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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浦劬:一般政治系统理论基本特点刍议

更新时间:2015-07-03 22:48:30
作者: 王浦劬 (进入专栏)  

   【摘要】一般政治系统理论是政治过程和公共决策过程分析的重要理论和框架。在以往认知的基础上,通过深入反思,可知一般政治系统理论既是政治分析方法和框架,更是概括性的一般政治学理论;既是对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宏观分析,更是对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微观分析;既是对于政治生活的静态分析,更是对于政治生活的动态分析;既是对于社会政治生活的结构性分析,更是对于社会政治生活的过程和机制性分析;既是规范性理论,更是经验性理论;既是以政治心理为基础的政治行为互动模式分析,更是政治心理与政治规则、政治行为与政治国家和制度的结合分析模式。

   【关键词】一般政治系统理论|基本理论特点|理论优势和弱点

   一般政治系统理论是当代著名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DavidEaston)(1917-)教授创立的政治和公共决策分析理论,其创立以来,对于当代政治和公共决策的理论和方法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戴维·伊斯顿教授是行为主义政治学代表人物,后行为主义政治学主倡者。他1917年6月24日出生于加拿大多伦多市,先后在多伦多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在哈佛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1943年成为美国公民,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起执教于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科学系,80年代至今执教于美国加州大学。他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1968-1969年,担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

   戴维·伊斯顿学术著述颇丰,涉及政治学、管理学、心理学、决策学等多个领域。在创立一般政治系统理论方面,其标志性著作为相互联系的三部作品,即《政治系统:政治学现状研究》(1953)、《政治分析的框架》(1965)、《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1965)。其中,第一部作品主要是对于美国当时政治学研究和发展状况的反思,认为缺乏一般性、分析性和科学性政治理论,是美国政治学的重大缺陷,因此,主张在经验性行为研究基础上,创立一般政治系统理论。此后,戴维·伊斯顿在《世界政治》期刊发表文章“政治系统分析的方法”(AnApproachtotheAnalysisofPoliticalSystems),正式提出一般政治系统理论的初步模型。第二部作品是戴维·伊斯顿对于自己创立的一般政治系统理论的框架或者说“骨骼”(伊斯顿语)的概述。第三部,即《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是对于政治系统理论的详细阐述。由此,戴维·伊斯顿创立了完整的一般政治系统理论。

   一般政治系统理论产生于行为主义政治学对于传统政治哲学围绕价值问题展开的无休止争论的反思和批评,也形成于对于包括政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的科学主义①的努力。戴维·伊斯顿采用并且改造了产生于自然科学的系统理论,建构了用于分析社会政治和公共决策现象的一般政治系统理论。一般政治系统理论以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这一政治和公共决策的根本特征为分析基准,以政治行为之间的互动为分析单元,以政治系统的环境与系统之间的作用和权威当局的约束性决策流程为研究对象,以包括需求和支持在内的输入、包括权威当局决策和执行在内的输出和输出后的反馈为分析变量,以政治系统对于环境的适应及其存续为研究目标,建立了联系政治和公共决策与社会和自然环境循环往复的一般政治系统分析模式。

   从一般政治系统理论的内容来看,它既是政治分析理论,又是权威性公共政策的分析理论。以政治系统内在的机制调节输入的压力和反馈反应的压力,以约束性决策及其执行和调整,使得政治系统适应环境要求,维持政治系统的存续,是政治系统理论分析的核心所在。因此,输入、调节、决策、执行和反馈实际构成了政治系统的核心环节。切实分析戴维·伊斯顿的政治系统理论,可以发现,一般政治系统理论所分析的政治生活全流程,实际几乎等同于政治和公共决策全流程,因此,一般政治系统分析,实际也是以社会价值权威性分配为主旨的公共政策分析。一般政治系统理论提供的分析框架,实际也是公共政策分析框架,而一般政治系统理论对于约束性决策的过程分析,实际构成了政治系统和过程为特征的公共政策过程理论。在这一博大而复杂的公共政策过程理论中,行为、制度、权威、文化、价值结合一体,时间、空间、数量、容量结合一体,对于人们认知和把握政府的政策过程具有重要价值。

