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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毅衡:一个迫使我们注视的世界现象

——中国血统作家用外语写作

更新时间:2015-06-28 12:24:58
作者: 赵毅衡 (进入专栏)  

   用外语写作的中国血统作家包括获得语作家和华裔作家。获得语,又称习得语,本为语言教学术语,指在第一语即母语中长大的人,通过学习得到的第二种语言能力。把这一群作家称作“获得语作家”,是为了与母语为外语的华裔作家相区别。 这两批作家用外语写的作品,时时落在双重语境的压力中,因而拥有一种特殊的魅力。

   获得语中国作家群

   一个多世纪前,中国文化人刚走出国门,就开始了获得语写作。不算容闳、辜鸿铭等人的非文学写作,第一位文学作者应当是清廷驻法国外交官陈季同,他写了一系列介绍中国文明的书,其中有改写成法文的中国小说,如《黄衫客故事》,所以他是获得语中国文学的祖师爷。而祖师母来头更大,那就是慈禧太后的宫廷女官德龄,清朝覆亡后,她用“德龄公主”(Princess Derling)的笔名,用英文写了一系列清廷秘史,她的“回忆录”实在过于生动,实际上是历史小说。

   从他们开始,20世纪大部分时间,获得语中国作家为数不多,却是涓涓不绝:30年代,有蒋希曾的英语普罗小说;30年代末起,林语堂开始英文创作生涯,他的英语长篇小说有八部,名著《京华烟云》曾被国际笔会提名候选诺贝尔文学奖;后来的黎锦扬写了九部英语小说,1957年的《花鼓歌》被改编成音乐剧,又拍成电影,名噪一时。近年,已八旬高龄的她又推出音乐剧《牌九王》;张爱玲50年代的许多作品都是先写成英语出版,只是由于中文本过于出色,让我们忘了这个事实;60年代则有周勤丽的法语小说《黄河协奏曲》(Concerto du fleuve Jaune);70年代包珀漪写了《春月》(Spring Moon)等一系列畅销小说;80年代亚丁的《高粱红了》(Le Sorgho rouge)等五部小说在法国引起读书界广泛关注。

   获得语文学的长长细流,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突然汛起,成为波涛汹涌的大河,许多作家出现,用各种语言写作,汇成锋面宽阔的大潮。一如既往,中国人的法语文学表现杰出:北京女孩山飒以《围棋少女》(Le Joueuse de go)连续获奖;2000年戴思杰的《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Balzac et la petite tailleuse chinoise)广受欧洲文坛瞩目,2003年又以《狄公情结》(Le Complexe du juge Di)获费米娜奖;用法语写作成就最大的,是七十高龄突然迸发创作热情的程抱一,他的《天一言》(Le Dit de Tianyi)1998年获费米娜奖,2002年又出版爱情历史小说《此情可待》(L’Eternite n’est pas de trop),该年程抱一被选为法兰西院士。用法语写作的人数众多,尚有应晨、魏微、黄晓敏、杨丹等。

   中国人的获得语写作在许多国家涌现,用获得语写诗的,英语有张耳、王屏、哈金、黄运特、李岩、张真等;用法语写诗的有程抱一、孟明、李金佳等。此外李笠用瑞典语写诗,京不特用丹麦语写诗。澳洲欧阳昱的诗歌,以出奇大胆的语言和思想挑战社会主流意识,挑战对华人温良谦卑的定型,获得诗评界广泛注意,欧阳昱尚著有长篇《东坡纪事》(Eastern Slope Chronicle)。用英语写小说的有英国的刘宏(代表作《惊月》,Starling Moon)、郭小橹(代表作《简明汉英恋爱辞典》,A Concise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for Lovers),用荷兰语写作的有王露露(代表作《百合剧场》,Het Lelietheater)……据说拉美还有用西班牙语写作的中国作家,只是至今访之未详。

   英语小说家人数最多的,还是在美国。裘小龙的“陈超推理系列”,从2000年的《红英之死》(The Death of the Red Heroine)起,至今已有五部。犯罪推理小说这种体裁,在英语文学中历久弥盛,裘小龙笔下的主人公却是个吟诗引赋的江南才子——上海公安局刑侦科长。西书中写,令人称绝。

