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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正华:伊斯兰复兴运动中的“原教旨主义”:现实与历史的成因

更新时间:2015-07-05 20:32:49
作者: 董正华 (进入专栏)  
……但是,如果用当时人的眼光来看,将会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景象:穆斯林世界,还有儒家世界,在许多方面使基督教欧洲相形见绌。”

   “除了不断扩展疆域外,1500年前后的穆斯林世界还以它的三大帝国——地跨中东、北非和巴尔干半岛的奥斯曼帝国,波斯的萨非王朝和印度的莫卧尔帝国——而闻名于世。”(《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中文本,35-38页)

   突厥人各部落还在中亚时已经信奉了正统派伊斯兰教。1334年,奥斯曼的儿子奥尔汗就在布鲁萨修建了一座清真寺,并在清真寺的题词上宣称自己是“苏丹”(意为权威)、“加齐(意为圣战胜利者)的苏丹之子,加齐之子加齐、普天下的勇士和英雄”。帝国形成以后更以伊斯兰为国教,以穆斯林文化为正宗。帝国境内的大约五千万人口,属于不同的民族、血统和不同的宗教信仰。在承认伊斯兰统治权威的条件下,帝国实行一种相对宽容的宗教政策,允许基督教各民族保持自己的信仰和文化,但帝国的整个领土是“伊斯兰的领土”、“苏丹”的名称既指国王又是国家,国王是“伊斯兰的国王”、“万王之王”,帝国是政教合一的国家。苏丹身兼“哈里发”——所有穆斯林的最高领袖,从而集政权与教权于一身。在帝国兴盛时期,穆斯林只从事政治、军事、宗教和农业,对基督教文化和基督教属民所从事的工、商业持一种居高临下的轻蔑态度,认为工商业是下贱的异教徒行业。因此,虽然帝国通过战争、贸易、外交、移民等方式同资本主义兴起中的西欧保持着接触,对外部的先进军事、航海、建筑等技术也都曾及时采用。但是,不可变易的伊斯兰法规(谢里亚特)、反对革新的宗教观念加上鄙视工商业活动的奥斯曼传统,严重阻碍了帝国治下伊斯兰世界的进步和发展。从18世纪起,曾经不可一世的奥斯曼军队在对西方的战争中从优势迅速变为劣势。战争不再是奥斯曼所向无敌的挑战,而变为英、德、俄、奥等欧洲新兴强国对伊斯兰世界的频繁军事打击,随之而来的则是经济渗透和政治控制。一系列特权条约、商约和割地赔款的条约,使帝国支离破碎,从盛极一时的巅峰堕入屈辱潦倒的深渊。尽管奥斯曼帝国名义上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1922年,1922年被废弃的奥斯曼苏丹作为“哈里发”——伊斯兰世界最高宗教领袖——的地位,要到两年后才最后失去。实际上,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奥斯曼帝国已经基本上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完毕。帝国境内的阿拉伯伊斯兰各地区,分别为英、法、意、德、俄等欧洲国家所控制。在西亚、北非伊斯兰世界被西方殖民主义者侵占的同时,穆斯林聚居的其他地方,从波斯(伊朗)、阿富汗到印度,直到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也都先后沦为西方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

   伊斯兰世界不能忘怀自己曾经创造过的辉煌历史。中世纪光辉灿烂的伊斯兰文明,曾经贡献过阿尔法拉比(870-950,突厥人)、伊本·西那(一译阿维森纳,980-1037,塔吉克人)、奈绥尔丁·突西(1201-1274)等大批伟大的医学家、哲学家、天文学家、数学家,以及众多著名的历史学家、地理学家、文学家,产生过以《一千零一夜》为代表的不朽的阿拉伯文学名著,出现过萨拉丁(1138-1193,库尔德人)这样的反抗十字军的英雄。穆斯林学者翻译和保存了古希腊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产和伊斯兰文化一起传入欧洲,对欧洲文艺复兴的形成和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强盛起来的资本主义西方回过头来入侵东方,除了给伊斯兰世界带来巨大的苦难,也激发了广大穆斯林要求再造伊斯兰繁荣的强烈愿望。“伊斯兰复兴运动”就是在这样的土壤中和背景下逐渐形成、发展起来的。所谓“原教旨主义”,实际上只是伊斯兰复兴运动中的一种思潮,是色彩繁杂的“复古主义”当中一个比较极端的、最活跃的流派。

