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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金友 张霞:最弱国家的内在逻辑与现实困境:诺齐克的消极国家观探析

更新时间:2015-06-28 12:29:18
作者: 庞金友 (进入专栏)   张霞  
“说明这种独占和再分配因素本身在道德上是合法的。”成立超弱意义国家的目的就是要禁止个人对侵犯自己权益的行为进行报复和惩罚,也就是由国家垄断裁判权和处罚权,以便避免私自报复导致的无休止仇杀。但超弱意义国家只对那些出钱购买了它的保护的人提供保护,况且仅仅根据独立者强行正义的危险和行动程序的不可靠性来禁止他们使用报复来保护自己,这种权力获取的理由并不充分,也不合法理,它侵犯了独立者的权利。因此,超弱意义国家必须通过赔偿原则,给予独立的损失以赔偿,使得自己的禁止和强力垄断成为合法和合乎道德的。而赔偿独立者的最省钱方式就是也为他们提供保护。这样既有强力独占权,又对所有人提供保护的最弱意义国家就合乎自然地形成了。

   诺齐克的思路很明显,先从自然状态发展为支配性保护社团,然后通过禁止,形成了出现独占因素的最弱意义国家,由于其还存在不合乎道德的因素,只得再通过赔偿原则,形成了最弱意义国家。“从道德观的角度,“禁止”必然伴随“赔偿”,强力的垄断权也必然意味着给所有公民提供保护,因此,国家的职能与干预是必要的和合乎道德的。其产生过程没有侵犯任何个人的权利,而是有助于有效和切实地保护个人权利。因此最弱意义国家的产生既是合乎道德的,又有其必要性。这样诺齐克就完成了对国家存在的合理性论证,否定了无政府主义。指出国家不仅优于自然状态,且其产生并未侵犯个人权利。

   以此为前提,诺齐克又通过对罗尔斯分配正义论的批判,论证了任何比最弱意义国家管事更多的国家都是不正当的,而从否定的角度证明了最弱意义国家的合法性。

   诺齐克既反对无政府主义观点,认为最弱意义的国家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合乎道德的,又反对罗尔斯的平等主义和福利国家理论,认为功能扩大的国家势必侵犯个人权利,因此在道德上是不合理的。诺齐克认为:“可以得到证明的是一种最弱意义上的国家(aminimalstate),即一种仅限于防止暴力、偷窃、欺骗

   和强制履行契约等较有限功能的国家”。在该部分,诺齐克主要通过持有正义理论重点批驳了以罗尔斯为代表的以分配正义为由扩大国家功能的理论。

   国家功能的扩大主要体现在社会经济方面,尤其体现在罗尔斯的分配正义中。罗尔斯认为,任何初次分配都必定是不平等的,而不平等的分配则是不正义的,所以需要国家通过再分配来改变初次分配的不平等,来改善那些社会处境最差者,以达到最大可能的平等。“所有的社会基本善――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及自尊的基础――都应被平等的分配,除非对一些或所有社会基本善的一种不平等分配有利于最不利者。”诺齐克认为,罗尔斯的正义伦理具有太多人为的平等倾向,这样的分配正义在诺齐克看来是“模式化的、非历史地”,“模式化的分配正义原则使再分配的活动成为必需”,这就必然要求一种功能更多的国家。但这种积极国家势必会造成对个人权利的侵害,“从一种权利理论的观点来看,再分配的确是一件涉及到侵犯人们权利的严重事情”。因为它只重视接受者的利益而忽视了给予者的利益。诺齐克指出,“人类社会中的财富、物品、利益并不是从天而降、无中生有的,它们大体上都是有主的,都是糅合了人的智力、劳动在其中的。贸然地进行某种统一的平等的分配,就意味着剥夺一些人的权利给另一些人,侵犯这一部分人的权利就完全有可能是没有道理的。”在此意义上,正义不可能体现在任何由国家推行的“模式化”的平等分配中。为此,诺齐克提出自己的持有正义理论以反对分配正义要求扩大国家功能的主张。他认为:“一听到‘分配’这个词,大多数人都会想到由某个体系或机制使用某个原则或标准来提供某些东西。一些错误的可能已经顺势溜进了这种分配份额的过程。”即诺齐克认为这种模式化的分配正义必然会侵犯个人权利。而他的持有正义则是历史的、非模式化的正义观,这种正义观认为正义与否并不在于分配的正义与否,而在于其对某物的最初获得及转让是否合法。即如果持有的最初获得是合法的,且转让的过程也是合法的,则其持有就是正义的。可见诺齐克的持有正义理论是基于权利的,一个人的持有是否正义,看其是否对其拥有权利。由这种正义理论进行的分配必然是一种非模式化的分配,因此不需要国家发挥多于保护功能的其他功能。

   通过上述两个重要论证,诺齐克不仅证明了国家的诞生是合法的合乎道德的,是必要的即最弱国家能更好的保护个人权利而不是侵犯个人权利。而且论证指出,这种职能仅限于防止暴力、欺诈、偷窃功能的最弱国家是可欲的,是对个人具有吸引力的。因为它为每个人自由实现其权利提供了理想的乌托邦架构。“它保存了我们从乌托邦传统中所能保留下来的全部东西,而把这一传统的其余成分分别留给我们个人的渴望。”

