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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中秋:汉代工商贸易法律叙论

更新时间:2015-07-01 22:14:32
作者: 张中秋 (进入专栏)  
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梁肉。无农夫之苦,有千百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15]

   面对这样的形势,汉朝诸帝尤其是从武帝开始,彻底放弃以往的放任政策,转而采用严厉的抑商措施,并借助法律予以严格执行。汉朝抑商的法律措施涉及的范围很是广泛,较突出的有这样几项:

   首先应提及的是贬低商人的社会地位并加以多种形式的人身侮辱。贬抑商人是战国以来的一贯做法,汉初即使放任商业也未做到彻底宽容商人。史载在汉初时期就有下列禁令:

   “〔高帝八年(公元前199年)〕令:……贾人毋得衣锦绣绮彀紵罽操兵,乘骑马”。[16]

   “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驰商贾之律,然井市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17]

   “〔景帝后元二年(公元前162年)〕诏曰:人……不患其不富,患其亡厌也。…今訾算十以上乃得宦,廉士算不必众。有市籍不得宦,无訾又不得宦,朕甚愍之。訾算四得宦,亡令廉士久失职,贪夫长利。”[18]

   禁止商人穿丝绸衣服、乘坐车马、仕宦为吏,用意是想将商人贬抑为不齿于普通百姓的下等人,使他们在心理上和脸面上承受那难以承受的羞耻感,至少政府也可以向社会昭示:作为商人虽有财富而无所芬华。在看重道德的古代中国社会,这样的规定着实是够厉害的。并且,这一措施在汉代也几乎是贯彻始终的:

   “〔绥和二年(公元前17年)〕有司条奏:……贾人皆不得名田、为吏,犯者以律论。”[19]

   “〔光武朝〕拜议郎给事中,因上疏陈时宜曰:……夫理国之道,举本业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业,锢商贾不得宦为吏,此所以抑兼并长廉耻也。……”[20]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特别是在货币经济已经发挥作用的时候,金钱是一切权力的权力,这时,人们的实际地位并不完全是由法律而最终是由经济来决定的。这就可以想见,汉代那些富商大贾的显赫也就不可能是那几条“困辱”的措施所能摧毁的。诚如宋人在一篇评论中所揭示的那样:

   “汉初铸钱,轻于周秦,一时不轨逐末之民,蓄积余赢,以稽市场,不勤南亩,而务聚货,于是立法祟农而抑商,入粟者补官,而市井子弟至不得为吏,可谓有所劝惩矣。然利之所在,人趋之如流水。《货殖传》中所载,大抵皆豪商巨贾,未闻有以力田致富者。至孝武时,东郭咸阳以鬻盐,孔仅以大冶领大司农,桑弘羊以贾人子为御史大夫,而前法尽废矣。”[21]

   将商人视为罪犯一类,一有战事,首先征发他们戍边,此乃汉承秦制贬抑商贾的又一项法律措施。《史记·大宛列传》曰:

   “〔武帝〕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而发天下七科适,及载糒给贰师,转车人徒相连属至敦煌。”

   在古代中国,戍边对普通百姓来说绝不是一件幸事,不仅有经济上的负担,还有生命上的危险,帝国的统治者一方面利用国家的法令作为正役迫使农民从征;另一方面不受限制地使用罪犯和商贾等“低贱”人充役抵征。秦始皇开了这一制度的先河;汉武帝仿效采用,所以张晏在《正义》中对武帝的“七科适”注解说:“吏有罪一,亡命二,赘婿三,贾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凡七科。武帝天汉四年,发天下七科谪出朔方也。”据此可知,七科谪中有四科是商贾或商贾之子、孙。这使笔者突然联想到中国古代刑法中一项很特别的制度:株连。株连是封建王朝对几种重大犯罪的罪犯及其家属而施用的一种刑罚,商谪戍连及子、孙,大概与官方视他们的职业类于犯罪有关,也许还包含着难以说清的心理妒嫉和财产搜括的考虑。不论是出于什么考虑,其最后的结果对商人来说是不可改变的,痛苦、难堪和危险将永远伴随着谪戍的商人。

