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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旭东:中国道路与“主权形态”的批判性反思(下)

更新时间:2015-07-06 09:16:36
作者: 张旭东 (进入专栏)  

     
  【本文系作者2014年8月在复旦大学社会人文科学高等研究院的讲课记录,本文为下半部分。
  作者在上半部分的“引言”中写道:“在认识和理解今天中国社会、制度和价值形态的过程中,人们往往会遇到两种看似相反、实际上暗通的错误立场:一种是以想当然或偷梁换柱的方式,把中国强行纳入某种抽象的、‘普世的’既定利益结构和权力关系中去……必欲‘变天’而后快。另一种则是出于对西方道德优越感的逆反心理,处处着意强调中国的特殊性……恨不能开历史倒车……如果我们用‘抗战’来比喻今天论述中国历史正当性和现实可能性的思想努力的艰巨性和复杂性,那么上面两种立场就相当于曾被毛泽东深入批驳的‘亡国论’和‘速胜论’。 ”
  “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价值领域的“世界大战”背景下……我们就必须同时拒斥“亡国论”和“速胜论”,而是循着当年毛泽东“论持久战”的逻辑,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耐心、坚韧、信心和认真态度,去致力于当代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结构性分析,以期从中找到“中国道路”和“中国梦”的客观的、积极的、批判性的分析。”】
  作者简介:
  张旭东,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东亚系教授;北京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国际批评理论中心(ICCT)主任;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名誉院长;上海春秋战略研究所客座研究员。

  