   在传统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中,国家与乌托邦是对立的、冲突的,诺齐克则将二者统一起来,宣布“我们所描述的这种乌托邦结构就等于最弱意义国家”。可见诺齐克所论证的最弱国家并不是善和价值的体现,而是一个不具有内容的形式,所有善和价值的内容都存在于“共同体”中的乌托邦构架。在此诺齐克找到了一条有最弱国家通往乌托邦的道路,在他的理想的乌托邦架构中就实现了国家、个人、共同体三者的统一。“国家位于政治体系的一极,另一级是个人,在国家和个人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共同体”。为强力独占的国家,它不是实现善和价值的适当地方,在这些观念上它应保持中立,其职能仅限于防止暴力、偷窃、欺诈。作为众多的地位相等的共同体,它是由一些追求共同价值的人们自愿缔约组成的,它随时产生、消失,形式各异。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自由的选择自己愿意居住的联合体。“作为拥有自我所有权的个人,其权利具有逻辑在先性,只有个人才是最终的目的。”最低限度的国家就是为每个人自由实现个人权利,提供一个较好共同体的理想框架。在这一框架中,人们可以进行各种不同的乌托邦试验,以便发现一个对自己而言最好的世界。在试验的过程中,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自愿选择组成自己的“共同体”,从而实现各种不同的善和理想。

   至此,诺齐克重新界定了基于个人权利的保守自由主义国家观念:国家是按正义原则保护个人,共同体是按照价值原则满足个人;个人则是以其权利规制着国家存在的道德合法性,决定着共同体的去留。个人因其价值需要缔结组建共同体,众多共同体构成联合体,从而实现了理想的乌托邦架构即最弱意义国家。

四、最弱国家与当代发展中国家

   诺齐克的国家观在理论上促进了西方政治哲学的发展,对解决当时西方由罗尔斯式的福利国家所造成的弊端具有重要的意义。那么,这种国家观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处于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是否可能?

   诺齐克这种最弱意义国家观是基于西方古典自由主义传统的影响,并针对当时特定的时代和理论背景基础上提出的,因而也就预设了这种国家观可能性的范围。它反映的是一种典型的“弱国家、强社会”的关系模式。这种模式强调古典自由主义“守夜人”式国家,主张充分发挥社会的自主性和自治力。“但它事实上很容易使人理解为社会可以代替国家的权威,而这将使国家陷于灾难之中。”福山曾指出,20世纪后20年世界政治的主流是抨击“大政府”,但在发展中国家,政府软弱、无能或者无政府状态,却是严重问题的祸根。特别是处于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它们常常面临更多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更加容易在国内外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出现混乱、动荡甚至分裂的危险,因此尤其需要一个能够有效履行国家职能的“强国家”充当制度变迁的推进器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器,而诺齐克倡导的最弱意义国家显然不适合当代发展中国家的现实要求。“诺齐克对其国家学说的论证在理论上是有启发意义的,但在现实上是完全行不通的。个人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正如国内学者指出,诺齐克只看到了“个人善”,而没有注意到“社会基本善”,从而不能认识到国家所应具有的肯定功能。因此,诺齐克的“最弱意义国家”既不符合历史事实,又不足以成为社会理想。

   从世界历史的发展来看,众多发展中国家由于受特定历史任务(为摆脱西方列强的殖民掠夺,求得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现实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要求,国家在其中发挥着重大作用。这些客观现实条件要求国家发挥其职能,如果国家仅起到诺齐克所说的防止暴力、欺诈、偷窃的功能,显然是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的。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前,由于受历史上长期的封建主义专制国家观的影响和适应当时战争环境的要求,我国形成了“全能型”政府体制。而且我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社会,直接由封建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因此我国基本不存在西方由市场经济发展带动的充分发育的市民社会。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国家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逐步下放权力给社会,以促进社会力量的发育。但当前处于转型期的我国,市民社会的力量仍

   然十分弱小,与诺齐克所描述的社会团体相差还很大。这就决定了最弱国家观在我国市民社会力量依旧很薄弱的状况下是不可能的。

   处于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为维护经济政治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需要国家提供一个坚固的政治和法律秩序。福山曾通过对众多“失败国家”、“无能国家”的考察后指出,强调发展中国家的当务之急是国家建构,“强化它们的国家制度的基础力量”,增强国家的自主性,并使之与社会结合起来,实施对社会的改造。倘若把国家与社会相分离,国家仅发挥守夜人式的功能,必然会导致社会的无序化、分散化。正如国内有学者指出的“如果过分强调国家的消极无为,放任自流,则可能导致公共秩序的混乱、贫富差别的悬殊、生态环境的恶化、社会安全的缺乏和国家防卫能力的减弱等”。

   由此可见,诺齐克这种在理论上看来完美的最弱国家,对于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在现实实践上是很难行得通的,也不适合我国的现实发展需要。当代中国的国家构建和政治发展最终还要基于中国的基本国情和社会现状,走属于自己的特色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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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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