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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培民:中国历史分期新论

更新时间:2015-07-08 18:38:08
作者: 焦培民  

   中国史学界流行的五种社会形态说,认为人类历史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由于特殊性,中国历史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五个阶段。这个社会命名分期的方法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到史学界广泛质疑。五种形态学说长期在史学中占据主导地位,主要是因为它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名义出现的,它与党和革命历史有一定的关系,几十年来,它一方面不断地受到学者们的质疑,另一方面国家却又向社会不断地宣传普及,造成不必要的思想混乱和研究停滞,成了一种不正常的现象。

   一、学术界对五种形态的质疑及对历史阶段划分的新探索

   (一)学术界对五形态说的质疑。1978年以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邓小平提出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学术界对五形态说质疑的声音多了起来。

   1979年,黄现璠就指出,奴隶制度与奴隶社会是不同概念,奴隶社会并非人类历史必经阶段,世界大多数国家直接从原始社会进入封建社会,中国没有奴隶社会。他说:“我国殷周不是奴隶社会,而是领主封建社会。套用马克思主义学说,理论公式化,值得商讨。”[1]1980年,张广志发表多篇文章表达了相同的观点。[2]

   1981年胡钟达指出:“资本主义产生以前,究竟是存在着:亚细亚的、奴隶制的、封建制的三种社会经济形态,还是只存在着奴隶制的、封建制的两种社会经济形态,或者只有封建制(广义的)的一种社会经济形态,……是可以容许有不同意见的。不能认为只有坚持五种生产方式说才算是‘正统’,而对此稍持异议就必然是‘异端’。”[3]1986年,他进一步提出:“前资本主义阶级社会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分为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两个有前后高低之分的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4]

   1981年,何新指出:“马克思把人类社会原始时期到封建制度这一段历史,看作一个形态极其错综复杂的辩证发展过程。在五阶段公式中,却机械地用一个“原始共产主义一奴隶制度一封建制度”的抽象公式来概括这一过程。与客观的实际历史过程相比,这个公式不仅过于简单化,而且也有重大的理论错误。”“若不打破历史研究中这种教条主义倾向,是不能使历史学真正成为一门有价值的社会科学的。”[5]1986年,他再次对五形态说提出尖锐批评:“三十多年来的中国历史学却一直在作两件事。第一是试图尽可能地削足适履,扭曲、删改、修正中国历史,以便把它塞进这个历史公式的框架内。第二就是在‘历史规律’的名义下,将这个公式神化成不允许怀疑和批评的神圣教条。”[6]

   1988年,贾卫列、朱土兴指出,长期以来,人们把从古至今的人类社会发展分为五个阶段,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公式,一直被作为一种不容置疑的神圣信条,成为社会主义学者研究问题的出发点。从这个公式出发,人们普遍认为,在时间上社会主义社会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死亡之后建立起来的一种社会形态,资本主义社会只有先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才能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这种社会主义社会也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当年所设想的理想的社会主义,而现实中的社会主义是与资本主义并存于同一时序上的社会形态。[7]

   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同样引起质疑。1989年,陈胜粦指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都不是一种社会形态,“半殖民地半封建”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的一种低级的特殊的类型[8]。2000年,仓林忠提出:半殖民地说混淆了社会其他属性同社会性质之间的差异性;半封建社会说缺乏社会历史概念内涵的严整性;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说破坏了历史学科体系的统一性和同范畴历史概念的同一性。他认为,半殖民地系指国家地位,“用它作为标尺来衡量、鉴别、确定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显然超出了殖民地自身意义的范围”。他认为,中华民国的成立,“是中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标志”[9]。

   以上只是众多文章中少数代表,从这些文章可以看出,五种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依次演进的学说已经从根本上受到质疑,奴隶社会的存在已经被大多数学者否定,社会主义也不再视为资本主义社会之后更高级的社会形态。五形态学说定义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只是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是实践上证明已经失败的模式,反思五形态学说,有利于改变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革命模式,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道路。

   (二)时代划分的新探索。由于五形态说受到普遍质疑,中国学术界自20世纪80年末开始时代划分理论和体系的新探索。1988年7月,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在烟台召开,大会主要围绕“五种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吗”,“奴隶社会是人类社会的必经阶段吗”,“划分社会形态的标准及对宏观社会构架的几种设想”,“对中国近、现代社会性质的认识”等问题展开。

   自90年代起,国内史学界已经开始放弃传统的“五种社会形态”学说,1999年11月,中国社会形态及相关理论问题学术研讨会在天津召开,主要议题是:“关于传统社会形态理论及相关理论的再认识,关于中国社会发展形态及演进过程的新思考,关于中国历史研究的理论范式与概念系统的新探讨。”“许多学者呼吁创建中国学者自己的理论模式。有的学者指出,在世界中世纪史上,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资料最为丰富,应该建立中国人的符合世界历史的理论模式。有的学者主张,跳出各种外来的理论模式,研究中国的特殊性,构架适合中国历史的理论模式。有的学者提出的一种思想很有代表性:当前中国历史研究不仅有理论引进问题,还有理论的‘中国化’或称‘本土化’问题。”[10]21世纪开始,史学界开始探讨构建新的时代划分理论和体系。必须指出的是,中国史学界时代划分的探索受到政治形势和“左”倾僵化思想的影响进展缓慢,从80年代后期至今,时间已经过了近30年,新的分期缺乏理论深度,影响甚微,并未从根本上动摇五形态说在史学界的主导地位。下面简要介绍一些有代表性的新时代划分的观点。