   汉代贬抑商人的另一项措施是重征商税。实行此项措施最严厉的莫过于武帝的“算缗钱”。[22]《史记·平准书》记曰:

   “商贾以币之变,多积货逐利。于是公卿言:‘郡国颇被灾害,贫民无产业者,募徙广饶之地。陛下损膳省用,出禁钱以振元元,宽贷赋,而民不齐出于南亩,商贾滋众。贫者畜积无有,皆仰县官。异时算轺车贾人缗钱皆有差,请算如故。诸贾人末作贳货卖买,居邑稽诸物,及商以取利者,虽无市籍,各以其物占,率缗钱二千而一算。诸作有租及铸,率缗钱四千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轺车以一算;商贾人轺车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边一岁,没信缗钱。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贾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属,皆无得籍名田,以便农。敢犯令,没入田僮。”

   从这段资料来看,武帝时的一些公卿大臣认为商贾多积货逐利而不佐国家之急,又损害农桑,建议皇上遵循旧制,征收商人的财产税。武帝采纳了这一建议,并依他们的方法行事,规定:凡商人、高利货者(买卖货物或出贷金钱)及与商业有关谋取利益者,不论是否具有商人户籍,一律自己估算钱财并形成文字送与官府,官府以此为据进行征税,税率为每2000钱一算(120钱);凡积储的手工业品、冶铸的金属制品,尚未进入市场贸易的,依产品价值,每4000钱一算(120钱);凡非官吏、三老、边防骑士而有轺车(小车)一辆者,纳税一算(120钱),商人以每辆车二算(240钱)征收;凡有长度在5丈以上船只的,每条船一算(120钱);凡隐匿不报或报而不实者,罚戍边一年,没收所有的钱财;若有告发者,奖以没收钱财的一半;凡有市籍的商人及其家属,都不能占有田产,违者没收田产和僮仆。

   上述规定可谓细致、严厉,税率也不低,但它一实行起来就立刻遇上了麻烦,原因是商人们都不愿实报,隐匿财物以期逃税比比皆是。于是,武帝不得不采取对策,推出“告缗令”,即鼓励揭发、检举隐报或谎报缗钱的人。这是有汉一代整治商人措施中最厉害的一项。替武帝出此计谋的是西汉著名的酷吏张汤。史载:

   “于是汤益尊任,迁为御史大夫。会浑邪等降,汉大兴兵伐匈奴,山东水旱,贫民流徙,皆仰给县官,县官空虚。于是丞上指,请造白金及五铢钱,笼天下盐铁,排富商大贾,出告缗令,驵豪强并兼之家,舞文巧底以辅法”。[23]武帝任命杨可具体负责此事,并令酷吏杜周治之,结果是:

   “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狱少反省。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监分曹往,即治郡国缗钱,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且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富贾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而县官有盐铁缗钱之故,用益绕矣”。[24]

   傅筑夫先生认为,这显然是一个预谋的圈套,叫商人自报所藏缗钱数目,然后又发人去告密,令酷吏治之,自然被告的商贾无一能幸免,他们的私产——包括土地、房屋、奴婢、浮财等全部被没收,使得商贾宁愿把钱用之于“甘食好衣”的消费上,而不再不积累财富。[25]

   汉代在上述诸项法律措施以外,还试图通过不断地改变币制和施行均输、平准、盐铁官营等制度来彻底摧垮商人,但商人除了在武帝多管齐下、严厉狠毒的打击下遭受了苦难,其余时期他们的日子还是过得比农民优越。这种情形到东汉时仍是如此:

   “今举世舍农桑,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治本者少,游食者从,商邑翼翼,四方是极。今察洛阳,浮末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者什于浮末。是则一夫耕之,百人食之,一妇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类皆如此。本末何足相供,则民安得不饥寒,饥寒并至,则安能不为非,为非则奸宄,奸宄繁多,则吏安能无严酷,严酷数加,则下安能无愁怨,愁怨者多,……则国危矣。”

