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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世安:庄子性恶思想探讨

更新时间:2015-07-11 13:56:41
作者: 颜世安  

   古之人,在混芒之中,与一世而得澹漠焉。……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为天下,是故顺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农、黄帝始为天下,是故安而不顺。德又下衰,及唐、虞始为天下,兴治化之流,浇淳散朴,离道以善,险德以行,然后去性而从於心。……(《缮性》)

   昔者黄帝始以仁义撄人之心……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骇矣。(《在宥》)

   吾语女:大乱之本,必生於尧、舜之间,其末存乎千世之后。千世之后,其必有人与人相食者也。(《庚桑楚》)

   这几篇文字都把人类堕落归原于古帝王,所指帝王不一,意思却一样。这意思在内篇确有根源,但我们要注意内篇的意思复杂。《应帝王》的儵、忽固然可能指古帝王,但《齐物论》说到人类堕落之始便只说“其次以为有物”,未说到外力引起。是否明确归于外力,实有思想上的大区别。人性的败坏如果可以明确始于外力,则救治的问题就变得简单,至少在理论上简单。外力无非有二,一曰制度,一曰观念,救治之途便不用向人自身内部着力,设法更正制度或变革观念就可以了。可是我们看内篇《齐物论》、《德充符》、《大宗师》等篇讲人的自救,完全在人自身着眼,不说外部制度和观念,便知道“其次以为有物”的人类原罪说不提外力是有缘故的。内篇的人性思想表达虽不明晰,基本要点却可以肯定。人的坏禀性根深蒂固,救治的途径不在于制度诸外物,而在人自身的生命态度彻底更新,这种更新非常不易,其复杂的内涵便是庄学的灵魂。外、杂篇的古帝王罪魁说,便如自然人性说一样,容易给人一种错觉,人的败坏与堕落不是由于他自身的原因,而是由于外部原因。因此回归自然变成一件经验上易行的事。

   不过外篇有些篇章也继承了内篇对人性之恶内在于生命深处的观察,包括有些篇的帝王罪魁说也包含了这层意思。内篇说人的坏禀性来自“七窍”、“以为有物”(以“我”为中心),隐喻恶来自人的生命内部。外篇则说人之堕落始于“心”。不是始于心变坏,而是始于心本身。心显然是一种生命内在性的象征,《缮性》篇写道:“及唐虞始为天下,然后去性而从心……文灭质,博溺心……无以反其性情而复其初。”这虽是把人类堕落归始于唐虞,也即归始于外力,但却点出人的变坏有内部的种子,这就指涉了人性的复杂和救治的困难。《缮性》中还未说到人心究竟怎样坏,《在宥》有一章则对人心的可怕有传神的描述:

   崔瞿问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藏人心?”

   老聃曰:“汝慎无撄人心。人心排下而进上,上下囚杀,淖约柔乎刚强,廉刿雕琢,其热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俯仰之间而再抚四海之外。其居也渊而静,其动也县而天。偾骄而不可系者,其唯人心乎!

   人心如此凶险难治,却不是外力使然,而是原本就埋在人性里。这样的描述给人一个感觉,原始人性虽然淳朴,却暗藏着危险的种子。种子没有萌发,人心便如冬眠的蛇,潜伏不动,圣人之祸,便是启动人心,撩拨了蛇让它醒来,从此再也无法治住,这叫“撄人心”。说圣人是罪魁固然有道理,但圣人之罪是启动,种子却根于人心。这样的描述,较之内篇对现实人性起源的描述,不仅有继承,而且有深化。“心”显然比“七窍”和“以为有物”更深地表达出性恶的顽固性和内在性。

   对人“心”的厌憎戒备始于内篇,上节所引《齐物论》“与接为抅,日以心斗”一章便传神地写出了人心的险恶。外、杂篇说到人心之险的还有:

