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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立诚:中日和解是对二战结束70周年最好的纪念

——再论“对日新思维”

更新时间:2015-07-08 08:58:25
作者: 马立诚 (进入专栏)  

  

  

   保钓先锋殷敏鸿的来信

   前不久,我接到殷敏鸿先生一封来信。殷敏鸿是谁?

   最近40年,中国大陆保钓人士登上钓鱼岛只有一次。那就是2004年3月24日七人登上钓鱼岛宣示主权,湖南人殷敏鸿是其中之一。

   24日当天,七人乘坐渔船于早晨6点半登上钓鱼岛,在岛上停留10小时,之后被日本海上保安厅警察控制,用直升机运到冲绳首府那霸市拘押。经中国政府交涉,两天后七人获释,飞回上海。由于这一事件给外交造成被动,此后中国大陆民间出海保钓被禁止。

   在钓鱼岛10小时,他们考察了该岛的地形地貌、土壤、气候、动植物生态以及建筑遗迹,拍摄了一些照片(见殷敏鸿的相关文章)。

   2014年10月24日,殷敏鸿给我来信说:“我在20多岁年轻热血的时候开始参与保钓多年。后来,随着阅历的增长和思考的深入,逐渐改变了以往一些民族主义思想,并写下了一些心得,这其中也有您的文章的影响,在此向您表示感谢……有一段时间,我曾经觉得自己越来越没有底气,越来越不是味道。我作为一个参与保钓多年,并且曾经冲在最前面的志愿者,思想的转变有一定代表性,也有一定说服力,我希望我自己的观点和转变让更多的人知道,为促进中国的民族主义走向文明理性和改善中日关系尽一份绵薄之力,这也算是对自己的过去有一个负责任的态度。”

   殷敏鸿提到的我的文章,是2002年发表的《对日关系新思维》。他所说的思想转变后的“心得”,是指在共识网上发表的《钓鱼岛居住开发环境的历史地理考证与实地调查》、《警惕中日关于钓鱼岛的愚民宣传》、《快速解决钓鱼岛问题取决于中国》等文章。

   殷敏鸿这些文章的主要观点是:中日两国有关钓鱼岛归属的争论十分激烈,两国学术界都没有百分之百的理据证明自己完全拥有钓鱼岛主权。当初周恩来和邓小平对于这个问题的争议,采取了搁置、回避的态度,这是世界各国对这个问题保持中立的原因之一。但是,两国媒体对于这一问题的报道,都只列举有利于自己一方的证据,有意无意忽略有利于对方的证据,甚至火上浇油,导致两国民族主义情绪加剧,出现过激行为,这不利于钓鱼岛问题妥善解决,并威胁东亚以及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我们应该在了解己方依据的同时,也了解对方的依据,以便立足现实,制定正确妥善的对策,尽可能多争取有利于中国的权益。殷敏鸿在文中介绍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何光沪的一个发言。何光沪说,他曾听过外交学院一位副院长讲钓鱼岛问题,这位副院长谈到了日本方面主张钓鱼岛主权的依据。何光沪认为,应该让中国民众了解事情的另一面,不然的话,人们会对自己的政府产生误解,在某些时间节点上可能会指责政府“软弱卖国”。

   殷敏鸿说,钓鱼岛争端加剧,使日本右翼成为赢家。争端越激烈,日本右翼势力越壮大,对中国的威胁也就越大,甚至发展到无法控制的地步。其实,战争手段无法彻底解决钓鱼岛争端。从中国国民利益出发,有必要采取有效方法解决这一争端,熄灭导火索。通过联合国国际法院裁决,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可选途径。中国一直重视联合国,国际法院是联合国六大机构之一。这里的法官来自世界各国,中国曾有过多名法官参与国际法院工作。国际法院声誉良好,判决结果对当事国有约束力。该法院成立70年来,解决了大批领土与海洋争端,如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白礁岛之争、英法海峡群岛之争、利比亚与乍得的奥祖地带之争、柬埔寨与泰国的边界领土之争等。通过国际法院解决钓鱼岛争端,有利于在国际上树立中国维护和平、尊重国际法的正面形象,有利于提升中国国际地位。当然,根据国际法院规约,这个问题由国际法院解决,需要得到中日两国同意。假如日本就此问题到国际法院提出起诉,说明日本承认钓鱼岛问题存在争议。假如日本是被动应诉,也说明日本承认存在争议。