   这是王符在《潜夫论》卷三中发表的一段针贬时弊的言论。他认为“举世舍农桑,趋商贾”最终必将导致国家危亡,但他没有对这样一种现象的根源作更多的思考。汉代几百年间一直在贬低打击商人,可是商人益发得意,这大概不是一个简单的社会问题。从最表面最直接也是我们大家都能体会到的方面来说,在一个货币经济已经发挥作用的社会,金钱的力量是巨大的,脆弱的人性是抵挡不住它的诱惑的,因为有了金钱就有了一切,而除了甘做赃官以外,经商可谓是一条获取货币的最佳捷径,所以人们才不惜一切痛苦(差辱、打击、重税、戍边、抄家、杀头)义无反顾地奔赴商场。到了这一步,尽管法律有超常的严厉,也只能是救得了一时而治不了一世。更何况统治者(立法者和执法者)在权力、金钱以及金钱的转换物(譬如荣誉、机会、美女、山珍海味等)面前从来是坐怀不乱、衡平如一者少,而见利忘职(义)、弄权巧法者多。因此之故,携带金钱的商人在任何时候那怕是在夹缝中也能较他种职业者(为官者仍除外)能更好地生存和发展。这样说来,汉代也罢,中国封建社会其他王朝也罢,抑商始终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原本是不足为怪的。

三、汉代对外及与周边民族贸易的法律规定

   汉代的丝路贸易和海上贸易具有很大的国际性,而它与周边民族进行的贸易则是地区性的,在这种贸易中,与汉代往来最频繁的是西北部的匈奴和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贸易的货物大致为各自的特产,如汉代的丝织品和少数民族的马、珍宝。汉代在对外贸易特别是在与像匈奴这样的周边民族贸易中作了一些法律性的限制。史载: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匈奴浑邪王率众来降,……及浑邪至,贾人与市者,坐当死者五百余人。黯请间,见高门,曰:‘……浑邪率数万之众来降,虚府库赏赐,发良民侍养,譬若奉骄子,遇民安知市买长安中物而文吏绳以为阑出财物于边关乎?’……”[26]

   这是一段很珍贵的史料。从我们的主题出发,可以明了长安市的五百名商人犯死罪,原因即是私自与来降的匈奴贸易和所贸之物触犯禁律。依据汉代的规定,凡未经官方准许,[27]任何私人都不得擅自与周边少数民族或外国客商进行交易,并且,即使获得官方准许者,也不能超出官方划定的交易物范围。所以,应劭在《集解》中注解上述引文时说:“阑,妄也。《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出关,虽于京师市买,其法一也”。[28]这项法律很早就已确立,所以,高后时,“有司请禁南越关市铁器。”而文帝则出令曰:“毋予蛮夷外粤金铁田器;马牛羊即予,予牡,毋与牝。”[30]可见,至少在西汉时期,黄金、兵器、铁制的田器和雌牲的马、牛、羊等都是对外贸易中的禁止物。为了防范和打击走私,汉承秦制,设立了关津制度,对过往边关者进行稽查,凡是没有“传”者,均不能过关,并要治问。《汉书·王莽传》载:

   “〔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更钱法〕盗铸钱者不可禁,乃重其法,……吏民出入,持布钱以副符传(师古曰:旧法,行者持符传,即不稽留。今更令持布钱,与符相副,乃得过也),不持者,厨传勿舍,关津苛留(师古曰:厨,行道食饮处。传,置驿之舍也)。”

   汉王朝在对外和与周边少数民族的贸易中作出这些法律性的限制,自然有着经济和军事方面的考虑,[31]主要的还是受制于它的政治意图(万国来朝、羁服外域)和它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观。[32]这使中国的对外贸易最后只能发展成为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朝贡贸易体系。有关这个问题的具体情况和在法律上的命运,笔者准备另外撰文论述。

   四、简短的结论

汉代的工商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在西汉时期,这应该说是春秋以来的潮流所致。在汉代,普通的百姓也卷入了商品货币经济之中,因为,除了土地税和劳役外,所有其他税都要求农民和商人用现金交纳。现金对商人不成问题,但于农民却有麻烦,他们要想获得现金,只有两条途径:一是到市场上出售农物;一是出卖体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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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科版》1995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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