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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中原:中国宪政转型的本土资源清理

更新时间:2005-11-19 20:26:25
作者: 朱中原  

  

  中国现代政治语境中的宪政转型,主要是依据西方的宪政思想而来的。严格来讲,中国本土并没有宪政思想和宪政理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就没有宪政资源和滋生宪政思想的土壤。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体系基本上是以儒家为主导意识形态的具有专制色彩和集权色彩的政治体制,而近代以来的政治体制又是糅合传统儒家政治体系与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政治体系于一体的政治集合体,甚至是融合极权政治与改良政治、资本政治于一体的政治体制大融合。正是因为这种政治体制的杂糅化,才使得中国长期处于政治文明缺席的困境之中,而对于宪政资源的清理就显得尤为重要。

  

  历史维度层面的宪政资源清理

  

  从历史维度上来看,中国的宪政探索和宪政转型最早应该始于清末的“立宪运动”。其标志性事件是《钦定宪法大纲》的颁布。这是清朝统治者的一次政治运行模式的自我调节,这种内生性的政治改革虽然获得了外部性的支持和参与,但是最终在官方保守政治势力的强大阻力下,惨遭失败。从根本上讲,清代的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都不是中国宪政转型的开端,因为洋务运动仅仅是经济制度层面的改革与运动,而且基本上不触及政治高层,所以谈不上政治转型。而且,最为关键的是,洋务运动的发起者和倡导者、实践者都是官方本身,缺少外部性的政治资源与政治力量的推动和参与。而维新变法运动虽然涉及政治高层与政治体制变革,虽然有一批体制内和体制外的政治知识分子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的鼓噪与参与①,而且还有官方的最高统治者——光绪皇帝的支持,但是这次政治改革仍然只能算是政治体制层面而非政治运行模式层面的改革,因为它虽然有系统的思想支持,但是没有完整的宪法大纲。宪政改革之要义在于,要以完整的并且通过官方认可的可供履行的宪法和纲要作铺垫,这就必须确立三权分立、权利制衡的宪法制度。而维新运动,基本上不具备这样的政治土壤。维新运动的失败当然是必然的,但是这里我不再想去探讨维新运动失败的必然性因素——这早已为人所探讨。我想说的是,维新运动虽然失败,但是却为后来的宪政运动及辛亥革命乃至于后来的民主革命和民权运动提供了历史层面的政治资源与社会资源参照。其一、维新变法运动第一次系统地引进了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确立了保守主义的改良式的政治运行路线,只不过这种改良性的政治运动未能在根本上触及原来的政治体制而遭遇失败;其二、维新变法运动的某些纲领性文件成为后来历次政治运动及宪政转型的依据,也为后来的的宪政转型积累了本土化的政治经验。

  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宪政运动最早应该是清末的宪政运动,清末宪政运动的本质并不是一种民间性的自下而上的政治运动,而是统治阶级内部的一次自我政治体制调整,因而从这个角度上讲,注定了这次变革是不会成功的。宪政运动的主力和倡导者、推动者都是体制内的官僚。它缺乏广泛而稳固的民间土壤和民间社会资源,缺乏自下而上的社会变革,因而我称它是中国封建政治体制的一次“回光返照”,当经过了这一短暂的春天之后,中国的政治现实就立刻变得模糊不清了。清末民初的帝制复辟、军阀混战、保路运动、五四运动等等,从根本上说,都是一些只有暴力因素而缺乏成熟政治体制运作的军事运动,而非政治运动。而所谓的政治运动,都是在军事运动之后所附带产生的,因为随着军事运动及暴力运动的结束,就必然面临着政治权力的争夺与瓜分,这就必然牵涉到政治体制及政治转型问题,而正值中国内忧外患、军阀混战的当时,没有经过长期的政治积淀,是不太可能产生较成熟的政治体系的,甚至包括在中国漫长的民主革命中,也没有积淀起丰富的政治思想资源。所以我说,中国所谓的宪政转型基本上都淹没在了二十世纪轰轰烈烈的暴力革命之中去了。面对内忧外患的政治时局,中国人思考得最多的是中国的国家领土问题、民族生存问题、政治权力分配问题、意识形态问题、政治路线问题、土地分配问题,等等,而对于本土及域外的政治经验及政治思想却没有系统的梳理和思考。这是缘于客观原因所致的,也是一种历史性的局限。

