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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正华: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经验教训

更新时间:2015-07-05 20:57:12
作者: 董正华 (进入专栏)  

  

   引言

  

   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不是一个自然的社会演变过程,而是发展中各国充分利用各种“后发优势”,采取高效率的途径(其中包括可利用的传统因素),通过有计划地学习引进高新技术技术改造而获得生产力的短时期高速度跳跃性发展,和带动广泛的社会改革,以迅速赶上先进工业国和适应现代世界环境的发展过程。由于是高速度、全方位的急剧变革,各种目标如经济增长、社会公平与稳定、民主与法制建设等等,相互之间并非完全相容,有时甚至激烈冲突。比较发达国家早先的现代化进程,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更有挑战性,各种社会矛盾会更尖锐,需要总结、吸取的经验教训也更多更有现实意义。

   当代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集中表现在太平洋亚洲(括东北亚、东南亚和南亚印度)的新兴工业化带的崛起、拉丁美洲的“依附性”发展和中东(西亚北非)伊斯兰世界的变革,这里仅据北大现代化研究中心同人和自己的有关研究,从三大地区提取若干经验现实,总结五个方面的经验教训。

  

   一、应对“全球化”,处理好开放与自主、国家与市场的关系

  

   1.阿根廷新自由主义改革失败的教训

   在拉美国家中,阿根廷最早以应对经济全球化为目标制定了新的发展战略,但也是最早陷入全面、深重发展危机的国家。20世纪初,阿根廷位居世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第6位。1913年,阿根廷的人均GDP为3797美元,相当于当时美国人均GDP的80%,比同期的法国和德国都高。但是,一个世纪后,阿根廷却成了一个“灾难国家”:经济出现负增长;外资银行处在破产的边缘,准备撤出阿根廷;停止偿还1500亿美元的外债;50%以上的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均GDP降至2100美元,比近1个世纪前的3797美元几乎减少45%,仅仅超过拉美5个最穷的国家。阿根廷不但不像世界银行几年前曾经预言的那样是“即将进入第一世界的第一候选国”,而且正在沿着下坡路走向“第四世界”,直到现在它仍处在已历时5年之久而且还看不到尽头的经济衰退之中。

   一个多世纪以来,阿根廷也曾经有过几次经济发展的高潮。但是,每次高潮都是以政治的稳定开始,而以政治的危机告终。1955年9月,阿根廷右派军人发动军事政变,把庇隆政权推翻了。此后,阿根廷进入了一个庇隆主义和反庇隆主义无休止的争论、政变不断、军人和文人交替执政的政治动荡时期。20年中,政治危机不断,共换了12个政府,平均差不多一年半就换一个总统。在这种情况下,经济自然难以持续发展。

   从1976到1982,为期7年之久的阿根廷军政府没有留下任何值得一提的现代化业绩。由魏地拉政变开始的7年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开始在阿根廷盛行的时期。对阿根廷财富的大规模掠夺是这一时期的突出“成果”:开放商品市场,造成许多民族企业破产;开放资本市场,纵容了国际金融资本在阿根廷的猖狂投机活动;残酷镇压劳工和反对派,留下了3万多失踪者,损失了一代社会活动家。军人独裁政府虽然在经济、社会和军事(马岛战争)灾难中于1983年下台,但这个政权造成的国家工业能力缩减30%、资本外逃、外债猛增、收入分配极不平等,等等灾难性的的影响。

   1983年劳尔·阿方辛上台执政后,恢复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并试图放弃军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政府起初的计划是成功的,但当劳资双方都发现自己的实际收入减少时,对阿方辛的支持就开始削弱了。经过几次日益“正统的”、即新自由主义的调整之后,经济形势再次失控,引起资本加紧外逃,国际金融机构又见死不救,以致造成超高通货膨胀,国内局势空前混乱,迫使阿方辛举行选举,提前5个月离职。从此,历史进入了正义党执政的梅内姆主义时期。