   殷敏鸿的反思难能可贵。他提出的意见,以及基于国家长远利益考量的理性目光,值得国人思考。

   很多人支持殷敏鸿的意见。2014年12月5日,中国《参考消息》报报道,西澳大利亚大学珀斯美国-亚洲中心同一年11月下旬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表明,多数中国公民认为联合国是解决中日海上争端的场所。这所大学的研究人员于2013年3月在北京和上海等五个中国城市进行了1400次当面采访调查,然后写出这个报告。报告说,60%以上的中国人认为,两个国家应该在联合国解决争端。

   这份报告的作者、研究中国社会舆论的安德鲁?查布说,在中国,“存在着沉默的大多数,尤其是在网络上”。查布认为,中国的网络论坛、博客充斥着民族主义声音,常常使普通中国人的温和观点不容易被发觉,而外国媒体过于关注某些中国媒体,可能加深了中国好战情绪正在兴起的印象。

  

   记住两个历史

   提起中日两国历史关系,很多中国人记住的是日本侵华战争。这段历史不应忘记,但只记住这段历史是不全面的。我们应该了解两个历史:一是战争灾难的历史;二是和解合作的历史。

   先看战争灾难史。

   日本侵华战争使中国人民遭受深重灾难,给中国人民的心灵造成了难以形容的创伤。那场战争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巨大的苦难。

   战后,在美国帮助下,日本原有体制进行了民主化改造。日本政府和日本主流社会对战争责任逐渐深化认识,选择了和平发展道路。从1972年到2008年,日本政府与中国政府签署四个重要政治文件,表达了对战争责任的反省。比如两国政府1998年签署的《联合宣言》说:“日方表示,遵守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和1995年8月15日内阁总理大臣的谈话,痛感由于过去对中国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和损害的责任,对此表示深刻反省。”

   这里所说的1995年8月15日内阁总理大臣的谈话,是指当时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在纪念二战结束50周年时的讲话。他说:“我国在不久的过去一段时期,国策有错误,走了战争的道路,使国民陷入了存亡的危机,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害和痛苦。为了避免未来重犯错误,我虚心地对待毫无疑问的这一历史事实,谨此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同时谨向在这段历史中受到灾难的所有国内外人士表示深刻的哀悼。”

   村山谈话确立了日本政府对战争的历史认识,受到各国好评,为后来历届日本首相确认和继承。

   笔者根据中国媒体公开报道初步统计,自1972年邦交正常化到2008年,日本政府就战争问题作了25次道歉,表示深刻反省。详细情形参见笔者著作《仇恨没有未来》。

   基于以上事实,2007年4月12日,中国总理温家宝代表中国政府在日本国会演讲时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日本政府和日本领导人多次在历史问题上表明态度,公开承认侵略并对受害国表示深刻反省和道歉。对此,中国政府和人民给予积极评价。”2008年5月7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代表中国签署的中日两国第四个重要文件,即关于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对日本战后坚持和平道路给予正面评价:“日本在战后60多年来,坚持走作为和平国家的道路,通过和平手段为世界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中方对此表示积极评价。”

   “两国政府确认,在相互关系中,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1972年两国政府《联合声明》的这句话,为两国以及东亚和平构筑了基础。

