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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毅衡:建立一个世界批评理论:以广义叙述学为例

更新时间:2015-06-28 13:15:00
作者: 赵毅衡 (进入专栏)  

   1. 什么是“批评理论”?

   文本作者将广义叙述学的主要框架,在几个学校做过演讲,也在叙述学的专业会议上做过发言,得到的是一片沉默:没有人赞同,却也没有人反驳,更不用说著文支持或驳斥,似乎这个建议中没有任何值得争论的内容。但是对一些小说叙述学中的细节,西方学者已经讨论过多年的问题,中国学者的争论却很热烈,争论的中心似乎是:谁对西方理论的理解更正确?

   这个局面只有一个解释:中国学界还没有准备好把批评理论变成世界批评理论,最大的雄心也只是用中国古籍把批评理论“中国化”,而这种做法对于建立一个现代批评理论是远远不够的。中国人一百年来的两难之境:不是接着西方人说,就是自言自语。难道中国学界至今缺乏提出全球性新课题,思考全球性新课题的能力或雄心?

   世界批评理论的出现,取决于非西方学界对自己工作的基本态度:创立一个世界批评理论,首先要求我们不排外,把全部批评理论(而不只是十九世纪末之前的中国文献)当做“自家事”;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等着接受批评理论世界化,这个前景需要我们积极参与才能实现。

   中国大学必开三门课程:《中国文学理论》、《西方文学理论》,《文学理论》。前两门对象是一个,文学,却成为完全不同的学科,分开它们的鸿沟有两条:首先是两套完全不同的批评语汇,互相不能兼容;而且,它们还是两个不同时代的学说:《中国文论》讲到19世纪末为止,至多到王国维结束,没有“20世纪中国文论”;而“西方文论”虽然从古希腊讲起,重点却在20世纪。而《文学理论》这门课不是前两们的综合,这个课程本身的存在,说明了合一的批评理论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正是我们在做的。因此,我在这里提出“世界批评理论”,不是标新立异,而是承认事实,只不过是提出了几点新的看法。

   首先,这门学科应当叫什么?古代汉语或现代汉语中,都没有这个“文论”这个双声词。这个缩语却在中国学界坚持了下来: “文论”本身的发展,让中国学界得了这个缩写词的便宜。六十年代以来,这门学科的重点,已经从文学,转向文化:“文化转向”已经使文论面目全非。“Literary Theory”这个词已经不适用,不仅文学批评已经多半是“文化进路”,而且研究对象,也是整个文化。近四十年来,文学系,艺术系,传媒系,比较文学系,哲学系,都转向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各国学界为如何命名这门学问伤脑筋,中文却以一个模糊双音词安之若素:“文学理论”与“文化理论”,都是“文论”。

   最近十多年,情况又有发展:这门学科目前又在溢出“文化”范围,把有关当代社会演变,全球化政治等课题,都纳入关注的范围。因此,近年来这门学科越来越多地被称为“批评理论”(Critical Theory)。此词一直是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称呼自己理论的专用词,直到最近,这个词才开始一般化。中文里倒是可以避免这个混乱:可以把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及其发展译为“批判理论”,而把广义的Critical Theory译为“批评理论”。这个名称在中国也开始为学界所接受,这个趋势不可能阻挡。

   例如Hazard Adams教授主编的著名的巨册文集兼教科书《Critical Theory since Plato》,从1971年初版以来,已经重印多次,中国也有重印本;例如王一川主编的教科书《批评理论与实践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赵毅衡,傅其林,张怡主编的教科书《现代西方批评理论》(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版)。还有一大批重要论文,也用“批评理论”一词。[1]

   的确这次改名称是必要的:这个理论体系,及其应用范围,已经覆盖超越文学/文化之外的领地。先前至少各学科界限比较清楚:文学理论,艺术理论,文化理论,社会批判理论,因对象而分清界限。比较文学在全世界的发展,尤其是对跨学科研究的推崇,对这种界限模糊化,起了促进作用。

   当代文化的急剧演变,以及这个理论本身的急剧演变,迫使这个理论体系改变名称。批评理论的目标学科宽大的多:文学基本上全部进入,但是过于技术化专业门化的文学研究不算;文本源流,考据训诂等传统学术,依然是语文学科核心,不属于批评理论的范围。

   各种文化领域-----美术,戏剧,电影,电视,歌曲,传媒,广告,流行音乐,各种语言现象,时尚,体育,娱乐,建筑,城市规划,旅游规划,甚至科学伦理(克隆,气候,艾滋等)――这些都是批评理论目前讨论最热烈的题目。同样,广告等专业技术的讨论,不进入批评理论,只有当它们成为批评对象,才进入讨论的视野。

   而文化领域之外,政治经济领域,却越来越成为“批评理论”的关注点。全球化问题,第三世界经济受制宰问题,“文明冲突”,意识形态,世界体系,第三条道路问题,贫富分化,穷国富国分化,东西方分化,弱势群体利益,性别歧视,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批评理论特别关注的目标。而要用一种理论统摄所有这些讨论,一方面这种理论不得不接近哲学的抽象,例如德勒兹(Gille Deleuze)以精神分裂(Schizophrenia)与资本主义对抗的解放哲学;另一方面这种理论不得不越出“文化”的非行动界线,例如近年的性别政治论(Gender Politics)。

   所以,在许多名为同类的文集,刊物,课程提纲,教科书(例如本教科书)中,我们会发现所选内容,大致上三分之一是文学理论,三分之一是文化理论,还有三分之一与人类问题有关的哲学(福柯称为“人的科学”Human Sciences)。这样一看,“文论”一词(哪怕是“文化理论”的缩写)已经不合适了。

