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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世安:不言与言:早期儒墨之争的一个问题

更新时间:2015-07-11 13:55:45
作者: 颜世安  
庄子是否出于颜氏之儒,还需进一步的史料证明。但这个问题对本文不重要,重要的是春秋战国之交,可能确有颜氏之儒,即并非出自颜回之门而打颜回旗号的一批人。这些颜氏之儒是什么人呢?肯定是与季次、原宪之徒相类的人,是与公孟、吴虑持共同主张的人。魏晋时以颜回、原宪并称,其来源应当就是早期儒家传承中,颜回、原宪虽地位不同,却影响了同一类人。

   《韩诗外传》卷三:“孟尝君请学於闵子,使车往迎闵子。闵子曰:‘礼有来学无往教。致师而学不能学;往教则不能化君也……’”这位战国时的闵子不知何人,孔子弟子有闵子骞,属于德行一科,行事作风与颜回接近,“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论语•先进》)。孟尝君欲求教的闵子与闵子骞不知是否有关系,如果有,当为两种情况,第一,是闵子骞的后代,第二,是儒门中人而打“闵子”的旗号,是“闵氏之儒”的传人。当然也有可能与闵子骞无关,为一儒家人物,恰好姓闵,如此而已。“礼有来学无往教”似乎是战国儒家礼学派的一个重要原则,《礼记•曲礼上》也说“礼闻来学,不问往教”。这个原则与公孟所说“不叩不鸣”是一个意思,但包含了更丰富的内容。礼学是孔门大宗,传礼的学者相信礼是经国治民的根本。《礼记•乡饮酒义》:“孔子曰:吾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也。”这不一定是孔子本人所说,可能是礼学派的儒者假托孔子之言。“观于乡”就是观乡饮酒礼,是《仪礼》所载礼典之一。乡饮酒礼是致王道之礼,其他礼典同样如此。传礼的学者身为学问重镇,守着自信可致王道的学术,却师门相传“礼闻来学无往教”的教训。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儒家治学,最终目的是致王道,为何手握王道之学,又不肯主动宣教,一定要等王侯前来求学?岂不是太过傲慢。但这里的根本原因不是儒者傲慢,而是儒者对学术和政治关系有一种理解。《吕氏春秋•劝学》援引儒家观点说:“故往教者不化,召师者不化,自卑者不听,卑师者不听。”儒者主动去教,就是丢掉了学术的尊严,一定教不进去;王侯召师来学,就是轻视老师代表的学术,也一定听不进去。儒者相信,学术引导政治,但是学术必须有尊严,才能在政治中发生力量。这是他们不肯“往教”的原因。闵子不肯“往教”是在战国中期以后,但有理由相信这是源自早期儒学的一个原则,《曲礼》可能就是较早的儒家文献。“礼闻来学无往教”的态度,与公孟、吴虑反对多“言”的态度当然是一致的。

   《论语•泰伯》:“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曾子的风格在孔门也是重修德而不重从政。他在孔子殁后影响很大,两戴记中记曾子的言谈活动甚多。现在简帛文献出土,子思派成研究热门。有一种说法认为子思之学传自曾子,可见曾子之学影响甚广。但曾子学的传承中,肯定有一支严格的修身派。《大戴礼记•曾子立事》有言:

   君子爱日以学,及时以行……以殁其身,亦可谓守业矣。

   君子博学而孱守之,微言而笃行之,行必先人,言必后人……

   (君子)行无求数有名,事无求数有成;身言之,后人扬之;身行之,后人秉之。

   君子好人之为善,而弗趣也,恶人之为不善,而弗疾也……

   《曾子立事》旧说为曾子所作,更大的可能是曾子后学所作,应是较早的曾子派作品。该篇主要讲修身,不特别注重“不言”。但“不言”似乎正是修身的一部分。如上述引文所言:君子日日进学修德,却不求名声,只求传之后学;君子重力行,不重言说;君子力行修德,不求迅速有名;君子向往人人行善,却不催促别人。这是何等庄严的立场、从容的气度!《礼记•中庸》篇讲“中庸之为德”与《曾子立事》甚为相似,可以相互发明。《中庸》也是比较早期的作品,至少前面讲“中庸”的十几章比较早。首章讲“慎独”,似乎就是提出儒家修身的中心问题。“慎独”并非指一人独处,而是指乡居生活(11),也即“隐”或“藏”的生活。《论语•述而》:“子谓颜回:‘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慎独”就是乡居生活中力行修身,不急不躁,严格操守。修身不是做给别人看,所以必有“不言”的气象。《中庸》和《曾子立事》都没有特别强调“不言”,但是“慎独”的乡居生活,本身就体现“不言”的气象。《中庸》说:“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曾子立事》说:“行无求数有名,事无求数有成”、“人知之则愿也,人不知苟吾自知也。”两者都体现了这种不肯多言的气象。

   《曾子立事》中有一句话特别值得考察:“君子好人之为善,而弗趣也,恶人之为不善,而弗疾也。”前引《墨子•公孟》篇,墨子在反驳吴虑的批评时,说“言”的作用有二,一是“王公大人用吾言,国必治”;一是“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修”。前者是游说王公,后者是宣教民众。不论墨家还是儒家,“言”的主要活动都是游说王公,以期影响政治。但是宣教民众也是一件重要之事,墨子提到,儒家文献也常提到。《论语》记孔子说:“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大学》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有一个从修身到教育影响身边人群,到治理邦国的过程。教育影响身边小众人群(此为“齐家”本义)是儒家修身活动的一个重要部分。问题在于怎样教育影响,是“言”还是“行”?《曾子立事》说君子不要“趣”(促)人为善,便是说不必多言,盖“趣”只能通过“言”。郭店楚简《尊德义》说:“民可导也,而不可强也。”“强”类似于“趣”,都是语言督促。教育民众不在语言督促,而在自身表率。“好人之为善,而弗趣也”,自然就能“恶人之为不善,而弗疾也”。重要的不是批评别人,而是严格律己。早期儒、墨之间“不言”与“言”之争,主要涉及政治游说,但也与教育民众相关,墨子对吴虑的反驳已指明这两层意思。

   以上所列文献涉及原宪派、颜子派、礼学派、曾子派。早期儒学的分派情况我们所知甚少,这些派之间未必泾渭分明,彼此可能多有相互交叉。如本文所指礼学派,主要是指撰述《仪礼》、《礼记》中礼节仪文各篇的儒者归属的派别,这一派相信礼仪制度是“王道”的基础。可是颜子派、曾子派又何尝不重视礼?只是他们可能更在意修身、内省,不甚在意“笾豆”一类仪节,是以与礼学派有分别。颜子派与曾子派的分别,我们也所知甚少,只是从文献所示线索大略言之。上述诸派皆有“不言”风格,则“不言”尤其不可视为一个门户清晰的“派”,而是早期许多儒者共同推重的态度。有的派比较激烈,如季次、原宪之徒(12),有的派不很激烈,如主张“礼闻来学,不闻往教”的礼学派、主张“行无求数有名,事无求数有成”的曾子派,故而对多“言”的戒备,是许多儒者一致的态度。他们不仅批评墨家,对自己也有警示。《礼记•表记》说:“君子不以辞尽人。故天下有道,则行有枝叶;天下无道,则辞有枝叶。”又说:“君子耻有其辞而无其德。”把这些零散材料汇合起来看,我们可以确信,公孟、吴虑批评墨子多“言”不是偶然的说法,是代表早期儒家中许多人认同的一种态度。

   三

   早期儒家为何主张不“言”?这个问题要到《论语》中寻求答案。归根结底,早期儒家不“言”的态度源于孔子本人。

   孔子主张从政。他时常寻求机会从政,同时也期待弟子学问有成,将来能参与政治。如下说法可以印证: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论语•先进》)