   一般政治系统理论创立后,获得政治学和决策学界的巨大赞誉,被认为是对于政治学和公共决策问题的重要突破性贡献,“伊斯顿的政治理论富有创发性,他在美国政治学界占有一席之地。”[1]此后,戴维·伊斯顿当选为1945年以后对于美国政治学具有巨大贡献的十大杰出政治学家之一。20世纪80年代,戴维·伊斯顿的一般政治系统理论作为当代西方政治科学和决策科学的代表性理论被介绍进我国学界,不仅成为我国政治学、公共行政学、公共决策学的重要理论研究对象,而且成为这些学科专业领域展开政治分析和公共决策分析的重要框架。

   近三十年来,随着对外开放进程的发展,我国学界对于当代西方政治学和公共决策学的了解和理解逐步深化,在这一过程中,我国政治学者、公共行政、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学者对于戴维·伊斯顿的一般政治系统理论展开了多方阐述、探讨、评析和验证,形成了见仁见智的许多独特见解。尽管如此,近三十年后的今天,鉴于“政治学科需要探求一些直接与人类需要和公共政策有关的基础性问题”[2],当我们力积政治学、公共行政学和决策学的理论、知识和方法的训练和习得,再度审视一般政治系统理论,刍思其理论特点时,不仅可以对于这一理论的特性和特点获得新颖认知,而且深感通过辩证唯物主义科学思想方法论指导下的不断学术反省,努力廓清有关一般政治系统理论的某些似是而非的看法和评价,应该是进一步推进和深化我国政治学和公共决策理论和方法基础研究的重要路径。

   1.一般政治系统论既是政治分析方法和框架,更是概括性的一般政治学理论戴维·伊斯顿创立和阐述的一般政治系统论,设置概要性变量需求与支持,把这些变量进一步概括为政治系统的输入,以此作为环境——包括系统外部环境与内部环境——与权威当局之间的相互作用或者交互作用体系,由此力图建构通揽全局和高屋建瓴的政治学一般分析框架,形成基于行为而不是国家制度的政治体系,并且以此为纽带建立社会与政府、行为与制度之间的联系。就此而言,一般政治系统论的确创立了政治分析的新的方法和框架。近三十年来,国内学界经常在这个意义上把握和运用戴维·伊斯顿的一般政治系统理论。今天,结合戴维·伊斯顿对于当年美国政治学状况的学术批评与学术建设,不难了解到,戴维·伊斯顿积极创立和建构一般政治系统理论,实是以创立高度抽象和高屋建瓴的一般性政治学理论为职志的,如同他自己所说,“我将致力于在最具有包容性的层次上阐述理论,这种理论也可以称为一般理论。”[3]为此,有学者评价认为,“伊斯顿个人的理想是想归纳所有政治现象的共通之处,建构统一性理论,以同时解决政治学理论问题与事实问题。”[1]这种一般性的政治学理论,不同于概括特定政治现象的通则性单一政治学理论,也不同于抽象特定类现象的局部政治学理论,而是最具抽象性和一般性政治学理论。由此观之,一般政治系统论不仅是分析方法和框架,更是一般性政治学理论,而抽象人类社会政治现象,创立具有高度解释力的理论体系,才是戴维·伊斯顿的研究用意和学术出发点。