     一 什么是“政治”
  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处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什么是政治,政治在文革以后的中国基本是一个不好的词,可以理解,因为too much politics,大家都去谈经济谈文化谈日常生活过小日子谈审美谈欲望谈身体怎么都行,就是别谈政治,好像政治就是斗来斗去,让大家非常疲惫,而且把正经事都耽误了。但是这不等于在知识界能够忘掉政治这回事,因为政治一直存在,它是独立于人的主观愿望的一个客观范畴,就像经济,你可以说我这个人很清高,我根本不想钱的事,你不想钱的事不等于说没有钱这样的东西,经济仍然存在,你仍然是被经济决定,只不过你有办法或者说主观上愿意摆脱这个领域去想问题,如果有一个独立的自律的经济体,那就要有一个独立的自律的审美领域,这个东西美或不美,不是说你有钱没钱就能决定,也不是说你有权没权就能决定,美或不美它有自律性,这是从康德以来大家没有人会质疑这样的自律性。那么德国的政治哲学家施密特第一次以最清晰的概念的语言告诉你,政治也是个自律性的东西,你喜欢不喜欢政治都在政治里边,而不管怎么样,政治只能以自己的逻辑来展开,它是一个本体意义上的自律性的范畴,但这个范畴怎么界定,最终极的界定政治领域中的矛盾是什么?比如什么是我们进入经济范畴了?Ultimate distinction终极的区分在哪里?就是利害的问题。赚不赚到钱,有利还是无利,一旦接手这样的问题,你就进入经济领域。审美领域的自律性的区分在于美和丑,一旦进入了这一领域了,其它的东西是进不来的,利害的问题是进不来的,反过来进入利害领域,在经济领域赚钱才不管你美丑、好看不好看。
  那么政治的逻辑在哪儿?最后的结论大家都知道,就是区分敌我。毛主席1923年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里面的话“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叫政治思维。区分敌友是政治的逻辑,为什么呢?敌人就是要彻底否定你的存在的对立面,敌人不一定是道德上很败坏的人,敌人也不一定要丑,文革里坏蛋一出场一看就是坏蛋,敌人可能是个美男子,但他是要你命的他还是敌人,敌人也不见得经济上没好处,你跟他交往是可以有利可图的,但他还是你的敌人。敌人就是敌人,因为敌人终极意义上是要否定你的存在的,那么反过来,敌人的对立面是肯定你的存在的,帮助你保护自己的存在的,这是朋友。为什么人类会有政治范畴?施密特在论述敌我之辩之前,讨论了本体论之前的历史起源的问题,这就是不平等,或者叫差异性。人和人之间有差异,这些差异不一定要变成政治问题,但是有可能变成政治问题,一旦变成政治问题,它就只能以政治的方式来解决,就麻烦了。它可以是一个经济问题,你钱多我钱少,你资本大我资本小,你会做生意我不会做生意。或者说阶级问题,阶级一开始是经济问题,1%和99%,银行家企业主把钱都拿去了,我们受剥削,本来是经济问题,但是一旦有阶级意识出现,有阶级斗争出现,变成你死我活的斗争,由一个利害的问题、多少的问题最后变成死活的问题,性质就转换了。
  在《政治的概念》这本书里,施米特说,“种种实质性的不平等无论如何都不会从世界和国家里消失,他们只会转移到另一个领域里去,它们可能脱离政治领域而在经济领域集结起来”。实际上一切民主化的过程、合理化的过程实质上都是把不可调和的矛盾变成可以调和的矛盾,把你死我活的问题变成经济问题。“但它们之所以离开,是因为它们现在在另一个领域获得了新的,远远更富于决定性的重要性。”它并没有消失,而是说比如在美国,很多实质性的政治问题变成了经济问题文化问题,或者说政治问题处理得比较好,政治性的问题变成了比如说认同的问题,我是同性恋我是少数族裔怎么怎么样,我在大学里要开课,文学里你不能只讲莎士比亚你也要讲讲黑人妇女,这也是政治性的东西,但它并没有到上山打游击,颠覆一个国家的程度。它是在文化的领域,在生活方式、意义里争夺,这是很好地把政治问题去政治化的一个手段。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政治上相对稳定相对平和的社会里边,政治性的问题往往在其他领域里,在文化、经济、道德、宗教领域里,变成能不能打胎能不能持枪,争论得很激烈,有的时候会上升到你死我活的问题,有很极端的人要把堕胎医生打死,这就是宗教问题或者价值问题上升到法律问题,但还是在个别意义上的生死,算不上政治问题,但一下子很激烈,这就符合施密特讲的在新的领域获得了“远远更富于决定性的重要性”,文化上很重要宗教上很重要,但在政治上不重要了。
  施米特又说,“在表面的、肤浅的政治平等条件下,当一个领域里的实质性不平等占了上风(例如今天的经济领域),这个领域将取得对政治的支配权,这是不可避免的”。在今天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已经没有武装斗争了,没有你死我活的大规模阶级斗争了,但是所有的冲突都在经济领域,都在财富的分配问题,而生产能力越来越强,搞饭吃已经不是一个大问题了,怎么分,谁锅里多谁碗里少这是最大的问题,不是政治没有了,政治存在于经济领域,政治斗争现在以经济斗争的方式呈现。“任何对政治理论的反思都会看到,当今经济学支配国家和政治这个可悲的、令人诟病的现实,其背后真正的原因正在于此”。不是说经济学家有多了不起,也不是经济问题有多重要,而是经济问题里本身包含政治问题,包含不平等问题,包含不平等问题的解决。“无论在什么地方,不平等概念都作为一个连带性概念制约着平等概念,而一旦对具体差别漠不关心的平等概念摆脱了这种制约,并在事实上控制了某个人类生活领域,这个领域就失去了它的实质性,在另一个表现着不平等的无情力量的领域,就会把它笼罩在自己的阴影中”。如果经济问题解决得很好,那么可能在文化领域宗教领域信仰领域,生活方式上有着非常激烈的冲突。
  下面这段话是施密特和黑格尔的连接点,大家都知道黑格尔辩证法里有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从量变到质变,物理上都知道水加热到70度80度90度到95度都是量变,而到99点几度时忽然水变成了气体,这叫质变,或者零度的时候变成冰了。施密特把普遍与特殊的这样的辩证法,这样的特例、例外状态、突变状态拿到政治领域来,说政治问题也是这样。原来只是经济问题,你拿50块钱我拿50块钱好好的,结果你拿1块钱我拿99块钱,就出问题了,基尼指数大家知道,如果是零的话所有的人一样的,绝对平等,如果是一的话就是说一个人把所有钱都拿了,其他人一点没有。北欧国家瑞典啊是零点三左右,非常好,日本也很不错,美国是发达国家里最差的,在零点四和零点五之间,而中国现在至少也跟美国差不多了,最差的是印度尼西亚、巴西、俄国,高度的不平等,中国是介于发达国家里最不平等的和原来就极不平等的不发达国家之间,但就这一点来说,这是从毛泽东时代的一个后退。从量变到质变施密特是这么讲的:
  “量变转化为质变这个经常被人引用的命题具有十足的政治含义,它表达了这样一个认识:从一切领域都可以到达政治这个点,随之而来的是人类群体的质的新强度。”
  “随之而来的是人类群体的质的新强度”,原来只是农民、工人、无业游民,但忽然变成了“无产阶级”和“革命战士”,这叫新的质,新的人类群体强度,在家里种地的农民和在山上打游击的农民和加入红军加入党的农民不是一个强度的,量变怎么变成质变,很多解放初期文革前的经典的文学电影都在讲这个,“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或者以前人只是一条虫,革命来了,这条虫变成了一条龙。董存瑞啊这些英雄故事都是这样,从量变到质变,量变到质变要找到临界点在哪里,董存瑞不是在他炸碉堡的那一瞬间,他之前已经完成质变了,炸碉堡是他新的强度的体现。质变的瞬间可能在调查研究或土改过程中、可能是通过忆苦思甜、过组织生活、写入党申请书等,反正有这么个临界点,越过以后就又一种新的质。这部电影在当时是比较有特色的,并不是把董存瑞塑造成样板戏那样高大全,本来是很调皮的,不太守纪律,争强好胜等等比较个性化的,最后变成了无私的共产主义战士,最后的一瞬间他绝对是高大全的。毛泽东在《矛盾论》和其他地方都讲过,没有这种质变的可能性,中国就永远不能够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的社会,变成一个民主、自由、富强的社会主义新社会。
  施米特还说,“这个命题的实际运用主要是在经济领域,但到了20世纪,它便开始产生出致命的后果。迄今为止一直处于非政治或事实层面上的东西现在具有了政治性,当它达到一定的数量时,比如说经济财产就变成了明显的社会权力(说得更准确一些,政治权力,propriete财产变成了pouvoir权力)。原先只是受经济驱动的阶级对立,现在变成了敌对群体的阶级斗争。”财产变成了权力,没有财产变成了没有权力,这个时候经济领域就在向政治领域转化。“原先只是受经济驱动的阶级对立,现在变成了敌对群体的阶级斗争”,这非常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领域的第一性,物质生产领域的第一性。同样在宗教问题上,在此之前只是不同宗教信仰的问题,可是一旦临界点越过以后,就变成你死我活,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基督教和犹太教,在今天和中国所谓世俗文明的冲突,都可能上升到政治领域。