   梅内姆执政的10年(1989~1999)是阿根廷历史上难得的一个较为稳定的时期,因而经济上也曾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增长高潮,增长率曾一度达到8%。但是,同历史上的任何一次增长高潮一样,这次增长高潮也是由于政治的危机而告终了,而且发展成了一次严重的、至今都未能摆脱的发展危机。

   正义党的全球化理论与梅内姆的“第二次革命”1989年上台执政的正义党梅内姆政府,面对80年代以后出现的第二次经济全球化浪潮,很快提出了一套关于全球化的理论,认为“全球化”,即“资本主义制度一体化”已成为一个“事实”;迅猛发展的信息革命“使全球化具有结构性质和不可逆转”;资本主义工业时代(大企业、大国家、大城市)已经结束;进入全球化时代之后,由于“世界生产体系全球化阶段的内在逻辑是非调控和向世界贸易开放的持续不断的进程”,以国家积极干预经济的发展战略已经行不通。

   为了“适应以美国霸主地位的确立和经济体系全球化为特征的新的国际现实”,梅内姆重新调整和确定了阿根廷在冷战后世界中的地位,进行了“结构性的改革”,建立了所谓“符合时代和新世界现实的新经济机制”。90年代梅内姆所实行的战略转折和他所领导的结构改革被称之为阿根廷现代史上的“第二次革命”,主要内容分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

   国际方面,实行“外围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同美国确立战略结盟关系,并致力于地区一体化事业。为了成为美国的战略盟友,阿根廷从1990年年初派舰船参加美国发动的海湾战争,到1997年获得美国的非北大西洋盟国地位,始终没有停止过同美国构筑特殊关系的外交努力。

   国内方面,实行了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主要是放弃过去的国家工业化方针,按古典经济学的比较优势原则,决定作为农牧业初级产品出口国加入全球化经济的国际劳动分工体系,把农牧业食品专业化作为阿根廷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

   阿根廷政府的全球化理论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基本点:一、以资本主义古典经济学的比较优势论为理论的基础,主张市场的完全自由运作,相信市场的自由化会给任何经济主体带来自己所希望的结果;二,把全球化视同7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在拉美所推行的“新自由主义”;三、认定在美国军事霸权和形成全球生产体系的情况下,坚持民族独立、实行自主的行动方针已经没有现实可能性。前阿根廷经济部长阿尔多·费雷尔把这样的全球化理论观点称之为“全球化的“原教旨主义观点”。

   以上述理论为指导的所谓阿根廷“第二次革命”尽管得到美国的大力支持,但进行得并不顺利。突如其来的贸易自由化使许多本国工业和生产陷入破产。国有企业私有化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邮政、航空、铁路系统、社会保险、国家石油公司以及所有公用事业都被卖光,而且售价常常低得惊人。国家垄断权和专卖权被转让给私人部门,结果使惊人的利润汇到了私人部门的国外总部。1994年12月墨西哥爆发比索危机后,阿根廷资本大量外流,经济衰退,失业率猛增,暴露了阿根廷新自由主义经济结构的严重缺陷。1994年以后,阿根廷经济增长率始终飘忽不定,失业率从未降到13%以下,收入不平等达到了史无前例的严重程度。

   2001年12月,民众在经济上的不满开始激化为政治上的抗议风暴,一个由失业者组织、进步劳工组织、人权组织和小商贩组织联合组成的广泛联盟——“全国反贫阵线”发动起300多万民众,要求政府应给予失业者以失业补贴。抢劫风暴席卷其它城市和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区的许多地方。2002年3月,比索一再大幅下跌,阿根廷再次发生哄抢超市和商店事件,全国一片恐慌;4月23日,由于国会拒绝考虑政府防止阿根廷银行系统崩溃的计划,第五任经济部长莱尼科夫宣布辞职。这一切表明,梅内姆的“第二次革命”已经以失败而告终,阿根廷已经陷入深重的发展危机。

   开放与自主阿根廷政府应对经济全球化战略之所以失败,最主要的原因是政府所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没有能处理好现代化进程中开放与自主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

