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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德智:苏东剧变的理性反思

更新时间:2015-06-25 10:31:37
作者: 段德智 (进入专栏)  

  
  为了更好地清除苏东剧变问题上的诡辩派哲学和迷信派哲学,我们在前面用了两个整篇的篇幅,对苏东剧变及苏东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革分别进行了较为详尽的长时段考察。[①]但为了进一步清除诡辩派哲学和迷信派哲学,也为了更好地清除经验派哲学,在本篇中,我们将对苏东剧变和苏东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革及其剧变的相关问题作出理性反思。
  培根在《新工具》中曾经将理性主义者或独断主义者比作蜘蛛,把经验主义者比作蚂蚁。他既批评独断主义者或理性主义者,也批评经验主义者。他之所以批评独断主义者或理性主义者,乃是因为他们“从他们自己把网子造出来”。他之所以批评经验主义者,乃是因为他们对经验材料“只是收集起来使用”。他据此断言:“哲学的工作”就像“蜜蜂”的工作。因为蜜蜂采取的是“一种中间的道路”:蜜蜂“从花园和田野里面的花采集材料,但是用他自己的一种力量来改变和消化这种材料”。他强调说:哲学工作“既不只是或不主要是依靠心智的力量,但它也不是从自然历史和机械实验中把材料收集起来,并且照原来的样子把它整个地保存在记忆中。它是把这种材料加以改变和消化而保存在理智中的”。他满怀信心地说道:“从这两种能力之间,即实验的和理性的能力之间的更密切和更纯粹的结合(这是从来还没有作过的),我们是可以希望得到很多的东西的。”[②]因此,我们在对苏东剧变及苏东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革分别作出上述考察之后,还需要像蜜蜂那样,对这些历史事实作出进一步的理性反思,从中推演出某些较为一般的结论或某些带规律性的东西。