  

  

  

   由上述可以知道,伊斯兰教从诞生到发展一直与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是政治色彩极强的宗教。伊斯兰教的这一性质决定了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政治性。伊斯兰复兴运动是穆斯林世界危机的产物。从十八世纪起,面对西方的步步进逼和伊斯兰帝国的日益衰败,伊斯兰思想家和活动家纷纷探寻伊斯兰复兴的道路,逐渐形成了色彩纷杂的复兴思潮和宗教与社会运动。这些思潮或运动依其价值取向大体可分为两类。其一是伊斯兰现代主义或称改革主义;其二是复古主义。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它们都有强烈的反对西方殖民主义的倾向,都以伊斯兰世界的复兴为目标,并且都从伊斯兰经典中寻找思想依据;现代主义者常常也打起“复古”的旗帜;复古主义也并非百分之百地排斥“现代”。我们可以把典型的复古主义和典型的现代主义看作是伊斯兰复兴运动一根绳子的两端,它们通过各种越来越接近的思想形式而连接为一体。

   伊斯兰现代主义的思想代表是十九世纪的两位著名思想家、活动家阿富汗尼(1838-1897)和穆罕默德·阿卜杜(1849-1905)。阿富汗尼被认为是伊斯兰现代改革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运动最有影响的领袖和先驱,一生对西方殖民主义者持不妥协的斗争态度,同时强调穆斯林各民族团结、友谊、和解、共同奋斗以组成一个“统一、紧密和现代化的伊斯兰社会”。被誉为“埃及伊斯兰现代主义之父”的穆罕默德·阿卜杜是阿富汗尼的学生,他出生于埃及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899年出任全埃及的“穆夫提”——伊斯兰教法典的权威解释者。伊斯兰现代主义主张调和宗教与科学、宗教与理性。例如,阿富汗尼反对称穆斯林民族落后的根源是由于“一个落后的宗教”,同时主张吸取西方科学文化,使伊斯兰教适应新的社会经济条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保持和复兴伊斯兰教。阿卜杜一生致力于伊斯兰教法的改革和高等教育的改革,主张重新解释《古兰经》,他反对因袭墨守,批判厚古薄今,呼吁“把思想从盲目信仰的牢笼里解放出来”。他论证伊斯兰教是理性的宗教,《古兰经》尊重理性。宗教应当看作是对人设置的一道防止他们走极端和减少他们过错的障碍,而“理性具有最后的权威”。他认为宗教是科学的良师益友,提出“真主降示了两本书:创造的自然之书和启示的神圣经典,后者引导我们用智慧来考察前者。”从这种“双重真理说”出发,阿卜杜论证了科学研究的意义,认为将科学理性应用于自然界的研究,将产生两种结果:一是认识真主的万能;一是发现和掌握自然规律。这两种结果都是有益的。更激进的现代主义者不仅从伊斯兰经典里寻找提倡科学的依据,而且用现代科学重新解释经典,例如把天使解释为创造物的属性,把人类始祖吃禁果的故事解释为人类的脆弱性,把灵魂不灭说解释为末日审判时人性的复活,等等,以图建立一种符合科学的新宗教观。伊斯兰现代主义者调和宗教与科学和理性的关系,为伊斯兰世界吸收、学习现代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改变自己经济社会落后的状况打开了方便之门。二十世纪初叶以来,伊斯兰世界许多国家在争得政治独立之后,纷纷推行旨在现代化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改革,有的是现代主义者思想的实践化,许多则把现代主义推向更远,例如明令禁止传统的一夫多妻制,成功地实行节育政策,等等。

   现代主义的另一思想特征是托古以改革。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现代主义和复古主义表面上似乎是水火不相容的两种思潮,然而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它们又能奇妙地结合在一起。其实,由近代穆斯林世界的衰落和西方入侵所激发的伊斯兰现代主义思潮,有着和复古主义同样强烈的宗教正统观念,社会现实也需要现代主义者从伊斯兰教内部寻求社会改革的动力。在伊斯兰复兴这一共同大目标下,现代主义与复古主义在将早期伊斯兰理想化这一点上的一致或相似性,并不需要更特殊的条件才能使然。这种“殊途同归”式的一致性,也是我们把现代主义与复古主义同纳入“伊斯兰复兴运动”的重要原因。