   一般政治系统理论之所以既能够成为政治和公共决策高屋建瓴并通览全局的分析框架,又能够成为政治学和决策学高度抽象而具一般性的理论,其中的决定性关键枢纽,即是行为主义政治学和科学主义所主张的理论和方法建构过程中的“价值中立”。一般政治系统理论使人们看到,经验抽象和概括的一般性理论,只有在建构理论的工具理性和目标理性结合意义上奉行“价值中立”原则,才能实现理论性与方法性的有机结合。而且这种“价值中立”的原则,在理论建构的工具理性与目标理性方面的结合程度,与所建构的理论作为理论与方法的双重特性程度是成正比关系的。因此,虽然包括一般政治系统理论在内的行为主义政治学主张的学术研究的“价值中立”原则饱受诟病,学者或者认为在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为同类主体即人本身的前提下,价值中立不可能实现;或者认为价值中立反映出典型的政治上的保守倾向和意识形态问题上的相对主义倾向。[2]但是,一般政治系统理论在一般政治理论与分析框架方法双重意义上的实现,却不由得引导人们重新思考“价值中立”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准确把握一般政治系统理论建构理论贯彻“价值中立”原则的特定意义。实际上,如果人们在学术研究和建构理论的规范意义上,要求尊重客观事实和尊重客观规律,要求严格划清确立经验事实与研究主体主观评价判断的界限,那么,“价值中立”原则只不过是这一应然要求的另一表述。这一原则在理论和方法建构和运用中可能贯彻的程度,与学术研究能够达到的科学性程度实际成正比关系。尽管休谟铡刀②的两重性使得这一规范目标在认知的漫长过程中难以实现,但是,一般政治系统理论在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之间的区分努力,由此形成的理论与方法在客观描述性经验主义主张下实现的结合效用,至少在特定意义上证明,科学有效地在限定意义和学术研究不同阶段区隔“价值中立”与“价值关联”,③可以设置为通向科学研究的路径。

   2.一般政治系统理论既是对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宏观分析,更是对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微观分析戴维·伊斯顿20世纪50年代对于美国政治学理论状况的反思和当时显示的勃勃学术雄心,集中体现为建构涵盖包容和解释阐明一切政治社会和政治现象的理论体系,因此,一般政治系统论作为通览社会政治生活的体系性政治理论,以输入、输出、反馈的简练架构,高度抽象地显示了其结构宏大、博采兼容、论涉宽广的理论特点,由此无疑使人感到,一般政治系统理论属于宏观眼光和视角的政治分析。近三十年来,诸多学者也是以宏观政治来看待和类归一般政治系统理论的。[1][4-5]今天,再度领悟和理解一般政治系统理论,却可以体会到,从三个方面来看,一般政治系统理论也具有微观政治分析的显著特征和属性:其一,一般政治系统理论被公认属于行为主义政治学,而行为主义政治学是以政治生活中人们的行为这一微观现象作为研究对象的,这一特点,使得一般政治系统理论在具有宏观理论外型的同时,却具有微观分析的行为主义内在基本特性;其二,一般政治系统理论的出发点和分析单元是社会成员对于政治权威结构的心理欲望和态度,正是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作为政治系统输入的需求与支持。这一特点使得一般政治系统分析在系统建构的逻辑起点和分析单元意义上具有典型的微观特性;其三,政治系统调节、转换、决策和执行的内容,实际是社会成员的需求和支持,其反馈和调整的归宿是社会成员的需求和支持输入。由此观之,政治系统理论实际上具有从微观出发,逐步发展,经由中观,最后达到宏观,并且由宏观再归之于微观的理论分析的循环分析路径。通过这一路径,一般政治系统理论实现了宏观博大框架建构与微观精深细微分析的结合。而就其分析单元和归宿而言,实也可以看作微观起点的政治学理论,至少,它是宏观与微观结合意义上的政治和决策分析理论。

3.一般政治系统理论既是对于政治生活的静态分析,更是对于政治生活的动态分析政治系统适应多重复杂和变动不居的环境,以确保政治系统面对这些环境产生的需求与支持及其变化时,实现自身的存续。正因为如此,一般政治系统理论常常被认为更具静态分析特点,是相对保守的政治学理论。今天,重新详细审察戴维·伊斯顿一般政治系统的理论构成,却不难发现,一般政治系统理论确实是以已确立的政治系统作为预设前提,来分析政治系统结构和运行的,因此,这一理论并不包含或者涉及政治冲突、政治革命的理论。但是,一般政治系统理论的预设分析对象其实是政治系统与环境之间的互动行为及其变化,是政治系统决策和政策的形成和调整,就这一分析来看,一般政治系统理论在分析系统运行过程时,实际采行的是动态政治分析,其关于变动的需求与支持性输入的分析,关于输入与权威当局的行为互动,其关于输入、输出和反馈流动循环的过程分析,其关于政治系统如何在对于环境、需求、支持的适应、变化和持续的分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wenhongc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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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科学决策》2010年0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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