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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毅衡:重新定义符号与符号学

更新时间:2015-06-28 13:08:25
作者: 赵毅衡 (进入专栏)  

   摘要:“符号”已经是日常用词,“符号学”也日益成为显学,但是一百二十年的世界符号学运动,始终没有给出这两个术语有效的基本定义,以至于其用法经常陷于混乱。本文试图把符号定义为“被认为携带意义的感知”,把符号学定义为“研究意义的学说”,而且把符号学定位为“不仅讨论表意批判而且讨论解释”。从这个基本理解出发,本文试图厘清一些混乱,例如西文中sign与symbol的混乱,以及因盲从西语才产生的中文“符号”与“象征”的混乱。

  

   1. 什么是符号?

   为什么要花力气仔细定义符号?因为现在“符号”这个词在网络上,甚至日常生活中越用越多。经常可以看到如此之类的说法:“这只有符号意义”(意思是 “无真实意义”);“简单的GDP总量排名只有符号意义”(意思是“无实质意义”);“她不是一个符号性的艺人”(意思是“低调而实干”),甚至知识分子都经常这样用。如果现在不加辨义,很可能会有来越多的人用错,以至于最后“符号”成为“华而不实”的同义词,甚至把符号学看成“纸上谈兵”或“弄虚作假研究”。

   所有以上这些说法都从根本误用了“符号”二字:人类文化中任何意义都要用符号才能表达,所有的意义都是符号意义,“非符号意义”没有可能存在。而且,“符号意义”范围很广,很可能是极为实质性的,甚至是可用金钱或其他方式度量的:祭献朝贡,拍卖收藏,判定生死,甚至是否打一场战争,都可能是符号考量的结果。

   符号一词的混乱用法,不能完全怪学界外的使用者,因为中西符号学界对这门学问的基础概念“符号”,至今没有确立清晰的定义。符号学发展一百多年的历史,无数名家一生投入,思索良苦,使符号学成为一门成熟而精密的学科,被称为人文社科的数学。符号学涉及的许多重要概念,如意义、系统、象征、文化、艺术、价值、意识形态等等,每个术语都苦于定义太多太复杂,唯独最根本的“符号”与“符号学”却没有大致认同的定义。

   西方著作给“符号学”的定义一般都是:“符号学是研究符号的学说”(Semiotics is the study of signs,Cobley, 2010, 3)。这个定义实际上来自索绪尔,索绪尔一百多年前建议建立一个叫做“符号学”的学科,它将是“研究符号作为社会生活一部分的作用的科学”。(Saussure, 1969, 14)。索绪尔并不是下定义,而是在给他从希腊词根生造的semiologie一词作解释,用一个拉丁词源词(sign来自拉丁词signum)解释一个同义的希腊词源词(semiotics来自希腊词semeîon)。然而索绪尔这句话现在成了符号学的正式定义。在中文里这话是同词反复;在西文中,如果能说清什么是符号,勉强可以算一个定义。

   但是“什么是符号?”是一个更棘手的难题。论者都承认符号不应当只是物质性的符号载体(亦即索绪尔的“能指”,或皮尔斯的“再现体”),符号应当是是符号载体与符号意义的连接关系。但是这个定义又太抽象,使符号失去了存在的本体特(Noth, 1990, 79)。因此,很多符号学家认为,符号无法定义。符号学家里多夫为定义符号写了几千字后,干脆说:“符号学有必要给‘符号’一个定义吗?众所周知,科学不必定义基本术语:物理学不必定义‘物质’,生物学不必定义‘生命’,心理学不必定义‘精神’”(Lidov, “Sign”, 1998, 575)。但是符号学作为一种对普遍意义活动规律的思索,目的就是为了理清人类表达与认识意义的方式,因此不能不首先处理这个基本定义问题。严肃的讨论毕竟要从一个定义画出的界限出发。