   《天地》: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於胸中,则纯白不备……

   《列御寇》:凡人心险於山川,难於知天。

   把这些说法联系起来看,庄子思想中有“心恶”意识是没有问题的。不过庄子文中“心”概念出现甚多,⑤用法比较复杂,并非所有“心”字都是负面的意义。也有正面的和中性的用法,如“游心乎德之和”(《德充符》),“相视而笑,莫逆於心”(《大宗师》)等等。所以庄子思想不可简单归结为“性自然”而“心恶”。但外篇中以“心”代表人性中本原的恶,确实是内篇思想的进一步深化。内篇一方面肯定原始人性淳朴,为人的拯救留下希望;一方面认为人之恶根源于生命深处,不容易轻易改变。这种源于生命深处的恶,与人的感觉欲望,心智活动密切相关,所以内篇以“日凿一窍”、“以为有物”形容人性恶之始。此外内篇中“心”概念,也较多指涉负面意义(导致内心混乱)的精神活动,如《齐物论》一共出现七个“心”,全指负面的精神活动。外篇出现“心恶”论,如同出现“性自然”论一样,都是内篇基本思想的延伸和展开。有了“心恶”论,《马蹄》、《骈拇》等篇过于简单的“性自然”论才得以弥补,使外篇的人性思想,能全面展开内篇的论述,有些地方且能有所深化。⑥

   三

   庄子认为人世的痛苦根源于人的禀性,那么庄子所认识到的人类最深的坏禀性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庄子最予注意的人性之恶是什么呢?庄子文中提到人的许多毛病,诸如贪婪、自大、争斗、陷害、虚伪等等,但这些都不是根本的恶。根本的恶是什么?其实细读庄文随处可见,便是人人皆以自我为中心。《齐物论》以“以为有物”为人的原罪已经指明了这一层意思。《齐物论》整篇的讨论其实都环绕人的自我中心,描述这种心态造成的无穷尽的相互争胜,以及这种争胜的无谓和可笑。内篇其它篇谈论人的解救,也都环绕走出自我中心。

   如果自我中心只是带来人的陷溺和痛苦,那还不算性恶。问题是自我中心带来私心的膨胀,特别是私心支配的智巧的膨胀,这就是真正的恶了。在所有的人类毛病中,庄子似乎特别厌憎智巧。《缮性》篇说:“汝慎勿撄人心”,人心的可怕便是开启智巧,智巧一旦活跃,花样无穷无尽,造成种种险诈的诡计,所谓“人心排下而进上,上下囚杀,淖约柔乎刚强,廉刿雕琢,其热焦火,其寒凝冰……”,《齐物论》“与接为抅,日以心斗”一章,也是描述种种险诈的诡计。人世的黑暗,便是陷落在这人人相互对待的诡计中。先秦所有道家文献都否定自我中心,主张“去私”、“无我”。但是道家各派否定自我中心的含义并不一样,如政治道术派的《管子》、《韩非》等典籍,是从政治智慧的角度谈论去私,主张君主在宁静中体察万物本来的情形,不被私见障蔽。老庄却是从人生的角度谈无我,警觉到私意中的智巧是人生大害,但老庄还有不一样。老子嘲讽人类智巧,着眼点是看出这智巧的无用。老子自称“愚人之心”,说“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老子》第二十一章),以旷达的恣态俯视俗人小智巧的可笑。庄子有时也有这种俯视和冷嘲的姿态,但有的时候,庄子则对世人智巧有很深的警戒,他并不总是轻视人群的智巧。因为人心的智巧发展成很深的阴暗心机,使人相互争胜、相互陷害,自我膨胀的花样无穷无尽。庄子总体上是鄙视和嘲弄这种智巧的,但对人世黑暗的深刻观察,又使他不断传神地描述出人心的可怕。

   内篇写人的智巧之害集中于《齐物论》和《人间世》。前文所引《齐物论》“大智闲闲,小智间间”一章,描述人们以知识意见相互争胜。但庄子笔锋一转,却突入到争胜者的心机,而且层层深入,先是说这些人整日梦魂缠绕的就是与人“心斗”,接着说各种性格的人在“心斗”中的不同表现,相互攻击防守用尽机巧,最后写人的生命在这机巧互搏中早早转向枯死。《人间世》开头三章讲出使之难,也写出人心险恶难测,特别是政治圈中人心险恶。外篇对智巧之害有更展开的揭露。从这些篇章的描述看,人的智巧似有无穷的扩张能力。如果“智”能有限,则“巧”亦有限,智能愈长则机巧愈长。智巧的扩张能达到何等地步?《在宥》篇说:“其疾俯仰之间而再抚四海之外,其居也渊而静,其动也悬而天”,《列御冠》说“人心险于山川,难于知天”,这都是形容。外篇有《胠箧》对此问题作了实在的回答,那就是人的“巧”最后能操纵“智”所发明的一切。智的最高成就是仁义礼法,私心之巧便能操纵仁义礼法。

