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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毅衡:“全文本”与普遍隐含作者

更新时间:2015-06-28 14:09:39
作者: 赵毅衡 (进入专栏)  

   文本生成后,还可以带上新的伴随文本。“评文本”是“评论文本的文本”,是此文本生成之后,被接收之前,所出现的相关新闻、评论、八卦、传闻、指责、道德或政治标签等等。链文本是接收者在解释文本时,主动或被动地与另外一些文本“链接”起来一同接收,例如延伸文本、参考文本、网络链接等。在网络上,链文本最为具体:我们的网上阅读往往是从一篇“链接”到另一篇。

   先/后文本是多个文本之间的承先继后关系,例如每部电影都有电影剧本作为其先文本,每场比赛有先前记录参照。符号文本受到先出文本影响,比较容易理解;实际上文本经常受制于后出文本,例如行政决定不得不考虑会不会被上级推翻。考察所有的符号文本,就可以看到,先后文本几乎无所不在:创作一首的歌必须考虑群众如何传唱,而群众唱的是总是已经流传的歌。

   所谓“山寨”、“恶搞”、“戏仿”,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有明确的,大众都能认出的“先文本”:山寨明星必须与某当红大明星非常相像,一旦放在相同的类文本(例如衣装),链文本(例如公众场合,会议之前),就具有足够的效果。恶搞则是利用先文本某些特点(例如《无极》中的馒头)加以发挥,重写先文本。

   任何符号表意文本必然携带以上各种伴随文本,反过来,每一个符号文本都靠一批伴随文本支撑才成为文本:没有这六类伴随文本的支持,文本就落在真空中,看起来实实在在的文本,会变成幻影,无法成立,也无法理解。我们不仅被生活在符号的包围之中,而且被伴随文本的洪水所淹没。

   伴随文本是符号过程依托的特殊的语境,是文本不可能摆脱的文化制约印痕。因此,伴随文本把文本与广阔的文化背景联系起来。它是一个跨越共时/历时分界的存在,它们能对符号表意起作用,因为它们提示了文本深广的文化背景。笔者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认为,文化是一个社会“相关表意行为的总集合”。[xiii]我们对符号文本的解读,不得不凭借它与文化的各种联系,而伴随文本,就是文本与文化的联系途径。

   反过来,伴随文本也控制着符号:不管我们是否自觉,我们无法不通过伴随文本来理解文本:假定我们能洗尽一个文本携带的所有伴随文本(这是不可能的事),文本就会解体成为一堆感知集合,无连接,也不可解:既无这样的纯粹文本,这样的文本也不可能产生有效的解释。

  

   3. 全文本

   本文要讨论的是与伴随文本相关的一个特殊问题:不同体裁的文本,对伴随文本的“整合作用”不同。某些“传统文本”,文化规约指出的边界分明,例如文学文本,连标题,题词,都不能算文本的一部分。在严格的文本分析中,副文本因素往往被被排除,似乎比文本因素重要性小得多,实际上,一部分伴随文本与文本结合的很紧,甚至已经融入文本,解释时不再可能把两者分开。

   笔者把这种现象称作“全文本”(建议英译omni-text)概念:凡是在进入解释的伴随文本,都是文本的一部分,与狭义文本中的因素具有相同价值。固然,解释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环节,不同的人会考虑许多不同的因素。“佛祖拈花,迦叶微笑”,毕竟只有佛的大弟子才看懂了这个“微笑”必须与“佛祖宣法大会”语境,与佛回应的问题等一道读解。“尔时如来坐此宝座,受此莲花,无说无言,但拈莲花,入大会中八万四千人天,时大众皆止默然。于时长老摩诃迦叶见佛拈花,示众佛事,即今廓然,破颜微笑。”[xiv]既然八万四千人都无法解读,迦叶的解释是个特例。