   笔者愿意冒简单化的风险,给符号一个比较清晰的定义,作为讨论的出发点:符号是被认为携带意义的感知。意义必须用符号才能表达,符号的用途是表达意义。反过来说:没有意义可以不用符号表达,也没有不表达意义的符号。这个定义,看起来简单而清楚,翻来覆去说的是符号与意义的锁合关系。实际上这定义卷入一连串至今难以明确解答的难题,甚至可以得出一系列令人吃惊的结论。

   首先,既然任何意义活动必然是符号过程,既然意义不可能脱离符号,那么意义必然是符号的意义,符号就不仅是表达意义的工具或载体,符号是意义的条件:有符号才能进行意义活动,意义不可能脱离符号存在。因此,为了定义符号,我们必须定义“意义”。

   要说出任何意义,必须用另一个意义;判明一个事物是有意义的,就是说它是引发解释的,可以解释的。而一切可以解释出意义的事物,都是符号,因此,意义有一个同样清晰简单的定义:意义就是一个符号可以被另外的符号解释的潜力,解释就是意义的实现。

   雅柯布森说:“指符必然可感知,指义必然可翻译”(The signans must necessarily be perceptible whereas the signatum is translatable,Jakobson, “A Reassessment of Saussure’s Doctrine”, 1985, 30)。这个说法简练而明确:“可译性”指“用另一种语言翻译”,或是“可以用另一种说法解释”,也是“可以用另一种符号再现”。“可译”就是用一个符号代替原先的符号。这个新的符号依然需要另外一个符号来解释,例如用汉语“符号”解释英语sign,这个“符号”依然需要解释。“需要解释”不是解释意义的缺点,相反,如果解释“一步到位”了,反而会有根本性的缺陷,例如说“符号学是研究符号的学说”,实为不做解释。解释的题中应有之义,就是需要进一步解释。

   因此,上面的定义可以再推一步:意义必用符号才能解释,符号用来解释意义。反过来:没有意义可以不用符号解释,也没有不解释意义的符号。这个说法听起来很缠绕,实际上意思简单:一个意义包括发出(表达)与接收(解释)这两个基本环节,这两个环节都必须用符号才能完成,而发出的符号在被接收并且得到解释时,被代之以另一个符号,因此,意义的解释,就是一个新的符号过程的起端,解释只能暂时结束一个符号过程,而不可能终结意义。正因为每个延伸的解释都是“被认为携带意义的感知”,符号就是这种表意与解释的连续带。

  

   2. 什么是符号学?

   由此,我们可以回答本文开始时提出的问题:什么是符号学?这不是一个抽象的学理问题,也是一个在当代中国文化中如何定位符号学的具体问题。文化,我的定义是:“一个社会相关表意活动的总集合”。而一些西方学者把符号学变成一门文化批判理论(cultural criticism),这在西方语境中是合适的,因为西方学院的文化责任就是批判,布尔迪厄与博得里亚用符号学做尖锐的社会文化批判,是切合已经充分“后现代化”社会的需要的。在原第三世界国家,具体说在中国,符号学的任务是对文化现象的底蕴作分析,描述,批判、建设,符号学必须帮助社会完成建设现代文化的任务。

   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建立一个“不仅批判而且建设的符号学”,为此,我们还是必须建立符号学的一个切实的定义。西方学者自己也极不满意“符号学是研究符号的学说”这个通用定义。钱德勒那本影响很大的网上提供的《符号学初阶》,开头一段试图用这种方式定义符号学,接着说,“如果你不是那种人,定要纠缠在让人恼怒的问题上让大家干等,那么我们就往下谈……”(Chandler 2002)。此话强作轻松,细听极为无奈。艾柯的新定义“符号学研究所有能被视为符号的事物”(Eco 1976, 7),几乎没有推进;另一个意大利符号学家佩特丽莉说符号学“研究人类符号活动(semiosis)诸特点”,亦即人的“元符号能力”(Petrilli, 2010, 322),这依然没有摆脱“符号”的同词重复。