  

批评理论的基本体系

   批评理论从二十世纪初发展到现在,已经极为丰富,以致二十世纪被称为“批评世纪”。不管发展到何种形态,批评理论始终依赖于四个支柱体系: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心理分析、形式论。在二十世纪初,这四种理论不约而同同时出现,互相之间并不存在影响关系,但是它们共同的取向,是试图透过现象看底蕴,看本质,看深层的规律。批评理论各学派首先出现于二十世纪初的欧洲,这并不奇怪:欧洲思想者普遍感到了现代性的压力。那时在世界其它地方,尚未出现这种历史对思想的压力。

   二十世纪批评理论的最重要思想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从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卢卡契(Georg Lukacs)开始,到法兰克福学派,基本完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马克思主义使当代批评理论保持批判锋芒。当代著名批评理论家,很多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二十世纪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也主要从文化批判角度进入政治经济批判。

   当代批评理论的第二个思想体系,是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Phenomenology/ Existentialism/Hermeneutics)。这个体系,是典型欧洲传统的哲学之延续。从胡塞尔(Edmond Husserl)开始的现象学,与从狄尔泰(Wilhelm Dilthey)开始的现代解释学,本来是两支,却在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利科(Paul Rocoeur)等人手中结合了起来。加德默尔(Hans-Georg Gadamer)与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在八十年代的著名“德法论争”,显示了较严谨的哲学思辨,与解放的理论姿态之间的差别。

   当代批评理论的另一个支柱思想,是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这一支的发展,一直陷入争议,但是其发展势头一直不减。只是这一派的“性力”(libido)出发点,与中国人传统观念过于对立。拉康(Jacques Lacan)的理论对西方当代批评理论影响巨大,其陈意多变,表达方式复杂,在中国的影响也一直不够充分。

   当代文论的形式论 (Formalism)体系,是批评理论中重要的方法论。这一潮流似乎是“语言转向”(Linguistic Turn)的产物,至今已深深锲入当代批评理论。符号学原本是形式论的一个派别,由于其理论视野开阔,又不尚空谈具有可操作性,六十年代之后却成为形式论的集大成者。符号学从结构主义推进到后结构主义,从文本研究推进到文化研究,如今符号学与形式论几乎同义(叙述学,认知语义学等,是符号学普遍原则在特殊领域中的扩展)。当代全球文化的迅速蜕变,使形式研究超越了自身:一方面形式论保持其分析立场,另一方面它超越了形式,批判锋芒越来越锐利,称为批评理论的方法论基础。

   在当代,流派结合成为开拓新阵地的主要方式:对当代批评理论作出重大贡献者,无不得益于这四个体系中几种的结合,此时符号学作为人文社科的总方法论,作用就非常清楚:七十年代前,两个体系结合已经常见,例如巴赫金(Mikhail Bakhtin)的理论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拉康的心理分析应用了大量符号学概念;八十年代后,越来越多的人,用结合体系方式推进到新的领域:克里斯蒂娃用符号学研究精神分析,展开了性别研究的新局面;博德利亚则以符号学与马克思主义结合,对当代资本主义做出尖锐的剖析;利科等人的工作重点是把解释学与形式论结合起来。至于符号学与解释学,更是一个学说的两种称呼。福柯说:“我们可以把使符号‘说话’,发展其意义的全部知识,称为解释学;把鉴别符号,确定为什么符号成为符号,了解连接规律的全部知识,称为符号学”。[1]的确,凡是涉及意义,就进入了符号学,就会用符号学作为基本的方法论。

   近四十年批评理论的新发展,往往都以“后”的形态出现。但是后结构主义者原来都是结构主义者,这证明结构主义有自行突破的潜质;后现代主义研究当代社会文化正在发生的的重大转折;后殖民主义则反映当代世界各民族之间-----尤其是西方与东方国家之间-----文化政治关系的巨大变化,以及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新形式;如果我们把女性主义与性别研究看作“后男性宰制”的学说,可以说,六十年代之后的批评理论,都是上述四个支柱理论的延伸产物。

   把现代批评理论分成“四个支柱,若干延伸”,自然是过于整齐的切割。笔者只是想指出:现代批评理论,已经覆盖了整个人类社会文化触及的所有课题。只要我们能时时回顾四个基础理论,我们就完全不必跟着西方“最时髦理论”奔跑,我们就能走出“不是跟着说,就是自言语”的两难之境。

   “关门自言语”并不是出路。认为靠整理十九世纪之前的本土思想语汇,学界的民族自豪感能得到满足,就能解决当前文化面临的种种难题,任务就太简单了。既然十九世纪之前西方也没有批评理论,那么十九世纪前的古典中国没有产生系统的批评理论,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整个批评理论是现代性压力的产物,今天批评理论在中国的兴起,正是这种压力的体现。只要我们掌握了四个支柱理论,我们就能与各国学界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对世界批评理论做出中国独特的贡献。

   说这样一个理论体系是“西方”的,从至今为止的主要参与者来说,应当说是的:四个支柱理论体系和四个“后”体系,创始人和主要发展者,甚至今日的主角人物,都是西方学者。

其实在英语世界,整个批评理论体系常常被称为“欧洲大陆理论”(Continental European Theory)。在主要的批评理论家中,德语(德国、奥国)和法语(法国、瑞士、比利时)的思想家占了一大半,还有一部分东欧及南欧的思想家。与幅员版图和高校数量正好相反,英语国家贡献比较少。受经验主义传统之累,英美高校再发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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