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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美平:近代日本的义和团运动观

更新时间:2015-07-08 19:00:57
作者: 王美平  
则与列国共同尽力保护普遍利益与和平,这既是我国的义务又是我国的权利。吾人切望当局与列国一样速令海军登陆,进而增派军舰,以充警备。”(30)6月1日,《东京日日新闻》呼吁道:“讨灭像义和团这样妨碍国际交通之文明公敌,即使从本国利益来看,也属帝国政府的当务之急……我国必须主动承担恢复秩序的职责……若需动武镇压,则帝国陆军当然应下定决心做好担此重任的准备。”(31)6月3日,《大阪朝日新闻》也以日本是东亚主人翁的姿态要求出兵以“致力于让愚民放弃攘夷的迷梦”(32)。12日,《时事新报》要求日本政府“速派陆军”(33)。

   以上事实表明,在清政府对义和团出台“借御外侮”政策之前,日本的主流媒体已在义和团乃“乌合之众”的认识基础上鼓动政府加入八国联军出兵中国,成为日本政府实施侵华政策的幕后推手。故,不能将日本媒体的“煽战行为”仅归咎于清政府的政策“不当”。

   其实,左右日本媒体从“隔岸观火”转向“煽动战争”的决定性因素,并非清政府对于义和团的态度,而是日本自身的侵华野心与西方列强联合出兵中国的动向与政策。根本而言,日本媒体之所以宣扬“出兵征讨论”,一方面是出于趁火打劫的企图(34),另一方面是出于乘机加入列强行伍、提高本国地位,并确保日本在华优势地位的意图。在出兵之初,日本媒体就基于“中国亡国观”而毫不怀疑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的能力,其关注的焦点是如何在与列强的竞争中攫取更为有利的地位与权益以保持战后的均势问题。从军记者田冈岭云便在向中国出发的途中写道:“即便有围剿团匪之任务,也因其是一群乌合之众而不足论矣。我军一出便可使之灰飞烟灭……重要的并非今天的义和团事件,而是由此引起的清国处分问题,我国能否与列国保持均势的问题。”(35)

   三、战争过程中所见的“变化”与“因循”

   日本在出兵镇压义和团运动中,与甲午战争一样进行了“有意识、有系统”的对外宣传(36),并派遣出大量从军记者,记录下了当时的中国见闻。日本参谋本部在镇压义和团运动后也编辑了堪称日军“正史”的《明治三十三年清国事变战史》,为考察日本在战争过程中对于义和团及当时中国的认识提供了官方资料。

   日本对于义和团运动时期中国官民的评价与甲午战时有所不同。甲午战时,日本看到中国的将士普遍以逃跑为事,百姓对于中日之间的战争也是漠不关心(37)。而在义和团运动中,日本发现义和团与清军都比甲午战争时“勇敢”。八国联军攻陷大沽后,便向天津进发,在途经黑牛城、纪庄时遭到了来自义和团的英勇抵抗。参加过此次战役的广岛骑兵第五联队军曹藤村俊太郎,评价义和团的抵抗“出人意料的顽强”,其原因不仅在于其“人多势众”,而且在于他们有着“为国而死,必定重生”的信仰(38)。清军及义和团在天津城之役中的抵抗也相当顽强,使得当日八国联军被牵制在城南门外数百米的大道上不得动弹,甚至连天津城门的侦查工作都无法进行(39)。入夜之后,八国联军不得不在战场上露营。从军记者堺利彦对此进行了如下报道:“联军从上午2时半出发,5时开始战斗,苦战半日却不得前进。及至午后,已不得不死守驻地……晚上,联军在敌人城墙下冒着子弹露营。士兵们经过整日苦战,身心疲惫,席泥而睡,仅靠挖好的战壕休息,在凄惨的月光下,忘掉了白天的酷暑,相互环视,满地都是受伤、战死的战友,横七竖八,数不胜数。”(40)日本参谋本部对天津城战役进行了如此评价:“官军及义和团顽强抵抗直至陷落,给列国军队带来重大损失,并使之陷入困境,着实出人意料。虽是敌人,也令人不胜感叹。此种抵抗在明治二十七、八年的甲午战争中是未曾有过的。”(41)