   近来,安倍政府对历史的反思有所摇摆。安倍有时表示会全面反省历史,有时又模糊地说,“‘侵略’的定义还没有确定”,并且说不必重复“村山谈话”中的“侵略、殖民统治”等词汇。2015年3月德国总理默克尔访问日本演讲表示,“正视历史”和“宽容态度”是修复国家间关系的正确途径,并且把德国反思战争罪行的经验介绍给日本。2015年是二战结束70周年,在4月26日安倍访美之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罗兹说:“我们建议安倍首相采取与过去谈话一致的形式,拿出建设性举措,缓和地区紧张局势。”29日,安倍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他提到了日本“深深的忏悔”以及“我们的行为使亚洲国家的人们饱经苦难”,“我将支持历任首相在这方面表达的观点”。安倍在讲话中对历史的反思是应当被肯定的,但是他没有提到“侵略”,也没有就侵略行为道歉,这是一个遗憾。5月14日,安倍内阁通过系列防卫法案,扩大了自卫队支援他国军队的活动范围,引起中国一些疑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提醒日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是必要的敦促。

   再看和解合作史。

   最近几年两国关系陷入低谷,人们对两国和解的正面历史淡忘了、忽略了,或者故意不提。用周恩来的话说,六十年积怨和两千年友好往来相比,毕竟是短暂的。两国两千年友好交往史,史书都有记载,这里只说二战以后的和解史。

   早在1952年,二战结束不久,日本国会议员高良富等三人就应周恩来邀请,冒着违反日本出境法的风险,从苏联绕道来华,与中方签署《第一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

   引人注目的是1956年。这一年,梅兰芳京剧团访日演出成功,日本电影周在中国十个大城市举行,北京为日本画家雪舟逝世450周年举行了盛大纪念活动。

   10月6日,日本商品展览会在北京展览馆开幕。这天上午,毛泽东来到展览馆,在日本贸促会主席兼展览会总裁村田陪同下参观。看了一楼展品之后,毛泽东在休息室对两国人士说:“这个展览办得很好。日本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日本人民是勇敢的、勤劳的、智慧的人民,我们希望同日本建立友好关系。”毛泽东又对村田说:“请向天皇陛下问候。”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战后第一次向日本天皇致意,感到意外的村田郑重表示感谢。参观完毕,毛泽东在题词簿上写道:“看了日本展览会,觉得很好,祝日本人民成功。”(引自中国《党史博览》杂志2009年11月号何立波文章。)

   毛泽东发表的谈话,确立了中国对日外交的方向。

   1972年两国恢复邦交之后,经贸往来井喷式增长。1972年中日贸易额为11亿美元,2014年达到3500亿美元,是1972年的318倍。

   1972年以来,日本民间企业开始对华直接投资。到2014年,日本企业对华投资总额约为1000亿美元。在华日系企业大约2.3万家,前后总计雇用中国员工约1000万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政府从1979年起,向中国提供ODA(政府开发援助)贷款。当时中国资金极为紧缺,ODA贷款是雪中送炭,体现了日方反省战争责任、帮助中国建设的诚意。从1979年到2007年总计28年,日本政府向中国提供ODA贷款36412亿日元,折合350亿美元,占中国接受外国政府贷款总额的40%。ODA贷款中,90%为低息贷款,贷款利率仅为0.79%至3.5%,偿还期为30年到40年(中国国内银行长期贷款利率为7%。世界银行贷款利率为6.3%,偿还期17年)。ODA贷款援建项目都是规模大、周期长、技术难度高的基础设施项目,范围遍布中国各地。其中具代表性的有京秦电气化铁路,南昆铁路,首都机场扩建,北京地铁二期,上海浦东机场,武汉天河机场,武汉长江第二大桥,湖南五强溪水力发电站,海南、山东、安徽的高速公路项目,北京-沈阳-哈尔滨的光纤电缆……大约160项重大工程。

2008年5月8日,胡锦涛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讲话说:“日本政府向中国提供了日元贷款,支持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能源开发、科技发展,为促进中国现代化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日本各界友人以不同形式对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热情帮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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