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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长和:中国的软权力——以国际制度与中国的关系为例[1]

更新时间:2015-06-25 21:10:06
作者: 苏长和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本文首先从关系性权力角度界定软权力的含义,认为软权力是区别因果性权力的一种关系性权力。文章认为,对国际制度的投资(制度设计、议程设置、政治动员、承诺)可以为国家带来重要的社会资本。文章进一步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在制度建设、议程设置、制度内的政治动员以及对制度的可靠承诺等角度,概述了中国软权力的国际制度层面意义。文章最后还从对制度的战略认识、社会性有组织力量的培育以及关于制度知识的增长等方面思考了中国软权力积累中存在的问题。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7)02-0027-35

  

   一、作为关系性权力的软权力

   年鉴学派史家布罗代尔描述了17世纪前半期菲利普二世时代繁盛的西班牙,当时的西班牙独领风骚,在西欧的宫廷与坊间生活中,用西班牙词来点缀会话是一处时髦的派头,西班牙喜剧,塞万提斯的作品,乃至西班牙的化妆品都在西欧(特别是法国)披靡一时,所有西班牙的事物都受人追捧,西班牙可谓欧洲真正的风尚之都,一切都是从南向北传播着。[2] 布罗代尔描述的这种场景多少让人想起现在的美国、一个世纪前的英国、200年前的法国,乃至1400年前盛世阶段的中国唐朝在当时全球或者区域中的地位。用今天的词语概述的话,外围国家对中心国家文化上的倾慕、制度上的景仰以及日常生活方式上竭力模仿的事实,使中心国家掌握了可以影响外围国家的软权力。

   “软权力”这个概念是由约瑟夫·奈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是否衰落那场辩论中首先提出的。[3] 它与命令式的硬权力构成权力硬币的两面,互为辅成;它是指一国通过制造情势,而使其他国家接受它的价值观念并模仿其行为方式的能力。[4] 冷战结束后,美国的硬权力与软权力可谓达到顶峰,美国几乎可以毫无制约地在世界上做其想做的任何事情,做其想做而别人不敢做的事情,为别人想为而为不了的事情,它无所不为,而且似乎无所不能。据说,连海外美国的军事基地也被赞为传播美国文化的“基地”,因为基地给当地带来美国式的流行文化,并将这种大众文化传而播之,从而打造美国的软权力。至于冷战后蔓延世界各国的反美主义是否意味着美国软权力的悄悄流失,那是另外一回事。无论如何,软权力这个概念因为90年代至今美国在世界上史无前例的影响力而被国际关系学界广为引用,甚至连国务活动家们对之也趋之若鹜,将其视为锻造强大国力不可缺失的一部分。

   一般来说,或者从严格意义上的社会行动理论来讲,政治学中所说的权力是指一方根据需要来影响另外一方的能力,所以,“权力”与“影响”常被看作是同义词。政治学与社会学中关于权力的论著可谓汗牛充栋,不过,权力的要义无非如韦伯与达尔所说的那样是一种“关系”,亦即构成关系的各个单位之间的行为存在互相依赖。单位或者个人之间一旦存在依赖关系,权力就产生了。[5] 权力总是包括一系列的影响手段,例如劝说、威胁、强制以及暴力的使用。当然,按照奈的观点,这已经是老一套的做法了,属于硬权力范畴,就产生影响的手段而言,软权力是让别人在价值观念上尊崇你,行为上模仿你,通过潜移并默化的方式让别人无形中服帖并跟从你。软权力意味着你可以通过制造情势,巧妙地将自己独特的东西变成更多人接受的比较普遍的东西。一般的权力理论认为,权力是让别人做其不愿意做的事情,软权力是施动方让被施动方做它自己愿意并且觉得应该做的事情,他心甘情愿地去做这些事情,而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受到别人的影响,并按照别人的预期行事了。换句话说,他的行为已经无形中受到别人的控制。公司的产品要有好的销路,当然不会愚蠢到用强卖的手段去开辟市场。高明的销售商是慢慢改变或者培育消费者偏好与口味,让消费者逐渐形成对其产品的依赖从而欲罢不能,这是生产者对消费者的软权力。国家在国际关系中也如此,恩威并施仍然经常被各国所运用,但是毕竟只能图一时之效,要是能够让别国接受你的观念、模仿你的制度、追随你的行为,其效果当然会事半而功倍。

