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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长和:叙利亚危机:一国国内政治问题?  

——由此看负责任大国对未来国际秩序的应有态度

更新时间:2015-06-26 11:30:57
作者: 苏长和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叙利亚问题不单是一国国内问题,大国对其持有的态度,反映了它们对未来国际秩序的态度;同时,叙利亚问题不是西方媒体报道的自由—专制和民主—独裁的问题,而是公道与否的问题。要避免更多大国欺负小国的现象的发生,不仅需要大国抛弃“保护”的思维,也需要小国反思如何处理好与大国的关系。叙利亚危机中的国际舆论场揭示了国际新闻报道历来是有价值观的。新兴国家应认识到,客观公正的国际舆论场对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性,力争在国际舆论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叙利亚问题的解决在向中国所理解的正确方向演变,在叙利亚问题上中国没有自己的利益,只有捍卫国际公道的基本价值观的责任。

  

   [中图分类号]D55 [文献标识码]A

   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以及思考未来世界秩序问题时,需要认真反思西方国际关系的理论和实践遗产。如果许多理论问题没想清楚,或者不能独立自主地从中走出来,就必定成为我们探索更好的世界秩序的思想负担。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叙利亚问题就是一个很好的国际关系反思样本。这个问题不仅是叙利亚内部问题和地区问题,也不简单就是“保护的责任”①的分歧问题;由小观大、小中见大,可以看到它其实涉及到国际关系和世界秩序的许多基本问题,考验着人们看待建设良好国际关系的态度。

  

   对叙利亚问题的反思:“大国不欺负小国”的可能性

   国际关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战争问题,另外一个是大国不欺负小国的问题。这两个问题自西方的“国际关系”扩张以来,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西方特色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始终没有解决好这两个问题,这也为我们展开对未来世界秩序探索提供了很大的理论空间。英国哲学家罗素在一个多世纪前曾反思过这个问题,他认为一个良好的国际关系必须要解决大国不欺负小国的问题。孙中山先生在一个多世纪前,目睹帝国主义内部战争和对外战争给弱小国家带来的灾难,感叹国际关系是列强“吃人的”、“灭人的”关系,没有仁义道德可言。与近代西方国际体系相比,在中国与东亚经过漫长时期构建的国际关系体系中,中国在大部分时间里解决了这个问题,从而在东亚实现了大国与小国共生的局面。这不是说中国做得很好,但是与近代西方国际体系相比,东亚共生的国际体系解决了这个问题。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多讲强者基础上的法,中国在东亚的国际体系中多讲为大者的德,这是两种国际体系的差异。

   将叙利亚问题放在“大国不欺负小国”的简单逻辑上,才能摆正我们反思叙利亚问题的立场和基础。叙利亚问题为什么会让人想起一战前的摩洛哥危机、二战前捷克的苏台德问题以及冷战结束不久的科索沃问题?笔者认为,不仅仅是中国人民,世界人民在目睹叙利亚问题以来死伤的无辜平民,都会为之产生同情和怜悯。当人们看到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面对电视镜头以“人道主义”和“保护的责任”名义要求巴沙尔下台时,人们立刻想到这样做是否是在破坏联合国宪章主权国家及其领导人正当性的法则;当美国以化学武器事件为由要对叙利亚实施干预时,人们马上想到美国等西方国家以拥有核武器名义推翻伊拉克政权的事件,但事后伊拉克被证明并没有核武器;当外部所谓的人道主义干预造成当地政局动荡,进而造成更大的人道主义灾难时,人们从心底里对所谓人道主义干预和保护的责任产生怀疑。

   由于俄罗斯和中国的坚持,叙利亚问题至今还没有从政治解决的框架中滑出。每当国际关系处于动荡或者历史转折关口的时候,世界需要坚定的国家和政治家将国际关系发展拉回到历史发展的正确轨道上。叙利亚问题看似国内问题,但是大国对叙利亚问题持有的态度,其实反映了它们对未来国际秩序的态度:一种是强权政治和黩武主义的态度,将军事干涉和欺凌肢解小国视为当然;一种则认为强权政治和军事干涉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各国政治及其发展道路应当由其人民自己选择和决定。