   本文说的全文本却是另一个解释标准:文化规约按体裁规定的接收准则,也就是“解释社群”(Interpretative Community)对特定体裁的文本解释所用的惯例。这个解释标准当然会历时地变化,但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旧石器时代的岩画画在预先并没有做平的岩面上、岩洞的粗糙墙面上;土岩的不规则表面及旧有图像,透过图象显露出来,原始穴居人对此的解释,包括其“无框画幅”底面。[xv]类似的全文本出现在当代,涂鸦(graffiti)艺术中,“情境广告”(Ambient Ads):野外路边大招牌上的染发剂广告,头发部位切空,这样,蓝天,晚霞,夜空,都造成头发颜色变换。此时自然环境成为成为“全文本”的一部分。[xvi]

   音乐的标题似乎对于解释往往是非常重要的,歌词决定意义走向,是由于语言文字作为媒介的“清晰度”。哪怕有的乐曲模仿“自然声”声惟妙惟肖,例如德彪西的交响诗《大海》,霍尔斯特的交响诗组曲《行星》,哪怕有大量意义明确的音乐素材,斯美塔那《我的祖国》用捷克民歌素材,柴可夫斯基的《1918序曲》直接引用《马赛曲》,这些乐曲依然必须靠标题才能让人听懂其“故事”。贝多芬因为拿破仑称帝,愤而把《英雄交响曲》献给拿破仑的题献去掉,这首乐曲的“文本”虽然没有任何变动,内容却不再是赞美拿破仑。

   广告文本必须包括商品,不然意义没有着落。一旦改动商品,文本意义就会完全改变。一个乔丹打球的跳跃上篮镜头,如果不打出商品,我们不知道是卖篮球,还是卖球鞋,还是卖球赛门票,卖健身房服务,还是体育电视节目预告。商品与服务并不是故事的一部分,却必须是捆在一道解释的全文本的一部分。这是整个文化所规定的社会性“解释群体”的解释法,不是个别人的特殊解释所能替代的。

   可以看到,全文本是核心文本吸纳一部分伴随文本而形成的。到底六种伴随文本中哪些会被吸纳到全文本中,却需要就每一个体裁,每一个表现模式分别考虑。能否进入全文本,也与伴随文本本省的性质有关,例如评文本,出现在电影或书籍的封皮上,出现在网络评价上,出现在“口碑”中。一般说,离文本表意隔了一层,很难进入全文本。

   不过大致上我们可以看到:直接显露的副文本最容易被吸纳进全文本。正如上文所说,某些副文本(标题,副标题,注解等)几乎无法被排除到文本之外。同样,注解,参考书目,标题,摘要,关键词等,一向不被当做论文的“文本“,但是实际上论文不可能没有这些副文本因素而存在。没有注解和参考书目的论文,被认为绝对“不符合规格”,也就是说不能视为论文。链文本在某些场合其决定性作用:比赛、竞争等文本,一个文本(例如一次跳远,一次考试)本身不起作用,谁能胜出,是合在一道解读的文本相互比较的结果,是对比赛全文本的解读。先/后文本实际上已经远远落在传统文本概念之外,但是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比文本本身还重要。足球欧洲杯赛事,小组赛如果积分相同,就必须以(以前赛事的)“胜负关系”决定何者出线。

   而某些伴随文本,则用更隐藏地进入全文本。型文本是各种体裁内在的因素,是必然进入文本解释的因素:广告就必须有广告的读法,摇滚就必须有摇滚的欣赏方式,巴尔特在《神话学》中首先讨论的“美式摔跤”,就必须把表演读成竞赛。[xvii]前文本作为影射,用典,出处,戏仿等的源头,也隐藏在任何文本中,很少让我们直接感知到。

   本文头上定义“文本”为“有整合意义的符号组合”,全文本就是进入解释的全部文本元素之集合,并不与这个定义相悖,也没有超越之,只是充分发挥了“整合性”与“组合”这两个条件。“全文本”这提法是新的,却并非文化中的新做法,戏剧和电影就是多渠道多媒介的联合。只是在当代电子-数字文化,全文本已如此多见,迫使我们不得不正视这个现象。例如凯特琳.菲舍尔的《少女的悸动》,已经无法说是“超小说”,它有文字,有画面,有声音,自称为“自传”却不断自问“这是不是我的生活?”故事在数十个节点分叉,让人每次读出不同故事。[xviii]这是“艺术树枝状的文本”,只能称为“全文本”。

  

