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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庆生 周小仪:文学类别的历史性和中国现代文论产生的条件

——兼谈“重建中国文论体系”的可能性

更新时间:2015-07-08 18:43:30
作者: 童庆生   周小仪  
况周颐的《蕙风词话》于1936年出版,但该著的写作时间当在二十年代,况周颐于1926年去世。钱钟书的《管锥编》继承了片段的表现形式,但是此书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诗话。)

   二

   捕捉和解读历史文化现象的内涵是文学批评不可推卸的责任。诗话在二十世纪初的衰落和消亡,是不争的历史事实,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文学现象。为什么中国点评式的批评实践没有在新的社会条件下生存下来?二十世纪初,诗话作为主流批评模式的消亡并非历史的偶然。上面提到的一些点评式的批评形式上的特征并不单纯是一个形式的问题。这些形式上的特点的背后,隐藏着某种批评态度,一定的思维方式,特有的人生趣味,更是某种阶级意识的显现。我们认为,诗话在现代中国社会之所以消失,就是因为诗话中所表现的阶级意识及其代表和传达的价值体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已越来越无法满足人们心智的需要和中国社会的集体期待。

   中国传统批评家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许多批评家同时也是诗人,有些还是朝廷命官。这种现象的出现当然与中国的科举制度密不可分。正如瑞克特指出,总的说来,“中国诗人首先是官员,他们的目标是通过考试并在朝廷里谋取一个职位。”(注:Rickett, Adele:“The Personality of the Chinese Critic,”in The Personality of the Critic, ed. Joseph P. Strelka (University

   Park: The Pne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3), 113.)宋代以降,这种官僚/诗人/批评家三位一体的状况确定了批评家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角色,也使诗话这一批评形式具有了浓厚的社会阶级意识。批评家从属于享有社会特权的阶层,而他们的批评实践也就成为这一阶层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传统批评主体的产生就是基于这种精英地位和对这种地位的深切自觉。当然这是总体而言,有些例外在此暂不作讨论。

   诗话是为专门的读者而写的,是写给那些与批评家具有相同或相似的教育背景和知识结构的人读的。因此,诗话的作者和读者同属相同的社会集团。诗话形式的零散化,语言的简洁性及其晦涩的审美特征,说明这种体裁有一个特定的读者群,一个封闭的、具有相当文学素养的小圈子。批评家、诗人由于社会地位相同,“形成了一个文化人的精英集团,他们能够以深邃的观念和睿智的语言进行交流,讨论学术和文学的主题。对他们来说,相互的批评和砥砺是十分自然的事。”(注:Rickett, “The Personality of the Chinese Critic,”113.)从某种意义上说,诗话中隐含的读者决定了其存在和表达的形式。诗话的读者“完全了解批评家头脑中想的是什么。因此批评家写上寥寥数语就可以让读者理解他的意思。”(注:Rickett, Wang Kuo-wei's Jen-chien Tz'u-hua, ix。)读者和批评家之间已经存在着一种绝对的默契,是相知与信赖的关系,他们接受、遵守共同的阐释原则。夏济安在谈到中国文学批评时以调侃的口吻说:“总的说来,中国的文学批评作品是写给那些聪明人看的,因此无需多费口舌,一点即通。而西方的文学批评是写给那些蠢人看的,所以需要把每一条原理讲得清清楚楚。”(注:转引自Rickett, Adele: Wang Kuo-wei's “Jen-chien Tz'u-hua”: A Study in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77, ix.)

   诗话可说是某种特权地位的象征和相关价值的载体,仅在小范围的知识群体中发挥影响。文学批评知识因此而不可能在广阔的社会空间中流行。诗话批评家几乎与世隔绝,毋需有深切的社会关怀,也不必有那种集体政治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强烈积极的政治介入的欲望在诗话中是极为罕见的。诗话局限于审美领域,有着自己的语言规范。但是,诗话这种审美立场的背后,却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诗话本身的社会性和阶级性。为艺术而艺术的观念和实践,在回避政治和社会责任时,已经表明了自身的政治立场。正如布迪厄所言,人们在讨论纯美学时,常常故意回避促成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条件。他尖锐地指出,纯美学其实“是某种特权的产物”。(注:Pierre Bourdieu, The Rules of Ar: Genesis and Structure of the

   Literary Field, trans. Susan Emanuel (Stanford, Cali.: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285—289.)诗话的封闭性、对具体社会、文化经验的冷漠正是它的弱点所在。诗话行文深奥晦涩,有时甚至故弄玄虚,极易流于陈腐、琐屑和贫乏。因此诗话很早就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批评。黄永存说:“诗话杂说,行于世者多矣,往往徒资笑谈之乐,鲜现益于后学。”章学诚直言诗话发展的过程是其日趋没落的过程,指一些诗话作者“以不能名家之学,入趋好名之习,挟人尽可能之笔,着惟意所欲之言。”(注:清·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叶瑛校注(上),第560页,中华书局,北京。)诗话传入日本韩国后也曾受到不同程度的贬斥。(注:参见张伯伟:《论日本诗话的特色——兼谈中日韩诗话的关系》,《外国文学评论》2002年第一期。)

