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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金友 张霞:最弱国家的内在逻辑与现实困境:诺齐克的消极国家观探析

更新时间:2015-06-28 12:29:18
作者: 庞金友 (进入专栏)   张霞  

   【摘要】针对罗尔斯式的积极国家观,诺齐克提出,最弱国家才是最好的国家形式。通过对无政府主义和多功能国家的批判,诺齐克认为,最弱国家不仅有产生的必要性而且是功能发挥最多的国家,任何主张扩大国家功能的做法势必会侵犯个人权利。最弱国家是可欲的,它为个人自由实现其权利提供了理想的乌托邦架构。考虑到现实社会经济等因素,这种最弱国家并不适合处于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

   【关键词】个人权利|最弱国家|诺齐克|消极国家观

   作为当代西方保守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为回应罗尔斯在《正义论》中过分注重平等而漠视自由的思想倾向,诺齐克极力强调自由的价值,反对任何国家干预和再分配,主张建立一个最弱意义的国家。这种最弱国家的如果具体把握最弱意义国家的内在逻辑与特点,思考其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意义与启示,是本文试图揭示的问题。

一、现实与理论:最弱国家观的提出

   每一种政治理论观点的提出都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诺齐克的最弱意义国家观正是基于当时的经济社会现实,在对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罗尔斯积极国家观批判的基础上提出的。

   19世纪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逐渐暴露出诸多弊端,特别是19世纪20、30年代经济危机的爆发,造成社会矛盾激化,打破了自由市场的神话,传统的“守夜人”国家已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基于此凯恩斯的国家全面干预理论,新自由主义的积极福利国家应运而生,认为政府不应扮演消极的角色,倡导一种积极的国家干预政策,对财富进行再分配,对放任的市场经济进行调节。但发展到70年代凯恩斯主义全面干预的政策,导致了更严重的经济危机,产生经济“滞涨”的困境。新自由主义为国家干预辩护最有力的理由经济合理性受到质疑,而且由于国家的过分干预,导致行政机构的膨胀、官僚主义的滋生以及政府权威的衰落,这就促使政治思潮中保守自由主义的崛起。保守自由主义者认为,“全能国家”和过度的国家干预会不可避免的在政治上危机社会和个人自由,危机西方的多元民主制度,从而助长极权主义政治(德、意、日法西斯)的抬头;在经济上,国家的过度干预(斯大林式的计划经济和西方“福利国家)带来经济滞涨,造成官僚腐败和生产效率低下等问题。哈耶克指出:适度的、符合法治形式的政府活动是允许的,但福利国家与计划经济等违背自发秩序的行为,只能指向极权和奴役的道路,是最坏形式的当代蒙昧主义。于是,保守自由主义者认为必须放弃关于国家的神话,限制国家权力,维护个人权利。由此可见,以上所涉三大历史事件正是诺齐克提出最弱意义国家的现实基础。

   当代新自由主义的主要代表罗尔斯在其政治哲学代表作《正义论》中基于分配正义的原则,通过借助传统的社会契约思想,提出了建立积极国家的合法性。在罗尔斯看来,正义的主题是社会基本结构,是社会主要制度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决定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之划分的方式。他看到当代社会、经济领域的不平等是由先天所处的不平等的政治、经济、社会状态以及自然禀赋的差异造成的,而且这种原有的差异和不平等会进一步加剧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和不平等现象。因此,他主张用分配的正义来尽量缩小不平等。“罗尔斯不仅把有形资产当作一种适合于再分配的公共财产或遗产,而且把人的自然能力也当作了这种财产”。主张通过政府四个基本职能部门(调配部门、稳定部门、转让部门与分配部门)的宏观调控实现社会资源分配上的公正,即以严密的逻辑推理论证了国家重新分配方式的合理性,提出了他的积极国家观主张。他认为:“某些主要利益的不可分性、公共性以及所产生的外差因素和吸引力,使得有必要由国家来组织和推行集体协议。