  

   没有“公道”就没有“人道”

   大国在看待叙利亚问题的态度上存在很大的分歧,从人道主义干涉概念中改头换面而来的“保护的责任”的概念引起很多的批评。对“保护中的责任”和“负责任的保护”②的讨论,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国学者对实施“保护的责任”进程和进程后出现的许多消极后果的担忧。强调“负责任的保护”和“保护中的责任”是必要的,但是这样还不够,这个问题需要更深层次的政治学思考。

   换个角度看待这个问题。笔者认为不管是利比亚问题,还是叙利亚问题,撇开其国内政治不说,就国际关系而言,关键不在于这些国家的“人道”主义灾难问题,而在于国际社会中的一些大国在对待这类问题上缺乏“公道”。

   中国和世界上所有具有同理心的国家一样,对世界各地发生的大规模种族屠杀、内战冲突等,均怀有同情和怜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对洛杉矶和巴黎种族骚乱对平民造成的伤害所产生的同情和怜悯,同对利比亚、叙利亚内战中伤亡的平民的同情和怜悯是一样的。外来干预在不违背联合国宪章前提下对人道主义问题而言固然有必要,但如果脱离“公道”的轨道,受“私道”支配,就必然无益于当地问题的解决,通常还会加剧当地的人道主义灾难,就如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所揭示的一样。这就是西方国家对外干预经常被人以双重标准诟病的原因之一。所谓的双重标准,或者有选择的干预,本身就说明干预的起点和进程是以私道而不是以公道来进行的。

   中国人历来有“天下为公”而不是“天下为私”的情怀。一个“为公”的天下或者“为公”的世界秩序,自然得有“为公”之道。中国人认为,一个和谐共生的世界秩序,若没有“公道”是不可能实现“人道”的。当今的国际关系是有“公道”的,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基本原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都是国际关系基本秩序之“公道”。之所以说叙利亚问题不是人道而是公道问题,是因为一些大国在破坏公道,一直试图以私道来支配和改变叙利亚的国内政治进程。这是叙利亚在外界干预下或者“保护的责任”名义下出现更大的人道主义灾难的根源。简言之,叙利亚问题不是西方主流媒体报道的自由—专制和民主—独裁的问题,而是公道与否的问题。

   中西政治文化不同之处在于,西方政治文化将干预作为一种责任,而中国政治文化则将避免干预作为一种美德,这种政治文化美德同时体现在中国外交原则和实践中。公道和公理是中国人理想的世界秩序中的一个最基本的尺度。一百多年前,晚清海关的掌管者英国人赫德,在就义和团运动而为英国撰写的中国政策报告中,有段对中国人的公道公理观较中肯的评价,认为中国人在内部形成了一套比强权更为可行的公理守则:“中国人是一个很高傲的民族……他们是非常讲理的人,当发生争端时,解决的办法就是诉诸公理。三千多年来,这种公理崇拜已经形成共识,或说代代承袭下来,并一直在增强,他们这方面的感觉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听到公理必须有强权做后盾的告诫时,激起的反响就不是用惊讶可以形容的了。”③中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态度及其提出的关于以政治方式解决叙利亚问题的的主张,恰恰是其站在“公道”的立场上看问题的体现。西亚北非地区的一些国家至今对中国的立场还不理解。中国认为,问题不完全在于叙利亚内政,而在于一些国家在叙利亚问题上的频繁试探和突破主权国际秩序的底线,其危险性不仅波及到中东地区政治,更重要的是一旦主权国际秩序被打破,干涉的大门被打开,遭殃的将不只是叙利亚,而有可能是更多的小国(包括那些至今还不理解中国投票行为的小国)。小国今天对待叙利亚的态度,可能是自己明天所遭遇的态度,这并不是危言耸听。