   复古主义是一种比现代主义历史渊源更为久远的思潮。按照伊斯兰教的传统说法,要求回到《古兰经》,回到圣训和基本教义上去的“原教旨主义”思潮,是一种反复出现过的、周而复始的历史现象。每隔100年都要出现一次“马赫迪”(救世主)运动。18-19世纪近代西方殖民主义者入侵以来的复古主义运动,影响较大的有18世纪中叶兴起于阿拉伯半岛的瓦哈比派和19世纪末叶苏丹的马赫迪运动。瓦哈比派为瓦哈卜(1703-1787)所创,它的基本主张包括:认为当代人所信仰的伊斯兰教已完全背离了原来的理论,主张扫除所有异端,一切回到《古兰经》去,恢复伊斯兰教固有的纯洁性和严格性,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建立政教合一的穆斯林国家。瓦哈比派兴起之际,欧洲列强已经在波斯湾一带展开激烈的争夺,而阿拉伯半岛仍四分五裂。瓦哈卜的教义为纳季德地区酋长伊本·沙特所接受,当作他统一半岛的思想武器。1811年,沙特家族建立了自己的奉行瓦哈比派教义的王朝。沙特阿拉伯是当今世界上少有的以家族命名的国家。她以瓦哈比派教义为旗帜,以《古兰经》为国家的根本大法,保留着古老的政治制度,政府的方针政策要事先征得“乌来玛”(伊斯兰神学家和法学家)的同意。根据不崇拜除安拉以外的任何事物、任何偶像的规定,沙特阿拉伯在相当长时期里没有影剧院和电视台,画家和雕塑家不准塑造人物形象,汽车、飞机等现代运载工具和技术装备被视为魔鬼的发明而禁止使用;妇女外出要戴面纱并要由男子陪同,男女私通要被乱石击死。1977年,公主米沙尔就因与情人私奔而被处死。

   和半岛的瓦哈比派相比,19世纪末叶苏丹的马赫迪运动带有更鲜明的反帝、反殖民主义色彩。1881年,来自社会下层的艾哈迈德宣布自己是安拉派来拯救世人的“马赫迪”,号召人们起来同邪恶斗争,进行推翻外来统治者——异教徒和叛教者的圣战。艾哈迈德宣传的教义主张严格遵守《古兰经》和圣训所提出的社会生活准则,恢复伊斯兰的纯洁性,认为现今的穆斯林社会已经背离安拉所指引的道路,因而鼓动人民起来对富人、长老、官吏和外国统治者造反。“马赫迪”的号召反映了广大苏丹人民的愿望,因而群起响应,很快形成波澜壮阔的全民大起义。1883年11月,马赫迪率领起义军四万人一举全歼英国人希克斯带领的一万余远征军。1885年1月又率10万大军攻克喀土穆,杀死了曾经在中国沾满太平军将士鲜血的英国总督戈登。马赫迪和他的继承人基本实现了苏丹的统一,建立起一个政教合一的神权国家,这个政权坚持到1897年底,才被大量增援的英国殖民军击败。

瓦哈比派的教义和“马赫迪”的思想都可归类于西方学者所称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如果再往上追溯,比较著名的“原教旨主义”运动还可以提到十二世纪初北非主张净化信仰运动的“穆瓦希德”运动,这个运动的领导者柏柏尔人图马尔特也自称马赫迪,他和他的继承者率领信徒东征西战,建立起一个直达埃及边界的北非大帝国——阿尔莫哈王朝。但瓦哈比的教义给十九世纪以来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包括现代主义与“原教旨主义”——以更直接、更深刻的影响。阿卜杜的追随者就有“现代瓦哈比派”之称。由此又可看出伊斯兰现代主义与复古主义的交叉渗透关系,复古主义者也不是个个食古不化。奉瓦哈比教义为正宗的沙特执政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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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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