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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大鸣:中国民族考古学的形成与考古学的本土化

更新时间:2015-07-07 04:16:22
作者: 周大鸣  

   俞伟超先生在介绍国外新的考古学思潮的同时,对中国考古学进行了深入的反思。他的《考古学新理论论纲》用“十论”概括了对考古学发展的反思,不仅概括了聚落考古学、环境考古学、计量考古学和新考古学,同时还强调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对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意义,将文化观、全息观、价值观融入考古研究。他强调考古学不仅要研究“物”还要研究“文”,“人类学的文化概念是一个极具普遍意义的概念,它进入一个学科,常常变成一种认识工具,使人们对这门学科的研究客体有更好的把握。文化这一概念进入考古学,扩大了考古学文化的畛域,使研究者对考古文化作出整体性的思考,这正是科学进步的一种表现”(注:俞伟超:《考古学是什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四.结论

   中国民族考古活动比西方晚得多,但其发生却与我国民族学、考古学同步,这构成中国近代考古学发展史上一重要特色。这一特色的形成,其一是离不开中国肥沃的“土壤”,即多民族的国家悠久的历史;其二是世界科学的发展,近代科学的相继传入给中国土壤施加了肥料。中国历史上播下的“考古学”(金石学)、“民族学”的种子与西方近代考古学、民族学结合,在“五四”运动的催化下,发芽、生长,而两门学科本身的发展,研究对象的部分重合,研究者多受过两门学科双重训练,使两门学科的相交是必然的发展。但是,早期两门学科各自还发展不充分,两门学科的相互印证还没有上升到理论化和系统化,因而称之为“民族考古”而非民族考古学。

   1949年解放后,考古学与民族学的黄金时代到来了。考古学的发展,必然会从单纯研究遗迹、器物中跳出来,研究实物所反映的意义、文化创造者。而我国丰富的民族学材料又提供了最好的类比材料。这样,一大批学者在辩证唯物史观指导下,运用民族志材料解释,复原考古学材料,终于迈向了民族考古学的轨道。

   中国从民族考古到民族考古学的发展,是沿着自己的道路走出来的。与此同时兴起的西方民族考古学,可以说是与我国的民族考古学“殊途同归”。(一)兴起的时间大致相同,西方民族考古学是二次大战以后才逐渐形成的;(二)指导理论的相似性,西方这门学科是受“新进化论”影响,主要以“文化唯物论”作为指导,而“新进化论”的产生是受马克思主义的部分核心思想,即“承认全人类文化发展具有共同规律性”的影响;(三)都是以复原古代社会为目的,西方把这门学科研究限于史前,而中国扩大到文字记载不详的青铜时代。

   中国的民族考古学已在如下几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并且这些研究仍可作为今后研究的方向。

   (一)区域性民族考古学研究。中国是一个民族多元和文化多元的国家,考古学上的分区分系研究已相当深入,而这种研究离不开民族考古学。如在吴文化、楚文化、巴蜀文化等研究显示出这种趋势。费孝通先生主编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书可以说是区域性民族考古学研究的典范(注: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区域性考古学研究的意义在于:1)为各地区传说时代或史载不详的民族提供大量考古学物质文化背景,丰富了对文化渊源、族源的认识,如对百越、百濮、氐羌的研究。2)揭示华夏汉民族族源主体的若干民族的文化渊源,如对先夏文化、先商文化、先周等文化的研究表明了文化来源的多样性和形成过程的复杂性。3)揭示古代民族的活动范围、迁移路线和文化变迁等。如宿白先生从考古发现论证了拓跋鲜卑从东北兴安岭一带迁往平城、洛阳的路线和过程(注:宿白:《魏晋南北朝考古》,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材。)。

   (二)边疆地区的民族考古学研究。边疆地区今天以少数民族分布为主,在古代这些地区的人群不断与中原民族交往,考古发现将寻找到民族关系与文化渊源。如新疆、东北、内蒙古、西南、东南的民族考古(注:李遇春:《建国以来新疆地区民族考古的发现与研究》,《民族研究动态》1988年第1期;李逸友:《内蒙古北方民族考古工作的进展》,《民族研究动态》1987年第1期;申戈:《云南民族考古发掘与研究概述》,《民族研究动态》1987年第2期;干志耿:《黑龙江考古与民族历史》,《民族研究动态》1988年第3期;谢端琚:《青海民族考古的发现与研究》,《民族研究动态》1988年第1期;蒋廷瑜:《广西民族考古研究综述》,《民族研究动态》1988年第1期。)。王明珂先生所著《华夏边缘》,利用族群理论阐释考古学和民族史的资料,论证了华夏生态边界和族群边界形成的过程,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他论证了青海河湟地区、鄂尔多斯及邻近地区、西辽河流域地区从旧石器文化向农业社会发展,又从农业社会向游牧社会发展,以及这些地区的民族逐步成为华夏边缘的过程(注: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台湾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

   (三)以某种或某类特定的物质文化为核心,形成富有特色的民族考古学专题。这些专题研究将考古学发现,结合民族民俗文物与民族民俗志记述综合研究,揭示若干民族共同的文化创造,族际的文化借用、文化传播。如细石器的分布、流传与狩猎技术、游牧民族的研究。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文化与北狄、匈奴、鲜卑等游牧马上民族的关联,几何印纹陶与古代百越的关系,等等。如吴春明先生根据印纹陶文化的谱系和序列分析了东南地区古代土著民族与地域的关系和土著民族发展史;此外他还把东南地区一些特定的物质文化作为东南土著人文特征加以讨论(注:吴春明:《中国东南土著民族历史与文化的考古学观察》,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

   (四)农业起源与文明起源的研究。一些学者利用侗族、壮族等民族志材料和考古材料研究稻作农业的起源和发展(注:覃乃昌:《壮族稻作农业史》,广西民族出版社1997年;李富强:《“蛮荒”稻香——壮族农耕文化》,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更多的学者利用民族志的资料探讨考古发现的工具的功能、性质。在文明起源研究中,引进酋邦的概念,打破了我国早期国家不是由部落社会直接转化而来的观念,而是古代酋邦在政治上演变的产物(注:容观琼:《人类学方法论》,广西民族出版社1999年。)。当然用民族考古学的方法复原文明的过程、家庭与亲属制度的发展、聚落的形成等。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民族考古学成长的道路和所取得的成就。展望未来,中国民族考古学将有更为美好的背景。首先,随着国际间学术的交流,可以向西方新考古学、民族考古学学习理论和方法不断充实自己的学科;同时有着比西方民族考古学更好的研究条件,这就是56个民族的民族志材料和祖国大地上遍布的考古文化和发掘资料,为学科的研究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源泉,也就是我们深信民族考古学能在历史文化研究中肩负重任的理由。

   收稿日期:2000-11-30

  

   原文来源:《东南文化》(南京)2001年第03期 第8-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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