   罗尔斯这种基于注重平等的分配正义论建立的积极国家观,强调为了维护社会的平等权利的实现,而加强国家对个人权利的干涉,“任何人或团体除非以一种有利于最少受惠者的方式谋利,否则就不能获得一种比他人更好的生活”。尽管这种干涉也是有限的,但它削弱了传统自由主义理论中的自由理想,实质上是以削弱个人权利来调和自由与平等的矛盾,因而遭到了以诺齐克为代表的保守自由主义的抨击。

   诺齐克反对罗尔斯主张把国家的功能扩展到分配领域来纠正社会不平等现象的观点。他认为不平等虽然是一种不幸,但是却不能因为对不平等的改变而孕育出另外一种新的不平等,不平等不可能得到彻底解决。国家功能的扩大必定会损害人们的权利。他认为个人权利具有优先性,个人权利留给国家的,只能是国家在最弱意义上存在。“别人拥有的正当权利就构成了你运用权力的外部限制,你须求得别人的同意,才能使用别人的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没有进行强制性干预的权利。”只有最弱意义上的国家才能充分保障个人的自由权利,在道德上才是合法的,为此他提出了自己的最弱意义国家理论。他不仅完成了对“最弱意义国家”的合理性证明,而且完成了对这种最弱国家观的唯一合法性的证明。因此,沃尔夫指出:“诺齐克不是仅仅在为一种合法的最弱意义国家的可能性作论证,而是为其道德上的必然性论证。即使说,最弱意义国家是社会组织的唯一合法形式。

二、个人权利至上:最弱国家观的

   理论起点

   个人权利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逻辑起点。诺齐克在《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的开篇就提出“个人拥有权利,有些事情是任何他人或团体都不能对他们做的,做了就要侵犯到他们的权利。这些权利如此强有力和广泛,以致引出了国家及其官员能做些什么事情的问题(如果能做些事情的话)。”这一命题构成诺齐克国家理论的基本前提。个人权利在诺齐克看来具有逻辑的先在性,国家正义与否的标准就在于是否充分保护了个人的权利。

   诺齐克沿袭了洛克的古典自由主义传统的自然权利,认为人生来具有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等自然权利。“人类天生都是自由、平等和独立的,如不得本人的同意,不能把任何人置于这种状态之外,使受制于另一个人的政治权利。”这些自然权利不是被约定的或是被任何行动创造出来的,它们不是依政府机构的存在而定的:这些权利在政府存在之前的自然状态就已经存在了。而且它是所有人都有的一种权利,如果人们能够选择的话,他们是以人的身份拥有权利,而不是只有当他们是某个社会成员或出于相互的特定关系之中时才拥有自然权利。由此一来,个人权利就成为一种先在于国家的自然权利。

   诺齐克的个人权利是一种消极的权利,即个人有不受侵犯和干涉的权利。在他看来,由于世界上有价值的只是与个人生活相关,而不是与某种超验的、形而上学的或社会的背景或实体有关,因而不存在这样的道德基础,即某人未经他人同意便侵犯其道德空间。这些权利从根本上涉及不侵犯、不攻击、不干涉等,即这些都是消极的权利。与之相应的附加限制要

   求其他人不得做某些事情,即使是以某种社会或国家利益的名义也不能成立,因为这样做已经侵犯了个人权利。对于这些否定意义的权利国家不但不能侵犯,还应该保护其不受他人侵犯,对消极权利的保护正是诺齐克的“最弱意义国家”职责所在。

   诺齐克之所以重视权利,是因为他把权利看成是道德的根本标准,无论个人或国家,只要侵犯了个人权利就是不正义的。所以,它是对任何行动特别是国家行动始终都是有效的道德边际约束。诺齐克批判了把权利作为目的的“权利功利主义”(即为使较大的侵犯不致发生而允许对个人权利的较小侵犯),因为在他看来这样一种侵犯同样是不正义的。而把权利作为对任何行动的边际约束则是要求,不管一个行动的目的或动机是什么,他都不能侵犯他人的权利。所以,国家的职能虽然是保护个人的权利,但并不是说国家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个人权利的侵犯为目的,而是意味着任何个人权利都是不可侵犯的,“这构成了国家权力扩张的界限和底线,国家不能因某种目的――哪怕是扩大个人权利的目的――而为它侵犯个人权利的行为辩护”。

