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谢泳:吴景超的学术道路

更新时间:2005-11-22 14:35:52
作者: 谢泳 (进入专栏)  

  

  吴景超的学术道路和他的人生道路都是不平坦的。作为中国第一代的社会学家,他有一个非常好的学术开端,在他从事学术研究的时候,时代为他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作为中国社会学研究的首创者之一,他在自己学术生涯的开始阶段,就敏锐地选择了一种虽然刚刚创立但却有着广阔学术前景的学科。对于中国现代学术来说,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可以说是生逢其时,从中国现代学术史的角度观察,在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学从出现到发展,本来是一门最有前途的学科,对于像中国这样在现代化道路上开始起步的国家来说,社会学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吴景超那一代社会学家,在他们的学术生涯中,以自己的才智和艰苦努力,为中国现代社会学的发展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但由于时代的突然转换,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最有学术前景的一门学科却被人为地禁止了。中国现代的社会学研究者,相对说来,是同时代各种学科当中训练最好的一批学者,第一是他们当年都很年轻,都是科班出身;第二是他们在接触社会学研究时,这门学科的历史还不长。他们在国外读书时,较多接触到的差不多都是这门学科的创始人或者影响较大的西方学者,如派克、博厄斯、本尼迪克特、布朗、马林诺夫斯基等等,中国早期的社会学研究者都有和他们学习和合作研究的经历。在中国现代学者当中,在融合中国传统教育和现代西方学术训练方面,以从事社会学研究的学者的学术工作较为突出,把西学术较多用来研究中国问题的,也是社会学,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较早注意到一门西方学科的本土化问题,也以社会学最有代表性,二十年代中期和三十年代初期,以吴文藻为代表的社会学家,在社会学的“本土化”问题上,做过很多探索。吴景超的学术道路也开始于这一时期,他是以西方社会学研究的方法来研究中国问题并做出了很大贡献的学者。

  

  一、早年经历与学术生涯

  

  吴景超是安徽歙县人,字北海。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生。幼年在家乡受初级教育。1914年入南京金陵中学就读。第二年考入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1923年夏天赴美国,入明尼苏达大学,主修社会学。后入芝加哥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1928年回国。1931年秋,任清华大学教授。1932年任教务长。1935年底离开清华,随翁文灏等赴南京,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1937年国民政府迁至重庆。任经济部秘书。1945年任战时物质管理局主任秘书。1946年任中国善后救济总署顾问。1947年重回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任教授。1952年调任中央财经学院教授。后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当选为中央常委,全国政协委员。1953年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芝加哥大学是美国最早设立社会学系的大学之一,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是美国社会学研究的中心。吴景超1928年回国,在南京金陵大学任教,讲授社会学原理及都市社会学课程,著有《都市社会学》一书。二十年代中期,有一批社会学者从国外学成归国。他们认为社会学的理论分析和调查研究方法对于理解和处理中国的社会问题有很大的帮助,他们鼓吹在中国的大学里设置社会学系,多开社会学课程;组织从事社会学研究的工作人员成立社会学会。吴景超就是当时的倡导者之一。他曾会同孙本文、吴泽霖、潘光旦、杨开道、言心哲、李剑华、柯象峰、许仕廉、陈达、吴文藻等学者先后发起组织“东南社会学社”和“中国社会学会”,并出版专业性的社会学杂志。1931年中国社会学社成立时,第一届理事只有九人(孙本文、许仕廉、吴景超、吴泽霖、陈达、陶孟和、潘光旦、游嘉德、钱振亚)孙本文为理事长,许仕廉为副理事长,吴景超为书记。当时中国社会学社每年开大会一次,分别在南京、上海或北平举行。第五届年会时吴景超为理事长。吴景超在第一届年会上宣读的论文是《对于研究人类遗传的批评》1吴景超早年在学术上的贡献是他关于都市社会学的研究,他在芝加哥大学的博士论文是研究唐人街的。在这方面,吴景超可以说是中国现代都市社会学研究的开创者。吴景超所写的《都市社会学》一书,曾受到孙本文这样的评价:“我国关于此方面著作,经吴景超氏的都市社会学为最早。此书系拙编社会学丛书之一,于民国十八年八月由世界书局出版。全书四章八十四页,虽篇幅不长,而内容极简明扼要。”孙本文认为,吴景超的这本书有两个特长。第一注重社会学的观点。他开宗名义,就说明都市区域的概念,以及都市与附庸沟通的现象。使学者了解都市的存在与发展,不在其本身,而在其本身与其附庸区域交相作用的结果。又其讨论都市内部的生活,时时注意环境与行为的关系。第二、注意研究方法。他以为研究都市,不是空谈,而必须从实际研究下手。所以他举出地图记载,与发展史的调查,为研究都市必不可少的工具。欲使学者了解都市问题的解决,与理想的都市的实现,须从切实研究下手。孙本文说:“此可以知道吴氏此书的内容要点。吴氏于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八年在芝加哥大学研究社会学,随派克(Robert E·Park)等学者从事都市社会学原理的研究,这书多少含有芝加哥学派的意味。”2