   在整个镇压义和团运动过程中,日本舆论界也都普遍认为中国军民表现出了甲午战争中未曾有过的“英勇与顽强”。《东京朝日新闻》评价道:“由于甲午战争而被嗤笑为弱兵的清兵,在天津城防御战中是如何地勇敢,被联军伤亡之惨重所证明。”(42)《日本》新闻也如此评论:“吾人在数日的战斗中确认清兵不可辱。以甲午战时之清兵推测今日之清兵,是极大的错误。”(43)日本不仅看到了中国官民的英勇,而且有一部分人还认识到了中国民众与官方之间产生了同命运、共患难的“连带感”。7月29日,田川大吉郎在《报知新闻》上对此评价道:“在此前的甲午战争中,仅仅是官军在与日军作战,一般国民则认为事不关己。现在,他们从这种奇怪的状态中解脱出来了。”(44)这种能够看到中国国民对于“近代国家观念”之朦胧觉醒的观察是难能可贵的。

   另一方面,日本也注意到甲午战争时期的大量积弊依然存在,而这些正是导致中国最终战败的重要原因。

   其一,武器装备落后,难敌八国联军的近代武器。义和团作战英勇,但军事装备落后,几乎没有近代武器。据日军调查,北京的义和团原本不下10万,“但此等团匪不过是乌合之众,既无枪支弹丸,又缺乏训练,其战斗力本不足论”(45)。清政府的官方防御设施亦不容乐观。日本从军记者在占领北京后发现堪称“铜墙铁壁”式建筑的北京城墙,防御设施却较为落后,“有数门速射炮”,却因管理不善而“锈上加锈”,有两、三门还是日本安政时期使用的旧炮,评价:“这若挡鸟还比较堪用,但用来抵挡联军精锐而新式的武器,则可谓无稽之谈。”(46)

   其二,清军纪律涣散,专业素质低下,尚未适应近代化作战体系与武器。甲午战争时,清军军纪涣散早已闻名于世。日本虽认为与甲午战争时相比“此次事变中支那军队在武器与训练上都有一些进步”(47),但在首战的大沽战役中,日军便发现清军在武器运用上的落后性。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后不惜重金在此咽喉要地装备先进的大炮,但守军并不熟练操作技能,在炮火连天的战争中竟将火药露天放置,结果导致由敌人发射来的炮火引爆,加剧了自身的毁灭(48)。在北京城之战中,日军发现清朝并非缺乏先进武器,在其占领的东直门内的器械局里“有大量的新式速射炮”,却被锁于仓库,并未应运。究其技术层面的原因在于清军尚未掌握新式速射炮本体与底座的结合方法,故这些速射炮“都只是结合了一半”,而“记载结合方法的书籍散乱了一地”(49)。

   其三,清政府所做的备战工作极不充分。日军发现“在城门特别是东直门、朝阳门的第一、二门中间的围墙内排列着大量的石灰壶”,这原本是当八国联军攻入死角时,用于从楼上往下扔掷的,“却尚未搬运到楼上”。而且,“在朝阳门到帝城之间的街道上还筑起了石灰山,却尚未装入壶内”,“在朝阳门、东直门附近的台枪、旧式炮、刀抢等旧式武器被扔得到处都是,但新式枪、炮等却依然收纳在城内的仓库中,而被我军占领,可见其防御准备是极不充分的”(50)。日本从军记者还发现北京城墙“草木丛生”,“枪眼毁坏,炮铳生锈”,感叹清政府“漫不经心、自甘堕落,着实令人惊讶!”(51)

   其四,部分高级官员与将领缺乏抵抗决心,仍以逃跑为事。日本官方及民间舆论虽都对义和团运动中清军与义和团的表现给予了正面评价,但也注意到以天津道台、府尹及直隶总督裕禄为首的高级官员、将领先行逃跑,即便是最高将领荣禄麾下的武卫中军主力也“在西华门内西什库附近,毫无抵抗联军之意”(52)。《读卖新闻》的从军记者永田新之允报道称:在天津城内“尽管仍有枪械弹药,尚有充足的物资决一死战”,最高官员与将领“却做出如此怯懦(逃跑)的行为”,评价其“尚未完全摆脱支那人的通病”(53)。部分官员的逃跑现象致使日本认为义和团运动时期中国的进步是有限的,整体而言依然处于“甲午战争的延长线上”(54)。

   总之,在义和团运动中,日本既看到了中国的“变化”,也看到了中国的“因循”。当时“变化”虽比“因循”少,但国民精神与风气的“变化”,代表了中国走向近代民族国家的发展潮流与方向。遗憾的是,日本被侵华贪欲所驱使,在“变化”与“因循”之间更看重了后者,依然固守“中国亡国观”。这种模式在此后中国的一系列变革中也未发生根本变化,使其扭曲的对华观丧失了自我修正的能力。