   《胠箧》开篇写人们防备偷盗,总是设法锁好箱子,扎牢袋子,这防范之法或者能对付小窃贼,却不能对付大盗。大盗一至,不用开箱、袋取物,而是把箱、袋整个拿走,上锁和扎绳的防范恰好方便了大盗。这便是机巧随智能而生长。小偷小窃之恶与智巧之恶相比,简直不值一提。这个例子象征了人类制度,人类制度的最高准则是仁义礼法,圣人发明仁义礼法意在规范人心,如同“摄缄滕,固扃鐍”,可是结果却是便利了最有智巧的大盗:

   昔者齐国邻邑相望,鸡狗之音相闻,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余里。阖四竟之内,所以立宗庙社稷,治邑屋州闾乡曲者,曷尝不法圣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杀齐君而盗其国,所盗者岂独其国邪?并与其圣知之法而盗之,故田成子有乎盗贼之名,而身处尧舜之安;小国不敢非,大国不敢诛,十二世有齐国。则是不乃窃齐国,并与其圣知之法以守其盗贼之身乎?

   《胠箧》引田氏代齐这一战国人熟知的“现代史”事件,并不是在意旧的名位秩序,而是看出智巧的可怕。礼法社会标榜秩序,禁止窃盗,结果大盗反而如愿。大盗的形貌却又不是窃贼,而是堂皇的君主,文明的护法,“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在先秦诸子中,对人性黑暗最深的揭露,无过于“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这短短九个字。“仁义”是最高的善,却被人类中最有智巧的人利用,他们博取的利益最大,同时却最喜谈论仁义。什么叫“人心险于山川,难于知天”,这便是惊心动魄的实例。

   按照《胠箧》篇的思想,人类智力(以圣人为代表)发明的一切规则制度,从斗斛权衡到仁义礼法,全都被人的私心机巧窃用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等于认为人性恶操纵了文明。这个思想能否视为《庄子》中的基本思想,而非仅仅某一篇的思想呢?按《胠箧》文字风格与内篇《逍遥游》、《齐物论》等不同,历来学者颇以为非庄子所作。这一点本文并无异议。但是《胠箧》的思想,却无疑是庄子学派一个重要的思想分支,如同《马蹄》、《骈拇》篇的自然人性说是庄子学派的一个思想分支一样。这一篇文字对文明规范被人性黑暗力量窃用的揭露,与内篇主旨应该说是一脉相承。内篇没有明确说人性之恶能操控文明,但却表述了相关的意思。《齐物论》认为,人的自我中心的偏见支配了一切意见纷争,虽然没有明确说礼法制度也由私心支配,但顺着“有物”、“有封”、“有是非”、“道之所以亏,爱之所以成”的私心的生长,人类文明中有何物能逃离被它支配的命运呢?而且《齐物论》点名“儒墨之是非”。儒墨是道德圣贤,他们的意见被私心支配,岂不是人类生活中影响最大的道德体系被私心支配?所以,内篇实际上已有文明中的道德知识被私心(性恶的核心)支配的观念,《胠箧》进一步明确为一切礼法制度都被私心之巧支配,正是将内篇对人性恶的观察,发展成非常深刻的社会思想。

   外篇揭露智巧之恶,不仅说到有权势的君主,而且说到知识精英和道德圣贤。关于庄子批评道德圣贤,人们一向较重视的是庄子指儒墨鼓吹仁义,是以枷锁绳约桎梏人性,还有一层含义往往忽略,便是圣贤的伪。圣贤提倡道德,在庄子看来,却常常暗藏博取个人名声与荣耀的目的,这种伪显示了智巧无处不在,而且往往隐蔽在堂皇的面目之下。

   《德充符》(无趾说孔子):“彼且蕲以諔诡幻怪之名闻。”

   《天地》(为圃者问子贡):“子奚为者邪?”曰:“孔丘之徒也。”为圃者曰:“子非夫博学以拟圣,於于以盖众,独弦哀歌以卖名声於天下者乎?”

   《山木》(大公任说孔子):“饰知以惊愚,修身以明污,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

庄子不仅揭露提倡道德的圣人,而且怀疑以身殉道的圣人,如《骈拇》篇说伯夷饿死首阳不食周粟是为求取名声。⑦这样的揭露和怀疑并不十分公允,但我们要注意的是,这表明庄子思想有一种对人类智巧敏锐的警惕。人心实在是有太多的花巧,聪明太过,自利之心总是能找到各种好看的花式装点,知识者尤其容易有此“巧伪”。⑧庄子揭示这一点,是其人性观察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个环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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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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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哲学史》(京)2009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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