   软权力这个概念使用不慎,也会和国家利益这个概念一样沦为一个大而不当、空洞无实的概念。例如,软权力这个概念弹性太大且不精确。在严谨的学理分析中,首要忌讳就是概念太大、太宽泛。一个概念如果无所不包的话,就意味着它可以与任何事实结果建立相关性。换言之,它可以解释一切,但进一步说,因为它能解释一切,也意味着它可能什么都没有解释。美国制度与文化的吸引力与其建立有效的全世界反恐联盟之间到底存在多强的相关性,就是很难分析的问题。我们可以说美国制度与文化的吸引力有助于促使日本追随美国的反恐路线,但是,我们又如何解释同样服帖美国制度与文化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反恐斗争中最终会与美国分道扬镳呢?

   由于太富弹性,导致软权力这个概念很难测量与划分。比如,我们说中国的软权力正在上升,或者美国的软权力正在流失,那么我们到底用什么标准衡量软权力的上升或者下降呢?一个人说“我喜欢美国的生活方式”,但是显然,我们不能断定说他喜欢其中的60%或者90%。随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影响力的加大,人们喜欢说中国的软权力也在增强,但是要我们像统计学家那样给出中国确切的软权力规模则实非易事,也不可能。因此,有的时候,“软权力”就如“情感”一样,着实很难度量其轻重多寡,只能身同感受,可描述,但难以展开逻辑分析。

   既有弹性,那么也就很难测量,我们很难在软权力与国家行为的效果得失之间建立逻辑上的因果联系。据说伊拉克战争甫一结束的时候,美国军队到达巴格达,巴格达市民夹道欢迎,媒体将其美化为美国软权力的结果,这着实让人有点啼笑皆非。在我们看来,避免这类错误的一个办法是,必须区分关系性权力与因果性权力。软权力是有关主体之间的一种关系性权力,而非因果性权力。关系性权力是指行为体交往中因为知识、沟通、信息等因素而产生的彼此关系中的影响与被影响、支配与依附的状态;因果性权力则指能够直接改变别人意志与方向的权力。警察以威力胁迫歹徒放下凶器,我们说警察拥有因果性权力;有时因果性权力不一定能达到这个目的,歹徒的亲朋好友可能晓之以理而对其产生软化作用,这是关系性权力。在一种人际关系中,人们容易被具有人格魅力的人所打动,喜欢与讲信誉的人交往,倾向于精神上让自己时时受益的那些人沟通,或者因为社会关系的远近而产生认同上的亲疏,如此等等,导致有些人对其他人拥有更大的影响力与号召力,这就是关系性权力。我们在运用软权力概念时要牢记这一点。

   把软权力与关系性权力联系起来,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借用在社会学理论中流行的社会资本概念来拓展我们对软权力的理解。[6] 首先,软权力与文化资本相关,国家(主导国家)可以有意识通过教化将自身的价值符号内化到他国价值体系中,从而获得影响他国政府与民众认知的权力资源。其次,当我们从关系性权力理解软权力的时候,软权力更与社会资本概念接近。社会资本产生于社会联系与义务中,个人或者组织可以借此网络达到自己的目标。

   国家的软权力同样与一国在国际社会的关系网络中具有的游说、动员、号召等能力成正向关系。最后,社会资本可能是公共产品,例如,信任对群体来说就是一种公共产品,信任的存在可以克服集体行动、促进社会合作;社会资本也可能是私人资产,拥有更多社会资本的个人、组织或者阶级可以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积聚自身权力。国际关系中的软权力更多地被视为一国的私人资产,而非国际社会的公共产品。