  从制度运行模式上讲,中国的政治运行模式及社会运行模式是一种后发外生型的。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现代性进程必然是在西方政治制度及社会运行模式的作用之下所进行的,必然要依赖于西方的政治体制及社会体制。严格意义上讲,从中国传统的政治资源中,既无法开出纯粹意义上的中国现代政治资源,也无法开出中国现代宪政资源。中国所谓的现代政治资源,不过是传统专制政治资源与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资源的集合体,而这个集合体又是建立在暴力革命的基础之上的。实际上,中国所谓的民主革命的实质就是,通过以下层民众为主体的暴力革命,使政治资源和政治权力得以转移和重新分配。而广大下层民众不过是充当政治权力转移和政治资源重新分配的工具而已,真正的政治资源及政治权力仍然只是掌握在有限的少数人手中。所以,尽管百年来中国的政治制度及社会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从总体上讲,政治资源及政治运行模式仍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所依赖的政治思想体系,表面上是以孙中山为依归的“三民主义”,而实际上则是以戴季陶为核心的“戴季陶主义”或“新三民主义”。其实质其实是融传统官僚集权制与现代资本主义于一体的官僚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但是,这并不是说国民党体系内部就没有宪法。实际上,国民党正是由于其复杂的政治体制,才使得宪政思想能够得以滋生。“三民主义”产生的前提是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是“三民主义”诞生的现实准备,但是,辛亥革命对于中国的政治性经验本身并没有多大的推动性,而仅仅是一次暴力性的民族民主革命。“三民主义”是一个伟大的政治思想,其实质是以民主主义为主体的现代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中国化,这里面本身就包含着浓厚的宪政色彩。其所包含的“民族”、“民权”、“民生”内容本身就是宪政思想的化身。“民权”思想要求政府要赋予民众以基本的政治权利,这实际上就等于是要通过民众来限制政府权力,突出“民权”,实际上就是限制或削弱政府的权力,这至少在理论意义上是成立的。孙中山时代的“民权”思想实际上也成为中国当代“新民权”运动②及“新民权”思想诞生的奠基,当代中国大陆兴起于20世纪初的“新民权”运动实际上就是在沿袭旧民权思想及旧民权运动的基础上的一种新的路径。“新民权”运动的提出者和倡导者为政法系知识分子的中坚力量王怡、范亚峰、秋风等人。之所以提“新民权”,其主要是与孙中山时代的“旧民权”相承接和区别。而且,“新民权”运动的一大特色是民间层面与官方层面的共同推动,官方层面的推动主要表现在2004年的“人权入宪”,“人权入宪”标志着思想层面与学理层面的民权思想已经进入了官方的视野,并且有了国家宪法和法律的根本保障,这当然是中国民权进程的一个划时代的标志。“民生”思想,强调以民为本,强调维护民众的基本生存权力。这仍然具有弱化政府、突出民众主体的含义在内。我们可以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有着种种理论缺陷及现实不合理性,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在总结历次政治运动历次政治思想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它可以说是历次政治思想的总汇集。而且,孙中山政治思想体系中最宝贵的思想资源还包括他对中国政治运行历程的总体规划:即理想中的国民政府应该先后经历三次转变:军政——训政——宪政。军政是在革命初期实行以军代政的政治治理模式,这是任何暴力革命都不可回避的一个模式;训政是在暴力革命取得阶段性胜利、政治党派或政治团体取得绝对控制权之后所进行的党化政治,这个时期也是政治意识形态的确立时期;而宪政则是政治党派或政治团体在取得绝对性领导权之后所要进行的一种开明的政治运行模式,即通过确立宪法大纲,以宪法和法律来限制和控制党内的政治专制,逐步实现“三民主义”的政治目标。当然,孙中山的这个政治理想针对于专制政体来说,其实在根本上是不可行的,因为任何专制性政党在获得了绝对性的政治权力资源之后,是断然不会轻易地通过“宪政”来减少自己手中的政治资源的。但是,这并不等于孙中山的设想就是绝对毫无政治意义的。因为,政治思想的可行与否其实需要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政治体制及政治语境。如果政治体制是专制政体,那么永远也不可能实现“宪政”,而所谓的“宪政”,只能是一种空想;如果政治体制是民主政体或者含有民主自由政体的因素,那么就有可能实行“宪政”。因此,我们不能说孙中山的这种政治理想是完全不合理的,因为孙中山的政治理想可能是立足于一个抽象的政治社会来说的,而非具体的政治体制,而且,孙中山所建立的早期国民党本身就是一个具有现代资本主义民主政治色彩的开明政体,至于国民党后来的变异,那并非孙中山之过。所以我们说,孙中山的政治理想仍然是伟大的。然而,就是这一体现中国宪政思想集大成的思想体系,却被后来的戴季陶及蒋介石政府所篡改了,变成了一种伪“三民主义”,变成了蒋介石政府为实现自己政治权力分配的一种理论摆设。尽管如此,国民党内部本身也有很多分化,出现了许多开明人士,如国民党左派人物宋庆龄、何香凝、廖仲恺、于右任、关士秀、彭素民等等,还有就是一大批在国民党内阁任要职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如胡适、蒋梦麟、罗隆基、王世杰,以及后来活跃于台湾政界及思想界的知名人士殷海光、雷震等人,都或多或少地推动了国民党内部的宪政运动。如胡适曾经多次向蒋介石提出过,国民党内部应该实行宪政改革,走宪政之路,而且要求蒋介石本人以宪法为纲,限制其政治权力,几为蒋介石所逐,甚至上演了一场蒋让胡竞选总统的政治喜剧。