   子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论语•里仁》)

   但孔子虽愿从政,却坚持从政必须恪守礼乐的原则。礼乐不是简单的教条,而是深厚的古典知识和教养。孔子与弟子的对话贯穿一个意思,一个人必先“学”才能成为君子,成为君子才能领导民众。所以“政”虽是目标,“学”却是基础。一部《论语》所记孔子师生对话,谈得最多的就是“学”。“学”不仅是学习古典礼乐知识,而且是由古典礼乐知识培育一种内在生命态度。确立这样的生命态度就是有了内在德性,称为“仁”,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论语•雍也》)

   孔子竟说颜回去世以后众弟子一个“好学”的也没有,这可能是针对什么特别情境说的话。但孔子确是希望弟子安心向“学”,培育深厚的学养和内在的德性,不要急于从政。这不易做到,所以他要说弟子一个“好学”的也没有,有时又说弟子甚少有“仁”德。(13)对急于从政的弟子,孔子往往严厉批评:

   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是故恶夫佞者。”(《论语•先进》)

   冉求曰:“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论语•雍也》)

   孔子希望弟子能有机会从政,但是德性学问是政治的根据,如果德性学问的培植不够,急于从政,便是舍本逐末。可是德性学问的培植是长期的,也可说是终身的。何时是尽头呢?所以冉有说:“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便是畏惧这无止境的修养过于艰难。我们知道冉求行政能力很强,他说这话的意思,便是曲折地表示自己达不到孔子要求,希望老师放过他。(14)可是孔子不许,“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由这些对话我们可以想见孔门的风气,也可以理解为何颜回、曾子深得孔子赞许。颜回、曾子以及原宪的态度,就是源自孔子本人的态度。他们传下的学派彼此见解或有不同,但都着力于培植学问根基,反对急于从政。主张“不言”便以这个态度为根据。“言”是游说、宣传,孔子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便是觉得根本不用宣传,真正重要的是内在品质。只要有优秀人品,根本不用担心“不已知”。此外孔子个人的气质也不喜欢夸夸其谈的聪明人,“巧言令色,鲜矣仁”,“刚毅木讷近仁”。这种性格倾向也对早期儒门风格有影响。

早期儒者不“言”的态度背后有一些颇深的内涵难以一下说清。简要地说,可以归于一种政治学的见解。在孔子看来,政治的目标是教化民众,教化者自身一定要有美德,政治才有根基。美德源于古典文化,教化者必须先“学”,领悟古典文化之美,并且进入内心。这是一个认真学习和自修的过程,不可性急。“言”其实就是着急,急于表达,急于让别人知道。一旦着急,德性修养便不扎实,政治教化的基础便不稳固。这是儒家反对“言”的主因。先秦儒家文献对于政治教化的理解各有不同偏重,但对以下两点一致赞同:第一,君子是政治之本,君子是有内在美德的人;第二,修身是君子之本,修身是“学”和自省相结合的缓慢过程,性急不得。各派儒家对这两个原则具体表述不同,倚轻倚重之间有出入,但是大致的见解一致。《论语》中孔子与弟子对话,已经确立了上述两点原则,同时也决定了儒家不“言”的基本倾向。孔子反感“巧言”,喜欢“木讷”,可能与性格有关,但从根本上说,还是与上述政治学原则有关。孔门弟子中有原宪、颜回、曾子传下以修身为本、反对急于求仕的学派;也有在求仕上比较主动的后学,但即使是,对儒家基本政治学原则也是接受的,他们对墨家式的多“言”可能也会批评。事实上这两类人很难截然区分。修身派虽有决心“遁世不见知而不悔”(《中庸》),但如果有机会“友教士大夫”当不会拒绝;入仕派虽寻求从政,但一定会尊重沉静自修的学习过程,因为这是儒学的根基。公孟说不“言”的理由:“譬若良玉,处而不出有余糈。譬若美女,处而不出,人争求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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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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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海学刊》(南京)2013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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