   硬权力与软权力是互为辅成的。软权力以硬权力为基础,但是坚强的硬权力并不必然意味一国由此可以产生足够的软权力,有的时候,一国的软权力可能在其积累长时间的物质权力之后才会显现出来。因此,国家在硬权力许可的条件下,需要适时地为软权力进行投资,而这种投资可能需要很久才能得到回报。只有那些在国际关系处理上富有创新的国家,才会产生更多让其他国家追随的软权力资源来。企业界流传的一句话是:一流的企业做标准,二流的企业做品牌,三流企业做产品。这段话倒能贴切地说明第一流创新型国家在国际关系中通过确立标准所产生的标杆作用。

  

   二、作为软权力的国际制度

   国际制度主要指国际关系中的行为体在相互交往过程中形成的用以规范与组织彼此关系的原则、准则、程序以及规则,通俗地说,它们是国际社会交往以及社会秩序赖以展开及形成的规则与规范。制度对组织与调控相互依赖的世界是有意义的,一国能够确立善治的制度,显然会赢得其他国家尊重与支持,增强其影响他国的软权力。

   作为软权力的国际制度,主要包含以下几个含义:第一,国家的政治理念与主张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贯彻到制度设计过程中去?或者说,如何确保制度的规范不与本国国内基本规范相冲突?第二,国家在制度框架下的议程设置上拥有多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第三,国家在国际制度中的政治动员与结盟能力。第四,国家对国际制度良好的遵守与承诺如何为其带来更大的软权力?第五,国际制度作为国家的战略性资产。

   制度建设:学者们有时将国际制度分为软的国际制度与硬的国际制度。硬的制度带有分配性含义,决定国家以何种方式通过制度得到更大的利益,国家会围绕制度的安排与执行,以合制度(法)的方式展开利益的斗争与分享。因此,如何决定国际制度的形式、程序与内容,或者国家在国际制度网络中的关系型地位如何,实际上反映和影响了国家软权力的强弱。[7] 因此,制度形成初期各国围绕制度形态及程序的斗争,一直是20世纪国际关系斗争的一项重要内容。

   多边制度是国家在国际关系中表达意见甚至集体决策的重要场所。根据权力制度理论,既定制度总是体现该制度形成前利害攸关方的意志与利益。制度主义者一般认为,二战后国际社会中的制度建设深深打上了美国的印记,主要国际制度的核心规范体现了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张,特别是经济领域的制度,是服从有管制的自由主义理念的。当然,一国主导或者积极参与制度建设离不开其在国际体系中的硬权力配置状况,但是,要使制度能够为更多成员接受并遵守,并被认为对国际公共利益维护具有积极价值,一国还需要提出制度建设的先进性的理念,并使制度能够代表国际社会更广泛的共容利益。

   在制度建设过程中,一国(或者国家集团)应该使所建立的制度与其国内意识形态不构成根本性的矛盾。国际关系学者研究表明,二战后美国致以建立的世界秩序(包括制度建设),是与大萧条之后美国国内信奉管制的国内经济思想相一致的。[8] 进一步说,美国在无需改变国内规范的情况下建立与其国内规范一致的国际制度,并使其他国家在遵守这些国际制度的时候潜移默化地对其国内结构进行改变,美国因此获得了更大的软权力。相对地,一个国家如果只是参与国际制度而不能将自己的政治经济理念贯彻到国际制度中,那么它只是在追随或者被同化,在软权力的享有上就非常有限。

   国际制度也是当代国际关系稳定、福利赖以增进的不可缺少的公共产品。国家能够发起并促成更多符合自己价值观念,当然也有着与区域或者全球共容利益相配合的国际制度,这无疑会为其赢得更多的软权力。制度的发起者以及制度的维护者,在享有制度给自己带来的巨大软权力的同时,有义务及责任承担制度运行的成本,并成为国际公共产品供应的重要一方,如果不这样做的话,或者完全只是以私利为行动的出发点、置公益于不顾,则会使制度中的其他成员对其领导性地位表示怀疑。

议程设置:任何多边制度中的成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uwent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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