   哈金1999年以小说《等待》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他平均每年得一次重要奖项,迫使美国文化主流注意 “哈金现象”。他的诗与小说,都是风格低调,叙述克制,几乎接近“零度写作”。固然无风格也是一种风格,但要把这种风格写好,绝不容易。另一些中国作家诗人,例如写诗集《灵与肉》(Of Flesh and Blood)、又写小说《美国签证》(The American Visa)的王屏,写的诗歌是大气磅礴洋洋洒洒的金斯堡风格,与哈金的低调正成对比,足见获得语作家风格多姿多彩。

   闵安琪是获得语中国作家中成名最早、创作最多、产量最稳定的人,基本上每两年就推出一本小说,她的作品有强烈女性主义色彩,把女性问题放在中国历代政治背景上展开。最近异军突起的青年女作家李翊云,2003年才开始写小说,2005年出版的第一本小说集《千年敬祈》(A Thousand Years of Good Prayers)得到六个国际文学奖。其标题小说由导演王颖拍成电影,最近获得西班牙金贝壳奖。李翊云是新一代作家中的佼佼者。曾经有人担心获得语文学已过巅峰状态,现在看来前途似锦。

   关于获得语中国作家群,我们可以注意到几个特殊现象:一是几乎所有的获得语作家都是知识分子或干部家庭出生,真正掌握一门外语并能用之于创作,在中国人中尚是一个知识特权。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创作特质,与“美华文学”的唐人街社会草根经验大相异趣;二是大部分作品、题材都取自于他们的中国经验……林语堂写的基本上是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哈金写的基本上是上世纪80年代前的中国,而李翊云写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对比华裔作家念兹在兹苦苦的“自我追寻”,他们在中国成长,因而塑造了坚实的自我,他们的中国人心灵,并没有因为选择外语写作而改变。

   用外语写作已成浩大声势

   由此,我们可以尝试回答一个难题:这些作家写出的究竟是中国文学,还是外国文学?细读一下他们的作品就可以发现,这批作家写作用的语言是外语,思想意识却是中国式的,我们可以从作品中追踪他们“中文构思”的过程。甚至,他们写的外语也是一种特殊的、落在两个语境夹攻中的外语。这批作家把中国文学,或者说“文化中国”的文学,推出了汉语的边界,对丰富中国当代文化,促进国际文化交流,作出了宝贵贡献。应当说,他们写的既是外国文学,又是中国文学。

   毋庸置疑,中国作家的获得语写作,已经形成浩大的声势。但是这个流派并不是单独出现的,在国际性的“文化中国”大范围中,同时还出现其它几个趋势:一是东南亚用非汉语写作的华人作家,例如新加坡英语作家林宝音(Catherine Lim)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成就巨大,马来西亚则出现用马来语写作的群体,如萧招麟、吴美德、诗人林天英、杨谦来等;二是从东南亚“再次移民”的作家,如从马来西亚移居英国的英语作家欧大旭(Tash Aw,代表作《和合丝厂》,The Harmony Silk Factory,以二次大战中的马来亚为背景),新加坡移居英国的新生代女作家陈慧慧(Hwee Hwee Tan,代表作《外国身体》,Foreign Bodies),从马来西亚移居澳大利亚的青年女作家张思敏(Hsu-Ming Teo,代表作《爱与晕眩》,Love and Vertigo),从印尼移民美国的才华杰出的诗人李力扬(Li-Young Lee,代表作《我在这城市爱你》,The City Where I Love You)等。从香港移居英国的毛翔青(Timothy Mo)书写的国际题材历史巨制场面宏大(如写鸦片战争的《岛之占有》,An Insular Possession),走出了一条获得语中国作家中难得见到的新路子;三是在英语环境中长大的美国华裔作家,在汤亭亭、谭恩美之后,已经涌现出创作更有成就的新一代,例如加拿大的“叛逆女”伊夫林·刘(Evelyn Lau,代表作《逃跑》,Runaway),美国的张岚(Samantha Chang,代表作《饥饿》,Hunger)、伍美琴(Mei Ng,代表作《裸体吃中餐》,Eating Chinese Food Naked),2004年何舜莲(Sarah Shun-lien Bynum)更以实验主义小说《马德莲沉睡》(Madeline Is Sleeping)入围美国图书奖。美华文学已进入了一个更加气象万千的新阶段。

   如果我们把前面所说的“获得语作家”与这些母语为外语的华裔作家合在一起考察,就可以看到,中国血统作家的外语写作,已经是一个世界性现象。全球化造成移民浪潮,也造成语言和文化更错综复杂的交流,而与这个趋势相对应,多元文化中产生了一系列新的样式、新的流派。这个全新的文化局面,正迫使中国读者和中国学界注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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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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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报》2008-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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