   1996年,晁福林提出“氏族封建——宗法封建——地主封建”的社会分期说,他认为中国由原始社会直接进入封建社会,夏商主要的组织形式是氏族,其社会经济形态是封建制度,可称氏族封建制,西周宗族是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宗法观念、宗法制度与封建紧密结合,可称宗法封建制。东周时期则进入地主封建制时期。[11]这一观点,接受了中国“无奴隶社会”的观点,是其进步,但将夏商到明清都视为封建社会,未能突出周秦之际的重大社会变革,有不足之处。

   2000年,田昌五提出,过去史学界对中国历史的时代划分长期未能达成较为一致的共识,其原因主要为

   :一是分期标准的简单化、公式化和绝对化;二是对中国历史缺乏深入、具体、系统的分析和概括。过去我们按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进行历史分期是不恰当的

   ,甚至可以说是错误的。现在我们应该从这种偏差和错误中摆脱出来 ,回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正确轨道 ,从一个社会的各个方面进行全面考察和综合分析。解决历史分期问题应采取以重大政治事件和政治变革为分期界标。据此,作者提出将中国的全部历史分为洪荒时代、族邦时代和封建帝制时代。 [12]田昌五的时代划分的提出确有很大的勇气,但这一分期明显回避了近现代史,是不太完整的。

   2000年,叶文宪提出,中国历史分为酋邦时代(五帝时代)、封建王国时代(夏商西周)、转型时期(春秋战国)和专制帝国时代等几个时代,其中专制帝国时代又可分为汉民族第一帝国时期(秦汉魏晋南北朝)、汉民族第二帝国时期(隋唐)和多民族帝国时期(宋元明清)三个时期。[13]这一分期虽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存在明显不足,其一是历史不完整,缺少五帝之前和清朝以后的两段历史,其次将没有独立社会形态特征的“过渡期”专列为一个历史阶段不太妥当。

   2003年,王震中提出“邦国——王国——帝国”的古史分期观点,认为龙山时代的聚落群是体现贵族的支配权力的邦国形态,夏商周是王国形态,王权受到很多制约,是非专制的。秦汉及以后为帝国时代,实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14]这一分期吸取了考古学的最新成果,将龙山时代纳入国家形态,是值得肯定的,但这一分期局限于政治形态的分析,且未及近现代略有不足。

   2003年,郭沂提出:“社会政治形态的演变也是判定一般性历史分期的主要根据。古今中外几乎所有的历史著作都以政治演变为主要线索,道理就在这里。这就是说,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形态,主要指社会政治形态;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分期,主要是指社会政治形态的演变阶段。也就是说,在一般意义上,中国自有文明以来,经历了圣权时代、王权时代、霸权时代、皇权时代和民权时代五种社会形态和发展阶段。”同时他还提出了“中国经济形态及其演变可以分为三种形态和相应的三个阶段,即农业社会、农商社会和工商社会”,“中国社会关系形态也可分为三种形态和相应的三个阶段,即贵族社会、士人社会和公民社会”。中国社会意识形态演进经历了四个阶段,“即宗教时代、宗教人文一体时代、宗教人文独立时代和科学时代,并即将进入第五种形态和相应的第五阶段,即人文主义时代”。[15]郭沂的分期从多个角度来分析历史,给人全新的感觉,其历史阶段的划分也是合理的,但“造词”太多,不宜为大众理解和使用。

   2006年,冯天瑜发表《封建考论》一书,提出中国“封建社会”与“封建”本义背反,是名称“误植”,史学界开始重新审视中国“封建社会”问题。2007年 ,冯天瑜初步将中国历史时代划分名目命名为“氏族时代”[16]、“封建时代”“皇权时代”“共和时代”,并细分为“原始群时代”、“氏族共同体时代(先夏及夏代)”、“

   宗法封建时代(商代及西周)”、“宗法封建解体时代(春秋战国)” 、“皇权时代前期(秦至中唐)”、“皇权时代后期(中唐至清)”、“共和时代(民国、人民共和国)”[17]。这一分期商周以后的划分是比较合理的,但商代以前的划分则显得认识比较老旧,将夏代划入氏族社会与当代学术界认识相差较远。

   这些时代划分对冲破传统思维的束缚,对于从新的角度认识历史有重要启发意义。但是,新分期有的标准不统一,有的不能贯穿古今,有断限模糊,有的将“命名”理解成“定性”,还有的生造词汇,这些都会影响时代划分的合理性,其中最根本的问题是回避“经济形态”和“近现代史问题”,这会使时代划分不够深入,成为理论上的、年代上的“表层工程”或“半截工程”,因为时代划分实际是社会形态类型的划分,一方面,要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的综合分析考虑,不能仅从一个方面划定。另一方面,时代划分要标准统一,贯穿古今,不能仅停留在“古史分期”阶段。回避近现代史,回避现实,只做古史的新分期,其观点理论无法与近现代史和现实联系起来,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果之花。

   二、历史时代划分的标准问题

冯天瑜曾经对时代划分诸阶段的命名提出几条语义学标准:其一,命名须准确反映该时段社会形态的实际,概括该时段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本质属性,此谓之“制名以指实”;其二,若借用旧名,必有引申,以达成与旧名的间隔,如此方能形成区别于旧名的新术语。然而,新术语的引申义与旧名本义虽然发生跳跃,但又必须遵循旧名本义指示的方向,全然背离本义即为不通之名,此谓之“循旧以造新”,“新义”对“旧义”既别有创获,又保持内在联系;其三,命名须观照相对应的国际通用术语,其内涵、外延均应与之吻合或接近,以与国际接轨,而不可闭门造车,此谓之“中外义通约”;其四,汉字是表意形声文字,所拟名目应能从字形推索其义,而不可形义错置,此谓之“形与义切合”(音译词不在此列)。此外,命名应当简洁明快,便于理解,寓深意于浅近之中。[18]这些主张除第一、三条外,其他都是比较合理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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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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