   叙利亚问题凸显了建设世界秩序的重要性。世界秩序演变史及其存在的问题,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出世和登场提供了很大的空间。这么说并不是否定人类以往所有的政治文明成果,而是以往一些国际政治文明被“私道私理”支配得太多,亟需“公道公理”来扶正。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上,中国人都把“公道”作为实践判断的准则和立法精神的来源,凡事只要偏离公道,就会埋下祸根与不和。这个世界有许多不和谐不共生的现象,正因为如此,才凸显出和谐共生的价值和意义。叙利亚问题虽然降低了一些西方国家宣扬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观的地位,但是突出了中国人在“公道”支配下的和谐共生秩序观的意义。

  

   小国如何避免大国政治下的悲剧

   国际社会只要坚持按照“公道”办事,就可以解决大国不欺负小国这个问题,但仅有此也还不够。叙利亚问题包含很多国际关系信息。“保护的责任”所隐含的旧的国际政治的信息,就是一些国家天然是有伦理、道德责任权利,对他国实施保护。这种思维将小国命运与大国政治紧紧地拴在一起。要避免国际关系中更多的大国欺负小国的现象,除了需要大国抛弃这种“保护”的思维,相信小国具有解决自身政治问题的智慧以外,小国自身也要摆正自己的国际关系位置,或者说,需要小国整体性地反思其如何处理好与大国的关系。这也是新型国际关系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小国人民的政治觉悟。

   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是小国。小国也是主权国家,有自己的尊严。小国可以选择自己的领导人、政治制度、生活方式,它们唯一不能选择和改变的就是居住的地理位置。它们很多生活在大国的夹缝中,或者处于重要的战略要冲地带,主动或被动地卷入到大国政治中,很难超然于大国政治之外。一旦大国之间起纷争,首当其冲的往往都是小国。

   中国古人说:“以小事大讲智”。历史和当代国际关系中,小国处理与大国的关系大致有以下模式:第一,结盟或依附于大国,求得生存;第二,小国利用大国政治的矛盾操纵大国政治,甚至大国内部政治;第三,小国通过自强不息在某些领域成为地区中心;第四,小国奉行中立或不结盟政策;第五,联合自强。

   今天,世界上许多小国采取的是与大国结盟或者依附大国军事保护的方式,有些小国精于此道,因此而操纵大国政治及个别大国内部政治生活的也不少。但由于大国政治的变化,小国为了维系与大国关系的这种处理模式,所遭受的国家悲剧和民族悲剧也举不胜举。“保护伞”式的关系不是一种好方式,被大国保护与被大国利用总是无法分开的,也不能分开。小国的政治自觉就是减少与大国的结盟,从已有的军事结盟体系中走出来,走不结盟、中立、自强的外交道路。

   小国一直有更好的选择的机会。二战结束以后,一大批新兴独立的中小国家试图在美苏冷战之外,走不结盟的道路。不结盟运动沉重打击了霸权主义。冷战结束前后,不结盟运动陷入低谷,在一些国家宣扬和巩固结盟以对抗国际政治文化的时候,国际社会有必要倡导不结盟理念和实践。不结盟思想在新时期的表现为结伴不结盟。作为当前国际安全领域中的一个潮流,结伴不结盟成为与结盟政治并存的两个状态,并提供了一种新型的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关系模式,小国能否跟上前一种潮流,脱离后一种潮流,取决于其政治自觉。世界上更多的国家(特别是小国),如果认识到并认同本国领土不得被外人驻军或者被他国用于借道打击第三国,那么危害国际安全的结盟政治就自然会被削弱。

  

   叙利亚危机中的媒体和舆论

世界上围绕叙利亚问题的国际新闻报道很值得思考,不同的报道方式反映了不同的国际新闻价值观。西方主流媒体从一开始就将叙利亚问题定调为民主、人权、人道主义灾难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uwent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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