   四、义和团运动对日本对外战略的影响

   列强占领北京后逼迫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中国正式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义和团运动的历史影响并不局限于中国,而是波及于世界,尤其是对日本的对华观、自我观与对外战略均带来了深远影响。

   国家对外战略与政策的选择,是建立在对外观与自我观的基础上的。众所周知,义和团运动后,西方列强看到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甲午战争以来的“瓜分”政策。与此相反,日本却进一步强化了既有的“中国亡国观”。

   首先,日本在其“中国亡国观”中又增加了清朝“缺乏作为国家的资格与统治能力”的新判断。尚在开战阶段,日本媒体就纷纷宣称清政府丧失了统治能力。“亚洲主义”者陆羯南宣扬“已不能将北京朝廷视为一国政府……现在的北京朝廷已丧失了统治臣民的能力”(55)。《国民新闻》也称:“清国不能镇压暴徒,表明其没有作为主权国家履行职责的能力;毫无保护外国人生命财产的诚意,则表明其缺乏自立于文明世界的资格。”(56)战争结束后,首相山县有朋在《庚子事件善后策》中如此分析:“清国动乱并非成因于一朝一夕,而是由来于政府没有统治力、国民没有思国心,已丧失了国家生存之条件。”(57)以该种论调为契机,此后日本逐渐兴起“中国非国论”,用于为侵华政策提供理论依据(58)。

   其次,日本的“中国亡国观”在程度上也得到固化与升级。“中国亡国观”不仅是一种判断与认识,也是一种对华态度,包括对华政策取向在内。本就各怀鬼胎的列强在攻占北京后就对华政策问题产生分歧,英、美等列强倾向于“保全”中国以谋取经济利益,而有地利之便的俄国则倾向于以武力为后盾“瓜分”中国。日本国内就该问题亦分为两派,一派主张“保全中国”,另一派则主张“分割中国”。宪政本党的创建者大隈重信认为中国已成为世界市场,日、英、美等列强在华拥有重要的经济利益,故列强与其瓜分中国造成贸易壁垒,莫如联合“保全”中国,在“门户开放”的框架下共享在华利益(59)。该论调名为“保全”,且倡导“中日提携”,实际上是鉴于日本军事力量不足以在列强瓜分中国的武力争夺中获胜,而试图在形式上“保全中国”的完整,以在经济与政治竞争中凭借其接近中国的地缘优势与中日“同文同种”的文化背景主导中国的近代化改革从中扩张日本的利权。政友会则倡导“中国分割论”。从宪政本党改宗加入政友会的尾崎行雄批判“中国保全论”称:“夫支那乃大国,有四亿余人口,养五十余万常备军,北京却在两月间就被不足五万之列国联合军所攻陷!如此软弱之国民到底不能独立。盖云支那已从根本上归于灭亡亦未不可,岂可拉此已亡之国而行保全者乎?”他认为宪政本党的“中国保全论”只不过是一种“欺瞒手段”,主张与其“欺瞒”,莫如直接标榜“中国分割论”(60)。实际上,不论是“中国保全论”还是“中国分割论”,其对华态度皆无平等可言,二者均是在“日本文明”与“中国野蛮”的对立图式中,将日本视为世界一大列强而在商讨对一个被列强任意践踏且终将走向灭亡的侵略对象的处置问题。与陆相桂太郎渊源颇深的《国民新闻》更是提出“象形蚯体”说,即:“今之老帝国,恰似下等动物的形体,并没有一套完整的机关,无论切断何处,都还能留下几分生机。将之分为千百份,就是千百份的个体。若使之保持整体状态,也无非是千百个个体的呆然杂处,中央的统治神经不能支配全体。如象,如鲸,大则大矣,欲杀之亦可也。如蚯蚓断首尾动,切尾首动……是于象身嫁接了蚯蚓的结构。”(61)不得不说基于“中国亡国观”之上的“象形蚯体”说,其“理论结构”与此后日本实施的“肢解中国”政策如出一辙。

再次,庚子事变后日本的对华观发生了整体而又彻底的逆转。吉野作造如是回忆:“甲午战争胜利后,大多数日本人都怀有轻侮支那之念,但也有一部分人反而痛感到必须预防支那的复仇战……直到义和团运动,慈禧太后等清朝政要都西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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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津)2015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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