   4. 普遍隐含作者

   我们要非如此大力气讨论“全文本”这个新概念,给已经拥挤不堪的文化理论添一个新术语,哪怕在别出心裁,究竟有什么必要呢?我们真正想讨论的,是泛隐含作者问题。所谓隐含作者,是解释社群的读者,从文本中推到归纳出来的一套意义与价值。而文本范围的划定,直接影响如何从文本中归纳出隐含作者:不同的文本,有不同的隐含作者。

   在深入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说明:隐含作者这个概念,以前只是小说叙述学的一个概念。笔者认为,所有的符号文本,可以分成两种:陈述文本和叙述文本。叙述文本再现卷入人物的变化,即有情节的文本;凡是不符合叙述文本条件的,都是陈述文本。

   不管哪一种文本,都有意义和价值,因此都有体现这套意义与价值的一个发出符合文本的拟人格。至今,隐含作者只是(小说或电影的)叙述学研究中一个课题,从符号学来说,这个概念不限于叙述,任何文本中,各种文本身份能够集合而成一个“拟主体”。只要表意文本卷入身份问题,而文本身份需要一个拟主体集合,就必须构筑出一个作为价值集合的“隐含发出者拟主体”,即“隐含作者”。笔者建议:这个概念可以扩大到所有的符号文本,这时候可以称作普遍隐含作者。目前只在叙述学中讨论隐含作者的做法,看来需要纠正

   叙述学中的“隐含作者”理论,是从小说文本中寻找作者身份,从而构筑一个与作者的自我相仿的拟主体,一个假定能够集合各种文本身份的出发点。显然,首先必须确定文本的范围,才能从文本推导隐含作者。如果是狭文本观念,就会无法处理许多问题。美国当代黑人女作家格洛丽娅·内勒(Gloria Naylor)的第一部小说《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The Women of Brewster Place, 1982)获得了美国图书奖。16年后,她出版了《布鲁斯特街的男人们》(The Men of Brewster Place, 1998)。在前一部小说中,男性几乎都是负面形象,是女性痛苦的根源;在后一部小说,先前出现过的孽债累累的男性,大都成了正面人物。[xix]因此,单读第一本文,单读第二本文,与联合读这两本文,即把它们当做一个全文本,会推导出三个完全不同的隐含作者。同样情况也发生在《水浒传》70回本,与120回本之间。七十年代最高指示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当然是指的120回《水浒全本》的隐含作者价值观。

   如果我们局限于小说,哪怕有上一节说的变体,文本范围的划定相对依然容易;一旦把考虑所有的符号文本,文本的边界就模糊了。此时的全文本甚至没有核心文本与吸纳进来的伴随文本的区别,而是一束文本元素被解释者捆扎成一个文本。例如有个酒商,在门口置一大坛,上贴“商业秘密,请勿窥看”。当然引来路人窥看,闻到酒香者,就动了买酒之心。[xx]此处的文本,是那个告示吗?显然不是,而是所有这些设置联合起来的广告全文本。而那个文字告示警告行人勿看,与隐含作者态度(“此处售好酒”)正好相反。此广告的文字为主,只是一个设计巧妙的标签。

   同样,品牌与招牌必须与商品与店铺包装捆绑在一起,作为一个全文本出现,因此品牌与店名可以有相当大的自由度。名称这个文本可以充分拉开语义距离,因为捆扎在一道的商品或服务,必然把意义“矫正”过来。名与实距离越远,实物矫正距离越大,给人的印象就越深刻。例如“写错”成语或现成语:理发店名为“一剪美”,“发新社”;时装店“一件钟情”,“棉面俱到”;化妆品店“眉绯色五”;鞋店“心存鞋念”;自行车广告“骑乐无穷”。幽默改善亲和力,更重要的是增加店名的“记忆留存潜力”。

隐含作者这个体现隐含意义与价值的拟人格,依靠接收者从符号全文本归纳出来,因此是普遍的,是可以从任何符号表意活动归纳出来的:走进一座豪华楼盘,我们都能感到这样一个隐含主体迎面而来对我们说话:全玻璃面的设计,绿地的开发,环境音乐的布置,物业笔挺的制服等等,合起来成为一个符号全文本。(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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