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朱中原:中国宪政转型的本土资源清理

更新时间:2005-11-19 20:26:25
作者: 朱中原  

  中国法治环境的复杂之处正在于,在司法程序中,往往包含了许多非司法和非法治的因素,这使得中国的法治化进程步履维艰。所以,在我看来,尽管近年来的“新民权运动”及由民间律师群体和宪政知识群体掀起的“法治化运动”推动了中国的宪政文明进程,但是,这些仍然不够,仍然缺少广泛的号召力和影响力,而且最为根本的是,这些合法的运动尚未进入到中国主流的政治话语和社会话语之中。所以,我认为,中国的宪政转型,第一要从底层做起,自下而上,要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这需要知识分子的宪政启蒙;第二要进入主流的政治话语之中,特别是需要官方内部出现一批进步的开明的并且具有法学学术背景的官僚群体,这部分群体既有专业的政法学术背景,他们本身又是政法系统的骨干力量,既有学术话语权,又有政治话语权,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直接将学理层面的宪政学术转化为现实层面的宪政运动。没有这批人的出现和根本推动,中国的宪政转型就只可能是一种理想,而光有知识分子的号呼和推动,宪政转型也只可能是一种“乌托邦”。也就是说,中国的宪政转型,既要有一大批知识先驱作引导,又要有深厚的底层群体作铺垫,还要有深厚的上层政治群体的推进。而连接下层和上层的中间群体,则是以宪政学者、公益律师群体等为代表的政法系知识分子。

  

  余论:关于宪政转型的意识形态冲突问题

  

  意识形态问题一直是个敏感的话题,也是关涉到中国社会性质及社会走向的问题,它已经不仅仅是个学术问题,而且还是个政治话题。但是,我这里所提的意识形态问题,我只想把它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来讨论,即仅仅把它局限于学术范畴。从意识形态角度讲,无论是勃兴于1990年代的自由主义思潮,还是兴起于近期的宪政思潮,都是属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物,从意识形态归属上讲它们都是属于西方意识形态的范畴。如果非要把自由主义和宪政思潮加上政治砝码,那么在中国,你搞自由主义和宪政运动,那就是走西方“自由化”道路,很明显,这与社会主义制度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背道而驰的。然而,正如市场经济不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一样,在我看来,自由主义和宪政思想也同样不应该有社资之分。即是否搞自由主义和宪政运动并不是区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标志。资本主义搞自由主义和宪政运动,社会主义也同样可以搞自由主义和宪政运动。在我看来,无论是市场经济、公民社会,还是法制社会、自由主义、宪政思潮,都是现代社会一个相对中立的价值观,是现代民主社会的一种先进的社会思潮和价值体系,它并不与意识形态挂钩。那么存不存在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呢?就正如有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一样,我以为同样是可以有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也同样有宪政的社会主义。宪政从学理上讲,它仅仅只是一种政治权力运作模式,而不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也不是一种社会制度。当然这仅仅是学理层面的理论注解,而实际上当权者并不这么想,现实中的情况也并非这么简单。但是,我以为,中国的事情往往就是喜欢把简单的事情弄复杂,把复杂的弄简单,而且喜欢无限地上纲上线。把本来属于体制层面的东西往往和意识形态挂钩,把本来属于政治制度层面的东西往往上升到意识形态上。要不然,怎么会出现自由主义领袖人物李慎之先生那样的晚年的悲剧呢?李慎之先生晚年的悲剧我以为最主要的不是外在的悲剧,而是内心的悲剧,是内心的悲寂、彷徨和苦闷。李慎之先生作为一个多年在体制内思考和行动的老资格文人官僚,没想到,到了晚年,却对其多年服膺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产生了根本性的怀疑和背离,当然,这种思想上的背离尚没有体现在其具体的行动上,但是,这种内心的苦闷是无法言说的。所以,我以为,李慎之先生的悲剧正在于,一方面,他在一定程度上仍然背负着以往的体制躯壳,另一方面,却在内心早已背叛。而这两种背谬是不可能得到调和的。其实,我以为,李慎之先生的思维模式仍然没有跳出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和党派之争。在后来的很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看来,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本来就是绝对对立的一种新意识形态,而要奉行自由主义就必须对社会主义彻底决绝,实际上这在当代中国是绝对不太可能的。自由主义也好,宪政也好,可以作为一种政治价值观和政治信仰,但是却不能把它上升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如果要这样,那么将会产生更多的悲剧性的李慎之,而实际上,这又于现实无补。所以,无论是官方也好,民间也好,学术界也好,我觉得过多地去追究自由主义、宪政理论的意识形态归属,根本没有必要也没有多大的意义。如果要从意识形态层面去进行资源清理,那么,我觉得,中国永远也没有实行自由主义、宪政理论的可能。

  从这一点来讲,我的立场似乎显得比较复杂和中立,我既不赞同走康晓光等左派的政治保守主义路线,也不主张走右派的经济自由主义路线。在我看来,中国的问题不是要不要走资本主义的问题,而是如何汲取与利用资本主义政治价值观的问题。左派反对市场化,反对经济自由主义,这是有其道理的,但是左派不分青红皂白地将中国的一切现实问题都归结于自由化、市场化,这又是不对的,左派过于突出自由化、市场化的消极因素,而恰恰没有看到中国的极权政治和权力垄断,这是左派的过失;而右派则恰恰相反,右派反对专制统治,反对极权政治,反对权力垄断,张扬个体意识、权利意识和市场意识,以市场自由和经济自由来消弭政治极权,这是其进步的政治价值观所在。但是,右派又忽略了一个问题,以市场自由和经济自由为导向,又可能会导致新的社会公平问题的产生,会导致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权力与市场的合谋,以至于在市场化过程中滋生新的权力,完全可能会把中国引向“权贵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道路中去,这又是非常可怕的。所以,在我看来,相当多的左派和右派都只是在各执一词,互相争夺话语霸权,而没有解决中国的实质问题。尽管如此,在价值观上,我仍然更倾向于右派的立场,即自由主义立场。但是,我所谓的自由主义不是指经济自由主义,而是指政治自由主义。我主张政治自由主义和宪政主义规范、指引下的经济自由主义。什么意思?就是既要防止中国堕入传统的极权政治和专制政治的境地,又要防止中国在市场化和经济自由化进程中的新权力的滋生,也即防止中国步入“权贵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困境之中。更确切地说,我是一个宪政主义者,我主张用宪政规范权力、规范市场、规范一切不合理的价值观。

  

  注释:

  ①我这里所说的政治知识分子主要是指参与政府运作的具有现代民主政治意识的高级文人官僚,并不包括传统的保守派文人官僚。

  ②此处所指“暴力革命”是指以武装运动为主要斗争方式的革命运动,没有任何的褒贬色彩。

  ②王怡《"民权运动":距离我们只有一公分》,《新闻周刊》2003年11月24日;秋风《新民权行动年》、王怡《2003公民权利年》,均载《新闻周刊》2003年12月22日;秋风《新民权运动:书写"中国人的权利"》,《商务周刊》2004年1月5日。

  ③详见拙文《权力的市场化与市场的权力化》,载《世纪中国》10月A期。

  ④参见范亚峰《中国"政法系"力持"人权"话语》,《南方周末》2004年7月1日;范亚峰《政法系和中国宪政之路》,“中道论坛之三”,范亚峰于2005年4月21日在北京大学的演讲;另见范亚峰《政法系和宪政治理》(未刊稿)。

  ④关于“太石村案”宪政思考,详见拙文《民间维权与中国宪政转型》,未刊稿。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8983.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