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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中原:中国宪政转型的本土资源清理

更新时间:2005-11-19 20:26:25
作者: 朱中原  

  这还不算,政治状况更是不容乐观。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政治运动一直持续不断。党内外的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斗争甚至愈演愈烈。大陆政治气氛一度紧张,在这种紧张的政治气氛中,是不太可能孕育民主自由思想及宪政思想的。因此,所谓的自由主义,所谓的宪政文明,只能成为少数知识分子的一种梦魇和哀号。宪政思想和自由主义,不是隐匿于民间,就是被关押在牢房,甚至是被埋藏在泥土里。但是,即使是埋在了泥土里,也还有生根发芽的时候,藏之愈久,生命力愈旺盛。一旦民主的土壤被滋润和冲洗,它就有可能冲破泥土,遍地开花。

  从这个角度上说,任何政治文明的到来都需要启蒙。1980年代的政治文明是经过了1980年代的思想启蒙的,没有思想启蒙,任何政治文明都无从生根。特别是1978年的“思想大解放”和“两个凡是”思想的破除,使得知识界及民众从根本上受到了思想的重新洗礼。那么宪政思想为什么能够在1980年代以后逐渐进入知识界及公众的视野之中呢?一是由于思想的大解放,政治的昌明;二是由于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转型使得社会资源得以重新分配,这又重新引发了关于社会财富分配的矛盾和问题,而这种矛盾和问题的滋生使得社会底层和弱势群体产生了民间性的抵触情绪和维权意识,财富分配的不公必然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当这种社会矛盾积累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必然会由社会层面的矛盾演变而为政治层面的矛盾,由个体性的抗争演变为群体性的抗争,由地域性的抗争演变为社会性的抗争,由自发性的抗争演变为组织性的抗争,由被动性的维权演变为自觉能动性的维权,当然要发生这一系列的转变,需要长时间地积累与酝酿。那么,当这种社会性层面的问题在社会层面得不到根本性解决之时,必然会诉诸于政治层面的利益诉求,必然会触及到政治层面的运作与变革。

  

  现实维度层面的宪政资源清理

  

  1980年代以后,我们明显能够看到,改革开放的步伐一步步加快,市场经济的步伐也一步步加快。市场化改变了以往的资源配置模式。而经济体制层面的改革又使得社会资源及财富的分配由过去的行政计划变革为市场调节为主。市场因素的凸出使得资本的交易转向于市场层面,而这必然会出现一个权力的市场化的问题。要知道,权力的市场化既是一个经济学问题,也是一个政治学问题;既是一种个体性现象,也是一种整体性现象;既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经济体制的市场化转轨虽然使得行政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控制,但是最根本的问题在于,理论上的行政权力是已经弱化了,但是现实中的行政权力却并未弱化,而是转化了,转化为变相的市场手段。这也就是政治权力的市场化表现。这个市场化,同样是一种行政权力的泛化和延伸。那么,如果这种权力如果得不到控制和制约,就完全可能导致整个市场体系的混乱,市场体系一当出现混乱,必然会导致一系列的经济混乱,由此而导致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的混乱与崩溃,当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都崩溃以后,那么必然出现不稳定的社会局面④。或许,现实社会所发生的都是一些偶然的个体性的事件,并不像我所说的这么严重,然而,个体的偶然性的事件,却可以构成事物的量变,当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就可能发生质变。因此,市场经济时代,既可能使中国进入新的“礼乐”时代,也可能使中国重新陷入“礼崩乐坏”的时代。市场经济社会并不是不需要宪政,而是太需要宪政了。