   古典批评与现代批评间的一个重要区别就表现在批评家的自我定位上。诗话产于书斋之中,无视具体的文化社会经验,流传于狭小的文人空间。诗话作者的精英意识及其强烈的自我感觉,完全排斥了文学批评参与现实问题的可能。而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这一批评知识的集体生产方式越来越与社会现实脱节。那种对社会政治的漠不关心,很快被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社会关怀与政治参与意识所取代。因此,传统批评向现代批评的转换迫使批评家从私人领域转向公众领域,同时也使精英批评家转化为批判社会的公众知识分子。在西方,这一历史转换决定了文学批评必须从纯粹的美学知识形态转变为一种文化实践。

   三

   批评实践在西方虽然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但是现代文学批评实践却是十分晚近的事。早期资本主义生动活泼的经验给西方现代文学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以英国为例,十八世纪市民社会的兴起,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和资本主义商品文化的盛行,

   不仅为新型的文学生产形式的产生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更直接催生了新的文类和体裁。举例来说,英国现代小说就是资产阶级想象力的结晶。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是第一部英国现代小说,鲁滨逊则是文学表现中的第一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像这样以现实主义的叙事手法来表现现代社会价值观的小说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是难以想象的。小说是“资产阶级的形式”,是资产阶级的文学发明。它于十八世纪初取代了流行于十六、十七世纪的“罗曼司”。阿诺德·凯特尔在其著名的《英国小说导论》中对此有过专门的论述。(注:当然现代小说并非凭空而来。阿诺德·凯特尔认为中世纪罗曼司及意大利和法国的宫廷小说是现代小说的历史源头。但是,凯特尔强调现代英国小说是十八世纪才出现的。见Arnold Kettl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English Novel (London:

   Hutchinson University Library, 1950), vol.1,25。)

   其实,资产阶级在文学上的发明和创造远不止于此。现代文学批评的产生同样和资产阶级的历史经验密不可分。如果说西方现代小说是资产阶级创造力在文学想象中的体现的话,那么现代文学批评则是资产阶级力图参与社会活动愿望的强烈表现和最佳手段。现代文学批评在英国与现代小说一样,都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产物,勃兴于十八世纪。欧洲前现代社会形态下的批评形式主要是诗学和修辞学,例如英国有《为诗一辩》和PUTTNAM的《修辞》。(注:欧洲前现代社会的批评形式,如诗学、修辞学其实与中国古典诗话极有可比之处,但限于篇幅,在这里只能一笔带过。)欧洲前现代社会中的这类批评形式其实与中国古典诗话极有可比之处,但限于篇幅,在这里只能一笔带过。如同中国的诗歌一样,这类批评形式一直局限于宫廷贵族的小圈子内,但在十八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全面兴起而渐渐式微,并很快被现代文学批评全面取代。

   文学批评在历史上成了新兴资产阶级获得自我身份认定,介入社会文化活动的途径和手段。在回顾现代文学批评产生的社会政治意义时,豪亨德尔指出:“现代批评的概念与十八世纪早期自由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形成有着密切关系。文学是中产阶级自由解放运动的一部分,是中产阶级反抗专制政体和等级社会,获取自尊等要求的手段。对文学的探讨,以前是在贵族的沙龙中进行的。它曾经是使宫廷社会的合法性得以延续的形式之一。而现在,文学成为中产阶级讨论政治问题的公共论坛。”(注:Hohendahl, Peter Uwe. The Institution of Criticism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2), 52.)因此,现代批评家从一开始就将自己定位为公众知识分子,在新兴的社会公共领域活动,密切关注重大的社会政治问题。文学批评是资产阶级的文化实践,为资产阶级的成长和壮大开拓了有利的社会空间,同时也有效地培育了资产阶级的理智与情感,为资产阶级创造自己的文化形态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因此,现代文学批评无论是作为一种话语实践还是作为一种介入社会的方式,都是现代资产阶级兴起后的产物。现代文学批评以社会政治倾向性为主导,其具体任务就是使高雅的文学趣味民主化和大众化,将过去那种作为贵族阶级专利品的文学经验和文学鉴赏解放出来,并重新归还给大众。新兴的城市读者群对于现代文学批评的发展至关重要,为现代文学批评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社会条件。哈贝马斯指出:“十七世纪的宫廷贵族并非真正的读者群。确实,当时文人的地位就像贵族豢养的仆人一样,然而贵族资助下的文学生产实际上更多的是一种攀比式的消费,而不是为了真正感兴趣的读者的严肃阅读。”而真正的读者群是“在十八世纪的头几十年里才出现的”。(注:Habermas, Jürgen: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 trans. Thomas Burger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1995),38.)然而,“当资产阶级批评家诉诸公众的趣味时,宫廷的文化领导权就第一次被资产阶级批评家所动摇。”(注:Berghahn, Klaus L. “From Classicist to Classical Literary Criticism, 1730—1806,”in A History of German Literary Criticism, 1730—1980, ed. Peter Uwe Hohendahl

(Lincol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8),40.)例如在英国,艾迪生就大力倡导一种“城市人的品味”,将对文学艺术的判断权交还给城镇市民。英国早期现代文学批评的作品,大都发表在象《观察家》一类的报纸杂志上。这可以说是早期大众传媒的一种形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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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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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广州)2005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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