   1.实行货币准美元化,丧失了金融政策的自主权。由于把本国的货币同美元捆绑在一起的货币局制度,丧失了汇率调节的能力。因此,阿根廷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被海因茨·迪特里希·斯蒂芬定义为“新殖民主义发展模式”。

   2.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和劳动力市场的自由化,而国有企业私有化并不完全因为这些企业没有效益。结果造成:a)大批工人失业和中下阶层的贫困化。B)私有化进程中存在严重的腐败现象,使得很大一部分国家财富落进了少数人的腰包。据《纽约时报》揭露,梅内姆政府出卖国有资产所得100多亿美元的收入,“有很多落进了政府官员的腰包,而没有用于社会服务”。C)自实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要求的结构调整政策之后,特别是实行梅内姆的休克式经济改革(正义党称“第二次革命”,有些经济学家称梅内姆的“经济政变”)之后,阿根廷的经济收入和财富被大规模转移到了跨国大资产阶级手里。国内市场萎缩,许多中小企业陷入陷入破产,经济结构发生部门脱节以及与社会脱节的变化,从而形成一种危险的恶性贫困循环:社会贫困化——国内市场萎缩——经济结构失衡——贫困化进一步加剧——国内市场更加萎缩——经济结构更加失衡。

   阿根廷胡胡伊省的工会领袖甚至愤愤地说,“梅内姆认为,由于他使我们国家听命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把我们带进了第一世界。但是,工人们奋斗了一个多世纪才争得的权利,短短几年时间就已经丧失殆尽。现在我们这儿已成了殖民地,只差克林顿来这儿升上美国国旗了!”

   3.以古典经济学的比较优势理论为指导,走上了一条“非工业化”的道路。梅内姆上台执政之后,明确地放弃了过去的国家工业化方针,自甘作为农牧业初级产品出口国加入全球化经济的国际劳动分工体系,把农牧业食品专业化作为阿根廷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用自己的暂时享有比较优势的自然资源和初级产品去交换发达国家的高附加值制造品和高技术。从1990年到1998年,阿根廷的出口总值从123亿美元增长到264亿美元,10年间增长了一倍,但同一时期,阿根廷的进口总值却从41亿美元增长到了314亿美元,增长了近7倍;贸易差额由原来的顺差变成了逆差。

   4.过于依赖外资、实行借债发展的方针。由于过于相信贸易自由化,梅内姆政府放手借债。西方国家认定梅内姆领导的阿根廷是美洲最有前途的“巨大新兴市场”,也源源不断地把大笔大笔的贷款送到阿根廷政府手里。这样,阿根廷的外债负担就从拉美债务危机爆发时候的430亿美元猛增到了2000年的1320亿美元。从1999年开始,阿根廷用于偿债的开支已经占了阿根廷出口收入的70%以上。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什么样的“比较优势”,也经不住债务负担这个无底洞的吞噬了。1998年外资开始撤出阿根廷,阿根廷也就开始陷入了发展危机。

这一次的政治危机与以往的政治危机有很大的不同,是在阶级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发生的。70年代以来,由于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阿根廷的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在上层出现了一个新的跨国资产阶级。这个阶级的许多人原来都是政客,他们都是在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进程中暴发起来的。他们利用自己手中的政治权力,为外国跨国资产阶级服务,从这种损国利己的服务中牟取暴利。这些人在获取暴利后,就没有任何法律能够阻挡他们作为股东或合伙人参与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进程。由于这一阶级与跨国公司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也被称作拉丁美洲的“跨国资本主义”新阶级。经济权力结构上的这一变化反映到政治上,就是这一阶级急切需要控制国家的政权。90年代掌权的梅内姆就是这一阶级的代表人物。这个阶级十分腐败。在这个阶级的控制之下,阿根廷存在一个由特权集团安排的、不事生产却可以每月照领工资的寄生者集团,这一集团的人数估计有10万人之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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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董正华、许平主编:《世界文明史》第三卷第六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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