  这里就涉及到一个关于“宪政”的概念问题。什么是宪政?宪政说简单一点其实就是以宪法约束、制约政治权力,其实就是“宪法政治”的简称。说复杂一点就是要对现行的政治运行模式进行转型和过渡,使国家的执政方式从以专政为本转向以民为本,再由以民为本转向以民权为本。这一转变过程是政治权力逐步弱化的过程。从这一点来看,宪政文明实行的社会制度基础就应该是“公民社会”,只有公民社会才可能实行真正的宪政,但是非公民社会可以孕育宪政思想。公民精神哺育宪政文明,反过来,宪政文明引导公民精神。从政府这一层面来讲,任何公民的权利问题和利益诉求,都需要宪政精神来引导。宪政时代的政府的明显特征就是要以公民为主体,以维护公民权利为核心,而不是以国家、以政府或以权力者为核心,政府不起主导作用,政府的作用只是起一个沟通和调解的作用。政府同样有权力,但是政府的权力应该是公民赋予的,公民有权力通过宪法和法律来监督、制约政府。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小政府,大社会”。但是,中国的现实问题是,在进入公民社会之前,公众尚缺乏成熟的公民意识和自我权利意识,而一个社会也缺乏成熟的自我调节机制。如果单靠社会机制来进行自我调节,这是根本不够的。尤其是市场经济本身也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和非理性因素,就即便是在自然状态下,它也同样会出现社会资源及财富的分配不公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权力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往往就在于,政府在进行宏观调控及社会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往往又出现了滥用政治权力及“权力寻租”现象。通俗一点说,就是我们所说的权力腐败。不论是政治腐败还是经济腐败,都与政治权力的无限扩大和延伸有关。而不管是腐败还是各种非法社会现象还是出现不公平的社会资源分配,都会导致两极分化现象的产生,即会出现一部分群体得利、一部分群体失利的现象,得利的群体当然不会轻易地放弃既得的利益,而失利的群体更加不会轻易地放弃本来就属于自己的权利。所以,在这种焦灼的情况之下,必然会出现自发的或者群体性的维权运动。而这种维权运动的出现一方面体现了社会公众的个体性权利意识的自觉,另一方面又体现了公民意识的萌发。因而我们可以称之为“公民维权”。公民维权的主体是公民,而公民维权的博弈对手是强大的政治权力者或者强势群体或者非法群体。公民维权一般都是通过现行的宪法或法律来获得利益诉求,而公民维权的成功首先必须要有一个成熟的政治环境或法治环境作保障。如果一个国家和社会没有成熟的政治环境或法治环境,那么所有的维权都将没有任何结果。所以,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说,公民维权至少在三个层面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是政治层面的影响,这就是迫使政府或官方适当地调整现行政策,适当地控制政治权力,以维护社会的稳定;二是促使法治环境的改善,公民维权必然要触及到法治层面的相应改革与变动,没有法治层面的相应调整,公民维权就无从谈起;三是思想意识层面的相应回应。公民维权在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完全是自发的或者是一种个体性行为,但是到后期,就可能引起整个知识界、思想界或舆论界的关注与思考,而知识界、思想界与舆论界的关注与思考无疑又会引导公民维权的理性化发展。而所有以上这些,其实都是宪政文明滋生的一个现实的土壤资源。

  总结起来,那就是,宪政文明的到来,需要几个维度及层面的相应调整与互动:一是知识界的思想启蒙与引导;二是社会主体的现实推动;三是上层意识形态的相应变动;四是社会制度层面的相应调整。第一个是思想层面的因素,第二个是现实层面的因素,第三个是意识形态层面的因素,第四个是制度层面的因素。这四大因素缺一不可。而这四大因素,都必须统一在一个最为根本的前提之下,那就是,要有实行宪政的现实政治土壤。这里马上就会谈到宪政实施的现实政治语境问题。

  现实政治语境下的宪政施行如何可能?

  宪政的履行,可能会遇到以下几大问题:一是意识形态冲突问题,即如何认识社会主义与宪政的关系问题;二是现实社会问题,即公民维权运动;三是政治体制问题;四是中国的法治环境问题。前三个问题长期以来都一直存在。最值得关注的是第四个问题,即中国的法治环境问题。一个不能忽略的现实问题是,近年来大陆的公益律师群体迅速崛起,而且几乎形成了一种自发性的局部性的联合体,这个群体的迅速崛起,构成了一个以律师及法学家为代表群体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群体,同时也是公民维权群体。这个群体的迅速崛起使得中国的法治环境的改善和法治转型成为可能,也为中国的宪政转型营造了良好的法治环境。应该说,宪政文明到来的首要前提就是实现法治文明的到来,而法治文明的到来又会促使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才使得建构公民社会成为可能。只有实现了公民社会,才能使宪政文明得以长期存在。

