易直观地看到大学生就业难、收入低下、文凭贬值等一系列有关读书无用的底层社会现实,更容易将其在城市底层空间和次生性劳动力市场中所看到的读书无用事实作为不容质疑的结论而传输给村落中其他男性农民,从而使大多数男性农民更容易形成读书无用的价值判断。而女性因为其相对于男性在村落中的生活封闭性和文化保守性,其所能接触到的观念主要来自村落内部的内生性话语以及电视媒介上的宣传话语,因此更容易相信"知识改变命运"一类的教育有用性思想,相对于其日夜辛苦耕作于土地上而仅能获得微不足道的农业收入而言,读书的有用性确实更易凸显。另外,在以雍村为代表的中国村落中大部分留守子女都是由留守妇女所抚养和教育,因此,女性农民更愿意内塑读书有用的观念,从而带给留守子女在接受教育过程中形成积极的正能量。

  

   (一)农户子女接受教育层次越高,家庭对"读书有用"的认同度反而越低

  

   按子女接受不同教育层次和阶段的家庭划分来看,笔者按照子女已完成高等教育、正在接受高等教育、仅完成高中教育、正在接受高中教育、仅完成义务教育、正在接受义务教育以及无子女或义务教育段子女即辍学的农户家庭七个层次来划分雍村家庭,其中如果有两个及以上子女的家庭都按照其第一个子女所受教育状况来确定。

   注:调研对象一列中,1代表"子女已完成高等教育阶段学习的农户家庭",2代表"子女正在接受高等教育阶段学习的农户家庭",3代表"子女仅完成高中教育阶段学习的农户家庭";4代表"子女正在接受高中教育阶段学习的农户家庭",5代表"子女仅完成义务教育阶段学习的农户家庭",6代表"子女正在接受义务教育阶段学习的农户家庭",7代表"无子女或子女义务教育阶段即辍学的农户家庭"。

   云乡雍村总样本户数N=273,有效样本户数=262,有效率=96.0%。

   从表1可见,如果按照分类的家庭户来研究村民对读书有用性与否的看法,则可以发现:

   1.子女正在接受各阶段教育的农户家庭对读书有用性认同度,总体高于子女已经接受完各阶段教育的农户家庭。子女正在接受高等教育、高中教育、义务教育的农户家庭,认为读书有用的组内占比分别为69%、75%和93%,而子女已经完成高等教育、仅完成高中教育、仅完成义务教育段以及无子女或义务教育段子女即辍学的农户家庭,认为读书有用的组内占比分别仅为23.1%、16.2%、35.4%、57.1%。

   2.子女正在接受各阶段教育的农户家庭中,子女接受教育阶段越高,农户家庭对教育有用性的认同度占比越低。尽管子女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农户家庭对于读书有用性认同度的绝对数不低,但较之子女正在接受高中教育、义务教育的农户家庭组内占比而言,其认同比例则是最低的。

   3.在子女已完成各阶段教育的农户家庭中,对读书有用性认同度最高的反而是无子女或义务教育段子女即辍学的农户家庭,其次是子女仅完成义务教育阶段学习的农户家庭,最低的则是子女仅完成高中段教育的农户家庭。

   4.在子女已完成各阶段教育的农户家庭中,完成教育阶段较高的农户家庭对读书无用性的认同度占比反而较高。其中,子女已完成高等教育阶段学习和已完成高中教育阶段学习的农户家庭,对读书无用论的认同度占比反分别高达61.5%和67.6%。这较之子女仅完成义务教育段学习农户家庭的55.2%高出了约10个百分点。

  

   (二)家庭收益对土地依赖程度越高,越认同"读书无用"

  

   如果按农户与土地结合关系状况来划分,可以将雍村的农户划为五大阶层:即完全脱离土地的农民阶层、半工半农农民阶层、在村兼业农民阶层、普通农民阶层与农村少地贫弱阶层。

   通过将农户家庭按与土地结合关系的程度分层,进而观察不同阶层农户家庭其不同的读书功用性看法,能够帮助我们在土地依附关系与读书有用与无用之间构建起内在关联。家庭收入结构中越依附于土地收益的农户阶层,其认为读书有用的组内占比越低,认为读书无用的组内占比越高。少地贫弱阶层农户家庭对读书有用的认同度最低(22.2%),而完全脱离土地的农民阶层反而对读书有用的认同度最高(90.5%);同时,少地贫弱阶层农户家庭对读书无用的认同度最高(68.9%),而完全脱离土地的农民阶层反而对读书无用的认同度最低(4.8%)。换言之,村落里家庭收入结构越依赖于土地收益的农户阶层,越认为读书无用,而家庭收入结构越脱离土地收益的农户阶层,则越认为读书有用。

  

   (三)农户越富裕,越认同"读书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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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jiang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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