  从总体上说,中国二三十年代的宪政资源基本上是在国民党内部以及以国民党为政治基础的知识分子之间生发的。而在共产党内部几乎没有现成的宪政资源。因为宪政问题涉及到一个最为根本的意识形态冲撞问题,那就是:宪政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及政治文明意义上的宪政,宪政的政治基础是资本主义而非社会主义。在某些人看来,社会主义如果实行宪政,那就不可避免地会陷入意识形态的混乱与冲撞之中,履行宪政就势必会削弱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这似乎是一种矛盾。因而,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往往都是激进式的暴力革命③,而非渐进式的政治改革与社会改革。漫长的民主革命使中国几乎所有人的思考差不多都锁定在如何分割政治权力、如何保持领土完整、如何维护民族大义等重大问题上(这些当然是最为重要的),而却疏于对中国政治体制问题及宪政问题的思考和清理。

  其实,在解放战争胜利前夕,本来是有一次争取中国民主政治及宪政治理的最好时机的,即国共两党合作建立统一的民主联合政府,然而,就是这仅有的一次政治合作机会,却被国民党政府给扼杀了。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此次合作成功,那么中国所面临的政治局势就将是国共两党联合执政的模式,要么是共同执政,要么是两党轮流执政,那么这样必然会产生政治权力的分割与激烈冲突,中国又可能会陷入新一次的政治权力斗争之中。所以,我觉得,国共合作建立统一的民主联合政府,如果说站在治理国家、维护民族大义的立场上来说,那么这是利大于弊的,而且也有利于实行宪政。但是,如果站在纯粹政治权力的角度来说,那么这种联合仍然是不现实的。意识形态及政治体制的决然对立是不可能会产生理想的政治局面的。所幸的是,历史最终没有这样发生。蒋介石的背信弃义证明了蒋介石的政治本质,也宣告了宪政理想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在中国的破产。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中国政治文明及宪政转型的旧时代,另一位境外人物我们不得不提到,那就是司徒雷登,司徒雷登作为驻华大使,给我们带来的是美国式的政治文明。司徒雷登大使的皮包里装满了罗斯福的政治理想和政治文明,他的使命即是要履行罗斯福总统的“伟大”政治理想,改造没落的蒋介石政府,改造在他们看来落后的中国政治文明,输入美国式的政治民主和政治理想,这与自由主义战士胡适先生是殊途同归。然而遗憾的是,司徒雷登和胡适这两个外交大使最终都没有实现自己的政治夙愿,他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旧中国和蒋介石政府,而最后的个人结局是,司徒雷登大使架着皮包灰溜溜地回到了美国,而胡适也跑到美国去做了寓公。

  1950年代—1980年代的中国大陆,几乎与宪政文明遥遥无期。所谓的宪政,只不过是少数知识分子甚至是海外知识分子的一种梦魇和憧憬而已。建国以后,大陆的经济正在逐步恢复,但是,国民党所留下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确实是很难收拾,中国经济面临着种种的困境,基础经济建设几乎为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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