  那么,在中国大陆的这种法制转型的社会语境中,从2003年以来,中国大陆开始形成了一个特殊的运动:“新民权运动”。“新民权运动”概念的提出者和推动者为著名宪政思想者王怡、秋风和范亚峰。“新民权运动”,顾名思义,是与“旧”民权运动相区别而言的。新旧民权运动的最根本区别是运动的诉求方式不同,“旧民权运动”所诉诸的方式是暴力运动,暴力运动中实际上暗含了阶级斗争和阶级仇恨,而“新民权运动”的诉诸方式则是宪法和法律,是通过司法的公正性来获得自身的权利。“旧民权运动”的实质是一种阶级斗争,“新民权运动”本质上是一种权利与权力的合法性博弈,是一种内部性的社会关系的斗争。“新民权运动”产生的基本前提是中国必须要有一个相对公正和开放的政治环境和法治环境,而这个政治环境和法治环境就是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力进行合法化博弈的必要保障,如果没有这个相对开明的法治环境,那么就有可能产生大规模的非理性的暴力运动。

  2004年春,《南方周末》总结近年的民间维权运动,引用了范亚峰提出的“政法系”概念⑤。此文认为,一个以法学为背景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群体正在崛起。正在逐步替代人文知识分子,成为王怡提出的民间“新民权运动”和国内自由主义力量的主流。

  “政法系”实际上已经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学术概念而进入当下中国,而是作为一种新崛起的公共力量进入中国。“政法系”群体主要包括两类:一是高校政法系毕业生大量地进入国家政法系统、纪检系统和司法部门,并成为国家执政力量的主要组成部分,二是一部分政法系知识分子自发地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公益律师群体、自由知识分子或宪政专家、学者。前者是作为国家机器的扩充者而出现的,后者是作为国家机器的博弈者即民间知识群体而出现的。前者代表的是国家政治话语,后者代表的则是民间政治话语,那么,这两种群体的出现,就为中国民间政治话语与国家政治话语之间的交流、对话和博弈提供了可能的空间和平台,因为,大家都是在一个公共的法律平台上来言说的,至少不存在话语的障碍,打破了过去那种缺少法律作为支撑和交流媒介而由政治话语独揽大权的尴尬局面。与其他资源配置方式相比,我以为,市场仍然是最为公平和平等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而与其他利益诉求方式相比,我以为,法律仍然是最为公平和平等的一种利益诉求方式。没有法律作为媒介和手段,任何公民权利申诉都无法实现,而政府也无法通过法律来完成自身的形象提升。因此,至少,从学理上讲,法律是作为民间与官方合理沟通与博弈的最好的媒介工具与平台之一。最好的注解就是大约始于2003年的“公民维权运动”,也即王怡等人所说的“新民权运动”。自2003年的“孙大午案”始,中经“孙志刚案”、“南都案”、“衡阳大火案”、“安徽阜阳劣质奶粉事件”、“嘉禾拆迁事件”、“熊德明讨薪事件”、“民告官案”(包括十起典型案例)、“佘祥林杀妻冤案”、“黄静案”、“《中国农民调查》名誉侵权案”、“维权人士杜导斌被捕案”、“陕北油田案”、“王斌余案”、“太石村案”⑥等等,这一系列案件几乎都涉及到民间社会与官方的权力与利益的冲突,直接关涉中国的政治文明和法治文明进程。而在这些案件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又涌现出了一大批的民间性的维权律师群体及宪政法学知识分子,他们包括:王怡、秋风、范亚峰、顾则徐、高智晟、浦志强、张思之、胡星斗、许志永、贺卫方、季卫东、滕彪、郭飞雄、萧翰、李健、杨支柱、陈永苗、张祖桦、刘军宁、王俊秀、王克勤、朱学勤、储怀植、陈兴良、曲新久、许兰亭、杨支柱、王振宇、昝爱宗等等,中国民间维权律师群体及宪政学者和“政法系”知识群体的兴起,是促使中国法治转型及宪政文明诞生的先决条件。

  然而,中国的现实政治及法律环境并不乐观,这使得“公民维权”步履维艰。事实上,“公民维权者”自身也在相当程度上处于弱势群体的地位,“公民维权”的主体不仅包括被维权的对象,而且也包括维权者自身。维权律师群体在为他人申诉权利的过程中,必然会遭遇到种种种种来自权势者的政治压力与人身威胁,甚至完全可能使自己陷入被动的局面之中。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律师职业被认为是近年来最为高风险的职业之一,维权律师往往会面对来自非司法领域的行政权力的干扰和阻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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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jiang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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