   诺齐克认为,把权利作为边际约束反映了其根本的康德式原则:“个人是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他们若非自愿,不能够被牺牲或被使用来达到其他目的;个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那么,为什么个人是目的并且神圣不可侵犯呢?为什么不能牺牲某个人或少数人的利益以促进整体或大多人的利益呢?诺齐克在《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中指出:“并不存在为它自己的利益而愿承担某种牺牲的有自身利益的社会实体。只有个别的人存在,只有各个不同的有他们自己的个人生命的个人存在”。社会并不是一种生物体,不是一个放大的个人。对于个人来说,不仅他的生命是他拥有的惟一生命,而且他还必须安排自己的生活。所以,没有什么理由要求一个人为他人或社会而牺牲,国家也无权以“社会”、“公共利益”等名义,侵犯个人权利,干涉个人生活;他人的权利确定了对个人行为的约束。国家只能小心谨慎地在其公民中保持中立,为每个人的个人权利提供保护。可见,“道德边际约束”是诺齐克国家观所依托的灵魂,是“个人权利目标的最大化和损害最小化的基线”。

三、从自然状态到元乌托邦:最弱国家观的内在逻辑

   诺齐克以个人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性为理论前提,从肯定和否定两方面论证了只有最弱意义的国家才是道德上正当的国家,任何比最低限度国家功能更多的国家都是不当的。而且这个最弱意义的国家是可欲的,即它提供了一种用于乌托邦的结构,这种结构能允许和鼓舞人们的各种基于自愿的探索、冒险与合作的乌托邦理想。诺齐克最弱意义国家观的论证逻辑是,他先批判了无政府主义、多功能国家,然后在此基础上阐述了乌托邦理想,即最弱意义的国家。

   首先,诺齐克从洛克式的自然状态(即非政治状态)出发,用一种“看不见的手”的解释方法,通过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论证了最弱意义国家可由自然状态经“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合乎道德的演化而成,从正面论证了最弱意义国家产生的正当性和必要性。

   传统自由主义理论论证国家的起源都运用契约论,诺齐克则反其道而行之,用一种“看不见的手”的解释方法,分三步对国家的产生进行了论证,证明了最弱意义国家可以通过不侵犯任何个人的权利,从无政府状态中产生。

诺齐克运用“看不见的手”的解释机制,论证了从自然状态可自然演化到最弱意义的国家。也就是说国家并非人为设计的结果,而实际上是自发产生的。诺齐克认为政治行动与国家的合法性得以产生的方法论程序不是“契约”这只看得见的手,而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就像货币的产生过程一样,过程中的人谁都没有想要建立一个国家,他们只是在合理自利地活动,在保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而这些活动却自然而然地把他们引到了一个最弱意义的国家。这双“看不见的手”消解了自由主义的正统国家理论――“契约论”,填平了“自然状态”与“国家”之间的传统鸿沟。“它能以一种不侵犯洛克式自然权利的方式从自然状态过渡到市民社会。”他认为在自然状态下人们享有生命、自由、财产等权利,人人可以维护自己的权利,但由于在道德和认识功能上的缺陷,这就不可避免的会造成诸多不便。为解决这些不便,个人会先与他们的家庭和朋友形成互惠性的保护性社团,后来发展到以地域、村镇为基础的联合。但对于内部冲突,社团可能会采取不干预政策,这将在内部造成不和,导致一些相互斗争的亚团体的形成。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形成一个支配性保护社团。但这种类似国家的支配的保护性社团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诺齐克认为,一个国家的存在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它拥有一种必要的在这个地区对使用强力的独占权;二是它保护这个地区内的所有人的权利”。那如何从支配性保护社团发展到最弱意义国家呢?诺齐克将其分为两步证明:即超弱意义国家(出现独占因素)到最弱意义国家(出现再分配因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wenhongc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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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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