  吴景超早年的学术生活和胡适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在吴景超的一生当中,胡适是最早发现吴景超的学术才能并在后来给他以很多帮助的人。吴景超三十年代离开清华随翁文灏到行政院任职,就有胡适的原因在其中。1955年,在批判胡适思想的运动中,吴景超给《光明日报》写过一篇文章《我与胡适——从朋友到敌人》。在自我批判时,他说到了自己和胡适的关系。他说:“我在清华读书的时代,就认得胡适。当时蔡元培、梁启超等人,都很捧胡适,我们也就深信他是‘学者’,因此就很留心阅读他的著作。我在解放前思想体系中的改良主义以及亲美崇美等思想,在青年时期,就因受胡适的影响而种下了根。一九三三年,我参加了以胡适为首的独立评论集团。这个集团,每两星期开会一次,在聚餐之后,就纵谈中外大事。我记得经常在会中发言的,只有胡适、丁文江及蒋廷黻等人。其余的人,发言的机会很少,只是坐在那儿静听他们的‘高谈阔论’。本来我们这些人的立场当时都是反动的,然而这种反动立场在与别种影响相接触的时候,有时不免发生动摇,犹豫。在这种时候,我们就去请教胡适。经过他的解释,我们的反动立场也就巩固起来了。现在回顾那些年月,由于独立评论社的集体影响,特别由于领导人胡适的影响,我的反动思想体系,便由萌芽而发展以至形成。

  “应当承认,在那些年代,我是很崇拜胡适的。我提出疑问,他给我答案。这些答案也就逐渐成为我的答案了。我不但对于思想问题去请教他,对于行动问题也去请教他。在一九三五年底,有几个独立评论社的社员到了蒋反动政府去做官了,打电报到清华要我去参加工作。从教书改行去做官,这对我当时是一个很费思索的问题。我踌躇莫决,只好又去请教胡适。他毫不迟疑地劝我到南京去。由于我自己的不坚定,但也由于他的怂恿,我开始了十年多与蒋反动政权同流合污的生活。这是我的生命史中最可痛心的事。一九四八年当蒋反动政府的金元券问题闹得天怒人怨的时候,胡适还在蒋匪面前保荐我同其他两位搞经济的人到南京去商量善后问题。我已有十余年的惨痛经验,幸而未再失足。”3