   笔者在1993年就把符号学定义为“关于意义活动的学说”,笔者认为,从上一段对符号的定义出发,说符号学是研究意义活动的学说是可以成立的。为什么如此简明扼要,言之成理的定义,没有被广泛采用?先前的符号学者当然朝这个方向想过,例如在十九世纪末与皮尔斯一道建立符号学的英国女学者维尔比夫人(Lady Victorian Welby)就建议这门学科应当称为sensifics, 或significs,即有关sense 或 significance的学说,也就是“表意学”。她言简意赅的名言是:“符号的意义来自意义的符号”(The Sense of Sign follows the Sign of Sense)。Welby, 2009, 102),可惜维尔比夫人的成就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整理,最近才有佩特丽莉的千页巨著,详细讨论并整理了维尔比夫人的资料(Petrilli 2009)。

   后来的符号学家没有采用此说,可能是考虑到有关意义的学说太多,例如认识论、语意学、逻辑学、现象学、解释学、心理学等。某些论者认为符号学的研究重点是“表意”(Bronwen and Rinham, 2006, 119),即意义的发出(articulated meaning)。福柯在他1969年关于认识论的名著《知识考古学》中说:“我们可以把使符号‘说话’,发展其意义的全部知识,称为阐释学;把鉴别符号,了解连接规律的全部知识,称为符号学”(Foucault, 2002,33)。他的意思是符号学与阐释学各据意义活动的一半,相辅相成。福柯这个看法是基于六十年代占主导地位的索绪尔符号学,实际上现在符号学已经延伸到意义的接收端,覆盖与意义相关的全部活动。近年来皮尔斯的符号学代替了索绪尔的符号学,相当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皮尔斯注重符号的意义解释,他的符号学是重在认知和解释的符号学,他的名言是“只有被理解为符号才是符号”(Nothing is a sign unless it is interpreted as a sign,Peirce,1931-1958 2-308)这本是符号学应有的形态。

   怀海德的意见与福柯相仿:“人类为了表现自己而寻找符号,事实上,表现就是符号” (Whitehead,1928, 62).。这话对了一半:没有符号,人不能表现,也不能理解任何意义,从而不能作为人存在。没有意义的表达和理解,不仅人无法存在,“人化”的世界无法存在,人的思想也不可能存在,因为我们只有用符号才能思想,或者说,思想也是一个产生并且接收符号的过程。因此,认识论、语意学、逻辑学、现象学、解释学、心理学,都只涉及意义活动的一个方面,而符号学是对意义的全面讨论。因此把符号学定义为“意义学”是能够成立的,也是有用的。

   这样讨论的目的,是确定符号学涉及的范围。很多人认为符号学就是研究人类文化的,实际上符号学研究的范围,文化的确是最大的一个领域,但是符号学还研究认知活动,心灵活动,一切有关意义的活动,甚至包括一切由有灵之物的认知与心灵活动。人类为了肯定自身的存在,必须寻找存在的意义,因此符号是人存在的本质条件。

中国人实际上参与了符号学的创立:“符号学”这个中文词,是赵元任在1926年一篇题为“符号学大纲”的长文中提出来的,此文刊登于上海《科学》杂志上。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符号这东西是很老的了,但拿一切的符号当一种题目来研究它的种种性质跟用法的原则,这事情还没有人做过。” (赵元任,2002,178)他的意思是不仅在中国没人做过,而是指在世界上还没有人做过,赵元任应当是符号学的独立提出者。赵元任说与“符号学”概念相近的英文词,可以为symbolics,symbology,symbolology(赵元任,2002,177)。西方没有人用过这些词,可见赵元任的确是独立于索绪尔、皮尔斯、维尔比提出这门学科。因此,赵元任用的词应当是这个学科的第五种称呼方式:日文“记号论”是翻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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