  二 什么是“主权”
  经过关于“政治的概念”讨论后,下边我们集中讲两个问题,一个是主权,sovereignty。主权概念是一个非常难讲的问题,但是在施密特的政治哲学里,这个问题恰恰讲得非常清楚。主权概念常规的讲法是讲它在行使主权的过程中可以做什么,主权内部的权力、自由等,但施密特讲得非常的别出心裁又恰恰非常说明问题,这个概念之所以讲得这么清楚因为他用了例外状态这个概念来讲什么叫主权。主权的历史比较复杂,我们首先要讲霍布斯的《利维坦》,施密特解读霍布斯我觉得讲得非常的到位,施密特认为霍布斯就像十月革命开创了人类历史新纪元一样,具有时代史意义,在霍布斯之前是一个时代,霍布斯的《利维坦》之后是另一个时代,为什么呢?利维坦大家知道是海上的一个怪兽,但是他构思的这个形象是一个城邦的保卫者,它是我们前面所说的自然状态向文明状态过渡的最关键的临界点。在此之前,人生活的世界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人生活在没有任何保证没有任何安全的情况下,商业、工业、艺术、建筑等一切都无从谈起,人生活在贫困、短命、悲惨当中。而利维坦是人类自己的理性的光芒的闪现,一下子明白过来了,我们不能把保卫自己的力量攥在自己手里,我们要把它让渡给一个共同的权威,这就是利维坦,它是个怪物,所以第一版封面画中的巨人是由无数小人组成的,同时它就不仅是个人,它是一个庞大的机器,施密特说霍布斯的利维坦概念最伟大的几点之一就是它第一次指明了政治意义上的主权国家是人在机器文明之前发明的原型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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