  吴景超一生的思想和学术,受胡适的影响最大。吴景超比胡适小十岁,胡适办《独立评论》的时候,在年轻一辈人当中,最为看重的一个是陈之迈,一个是吴景超。胡适在《独立评论》关于“民主与独裁”的争论中,就非常欣赏陈之迈和吴景超的言论。1935年2月27日,胡适就有这样的评价:“一大堆旧报里,最使感觉兴趣的是一班朋友在三四十天里发表的讨论‘民主与独裁’的许多文章。------- 这讨论了一年多的老题目,这回经过了这几位学者的分析,——尤其是吴景超、陈之迈两先生的清楚明锐的分析——已可算是得着了一点新的意义了。吴景超先生把这个问题分成三方面:(一)中国现在行的是什么政制?这是一个事实问题。(二)我们愿意要有一种什么政制?这是一个价值问题。(三)怎样可以做到我们愿望的政制?这是一个技术问题。他的结论是:在事实上,‘中国现在的政治是一党独裁的政治,而在这一党独裁的政治中,少数的领袖占有很大的政治势力’。在价值问题上,‘中国的知识阶级多数是偏向民主政治的,就是国民党在理论上,也是赞成民主政治的’。在技术问题上,他以为实行民主政治的条件还未完备,但‘大部分是可以教育的方式完成的’。”4 1935年5月17日,胡适在这一天的日记中说过这样的话:“《独立》三周年纪念号出版。晚上有聚餐会。陈之迈与熙苦在座。之迈今年才二十八岁,他的文笔思想都不坏,是今日学政治的人之中的一个天才。我近来特别注意他,想把他拉进《独立》社来,将来他和景超廷黻三人在一块,可以组成一个《独立》编辑部了。”5胡适后来确实把他们都拉进了《独立评论》杂志社,陈之迈和吴景超不仅成了《独立评论》的主要作者,还成了它的编者。吴景超曾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说:“适之先生:六号快信收到。之迈编完176号,即起程赴青。----于是独立的编辑又到我的头上来了。”6胡适对他们的期望一是想让他们在学术上做出更大的成就,再就是希望他们从政,让他们在政府中发挥学者的作用。胡适的这一想法,在近年的胡适研究当中,也是受到许多大陆学者的批评的。但我们从台湾后来的经济起飞和它的民主化进程当中,可以看到胡适当年的设想是有深远意义的。1948年10月下旬,胡适对于金元券失策表示非常的关切,曾向翁文灏、蒋介石推荐过吴景超、蒋硕杰和刘大中。蒋硕杰回忆说:“原来那晚席间,胡先生就直接向总统陈述经济问题对民心向背的重要,即席推荐吴景超(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刘大中和我。”“胡先生要吴景超先生和我们同去南京,想是因为我们两人都还年轻,阅历不多,去南京这么复杂的环境中,恐怕会晕头转向不知何所适从。所以要一位年事较长、有政治经验的人做向导,吴先生在抗战时期在翁先生下面做经济部参事多年,现在又和我们同是《新路》的编辑委员,应该是最合适的人了。那知吴先生虽然跟翁先生多年,却对翁先生非常不满,当天晚上他就和大中说翁先生这人他无法服侍,此时去南京一定毫无用处。他很容易就说服了大中。第二天一早,大中就打电话来说他们两人已决定不去南京,如果我愿意去的话,就一人去好了。我和胡先生商量以后,也只好决定不去。”7蒋硕杰的回忆大体是可信的,钱昌照在他的回忆录中也说过“吴景超在经济部任参事,与翁相处不好,常挨骂。”虽然胡适的这次推荐没有能成为事实,但从中可以看出胡适对年轻一辈政治、经济和社会学研究者在政府决策中的重要性。在胡适推荐的这三个人当中,刘大中和蒋硕杰后来都到了台湾,在台湾的土地改革和税制改革中,都发挥出了相当大的作用。而留下来的吴景超,不但没有发挥出他作为一个一流学者的作用,而且他在学术上再也没有当年的风采了。

  吴景超在美国留学时和胡适多有往来,他是把胡适作为他在学术的老师来看待的。《胡适的日记》中常见这样的记载:“读吴景超《中国工业问题的检讨》,好得很。”“今天张晓峰(其昀)从华府回来,他来看我,说:‘他和中吴景超闲谈,他主张要把中央研究院脱离政治,恢复学术独立;他们主张要我回去做院长。”“写了几千字的长信给吴景超兄。他新任战时生产局秘书长,就要回国了。”

  吴景超也给胡适写过许多信,他在和胡适的通信中就说过,他很留意中国工业中的许多问题。他说“我现在的工作集中在读书与访友,希望一年以后可解决若干问题。(如外资利用、资源控制、工厂位置等实际的问题。”8三十年代,吴景超在思想上和胡适有许多共同之点,特别是在对国共问题上的解决上,吴景超和胡适的想法大体是相同的。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说:“昨晚对中国学生会演讲,有人问我国共问题如何解决,大家均以外患消除后,内战再行发生为虑。我说,国共问题,应在中日问题解决之前解决。大约在德国解决以后,国内应有一种运动,使国共问题明朗化。共党应取消军队,取消边区政府,中央则与以集会结社言论之自由。如共党不肯接受此项条件,则将来向日本反攻时,一方面赶走日本军队,一方面即肃清红军。如将山西日军赶走时,同时即肃清共产党的游击队。(共军现在都在占领区内)如此则日本问题解决之日,亦即共党军队肃清之时,亦即全国团结努力建设之时。此种意见不知高明以为如何?”9吴景超给胡适的另一信中说:原来他曾想把前述对国共问题的看法在美国的一个座谈会上发表,但又感到“今细思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9012.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