  第一节  “成也苏联,败也苏联”与“成也东欧,败也东欧”
  在前面两篇中,我们依次考察了苏联剧变和东欧剧变。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苏联剧变和东欧剧变是两个孤立的毫不相干的历史事件。那么,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看待两者的关系及其与其他事物的关联呢?在相关的讨论中,存在着两种根本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强调苏联剧变对东欧剧变的决定性影响,断言:“成也苏联,败也苏联”;另一种观点则强调东欧剧变对苏联剧变的决定性影响,断言:“成也东欧,败也东欧”。下面,我们就尝试着对这两种观点作出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以一种较为开阔的视野谈一下我们自己的观点。
  一、“苏联剧变”与“东欧剧变”关系的“二律背反”
  如所周知,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曾提出过“二律背反”问题。他的意思是说,倘若我们从有限的经验对象认识无限的宇宙总体,我们的认识就会产生矛盾,形成“二律背反”。他断言:这样的二律背反共有四个:(1)世界在时空上是否有限?(2)世界万物是否可分?(3)世界是否存在有自由?(4)世界是否有第一因?然而,在讨论苏联剧变与东欧剧变的关系时,我们似乎也遇到了一种二律背反。
  2000年,在东欧剧变发生十周年之际,有学者发表了一篇题为《成也苏联,败也苏联——东欧剧变的历史思考》的论文。该文的核心观点,如标题所示,在于指出:“在二战后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条件下,苏联对东欧各国的发展进程至关重要,有时甚至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作者提供的理据主要有五个:(1)“没有苏联红军的解放和苏联的援助与支撑,二战后东欧各国共产党难于很快取得执政地位,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政权”;(2)“没有苏联把斯大林模式强加于东欧,东欧各国也许会探索出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3)“没有勃列日涅夫的‘有限主权论’,东欧各国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不致被扼杀,社会主义事业可能得到复兴,不至于引发一次次的危机”;(4)“没有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公开性,东欧各国的共产党不至于引起思想混乱,在政治反对派进攻面前失去了战斗力”;(5)“没有戈尔巴乔夫对东欧事态的‘西奈特拉主义’(亦即所谓‘辛纳屈主义’——引者注),东欧各国的共产党政权不至于在西方和平演变策略和国内政治反对派的内外夹击下一朝倾塌”。作者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成也苏联,败也苏联,这就是东欧剧变的根本动因。”[③]
  不只中国有学者持“成也苏联,败也苏联”的观点和立场,即使东欧国家的学者也有持这样一种观点和立场的。例如,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亚当?沙夫就曾持这种立场。[④]在亚当?沙夫看来,“现实社会主义在东欧垮台的过程中”,戈尔巴乔夫发挥了至关紧要的作用。沙夫主要提供了三个“鲜明的例证”。第一个例证是柏林墙的倒塌。如所周知,柏林墙是东德政府于1961年8月12日深夜开始修筑的一道长达1369米用于防范东西德公民来往的高墙,为二战以后德国分裂和冷战的标志性建筑。1989年11月9日深夜,存在了28年零3个月的柏林墙被推倒和拆除。在谈到柏林墙倒塌的逻辑原点和历史原点时,沙夫强调了戈尔巴乔夫的关键性作用。他指出:1989年10月7日,戈尔巴乔夫参加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国庆庆祝活动,“第二天,德莱斯顿的街头就开始出现游行示威,很快它发展成为导致柏林墙倒塌的狂风暴雨”。[⑤]沙夫强调说:“我可以断定,假如没有戈尔巴乔夫的同意,柏林墙本来是不会倒的。当时苏联在民主德国的驻军很多,如果没有俄国人的同意,任何人不敢去碰一碰柏林墙。这是明摆着的事实,连戈尔巴乔夫本人也不能否定。”[⑥]沙夫列举的第二个例证是“两个德国合并”。我们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根据雅尔塔协定和波茨坦协定,德国分别由美、英、法、苏四国占领,并由四国组成的盟国管制委员会接管德国最高权力。柏林市因此也划分为4个占领区。1948年6月,美、英、法三国占领区合并,并于翌年5月23日成立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即我们所谓西德。同年10月7日,德国东部的苏战区成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即我们所谓东德。1990年8月31日,东德和西德在42年后于柏林签署了两德统一条约。10月3日,东德正式加入联邦德国。沙夫将两德合并归因于西德总理科尔对莫斯科的访问,归因于戈尔巴乔夫的“妥协和让步”。1990年,科尔,作为西德总理,为了解决德国统一的外部环境问题,曾先后两次访问苏联,拜访戈尔巴乔夫。科尔第一次访问苏联是在1990年2月9日。科尔此次访问的目的在于劝说苏联改变对德国统一问题上的“顽固立场”,取得苏联在德国统一的方式、时间、速度和条件等问题应由德国人民自己决定的承诺。在此次访问中,科尔如愿以偿,说服戈尔巴乔夫“最终打开了通向德国统一的道路”。1990年7月15—16日,科尔第二次访问苏联,双方就德国统一后的军事、政治地位、德国武装力量的最高限额以及不把北约的军事结构扩展到东德等一系列问题达成了很大程度的相互谅解,达成所谓“八点协议”。至此,两德统一的外部障碍问题基本上已经全部解除。沙夫在谈到科尔对苏联的第二次访问时,强调“这次访问具有重大意义,两人达成了许多默契”。沙夫援引参加采访此次访问的西德《镜报》记者的报道说:“科尔在拜会戈尔巴乔夫夫妇时,德国客人只是张大嘴巴听戈尔巴乔夫的讲述,接受戈尔巴乔夫馈赠的大批礼品。就是在这次访问中,双方确定要把两个德国合并。”沙夫由此得出结论说:“没有莫斯科的同意,要使德国合并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⑦]许多德国人将“两个德国的合并”视为“值得德国人自豪的壮举”,沙夫则强调说:“这一胜利当然是戈尔巴乔夫妥协和让步的结果”。[⑧]沙夫列举的第三个例证是波兰的“圆桌会议”。所谓圆桌会议,如上所述,其所意指的是由波兰政府、“团结工会”和波兰教会代表参加的于1989年2月6日至4月5日召开的事关人民波兰历史命运的重要会议。1989年6月,即在圆桌会议两个月后,波兰共产党失去政权。1989年12月,即在圆桌会议8个月后,人民波兰(亦即社会主义的波兰人民共和国)寿终正寝。在谈到圆桌会议的召开和人民波兰的倾覆这个话题时,沙夫也果断地断言:“波兰这场现实社会主义的‘死亡之舞’”的“方式”是波兰的,但“旨意”却是莫斯科的。他分析说:“我了解波兰领导人的工作方式,我可以大胆地断言:有关制度方面和外交方面的所有行动,如果不同‘老大哥’商量,波兰领导人是绝对不可能采取的。这不是出于习惯,而是出于必须。因为这是要掉脑袋的大事。……现在连昔日的反对派也公开承认,如果没有戈尔巴乔夫,‘圆桌会议’是不可能召开的。”[⑨]
  但也有学者强调东欧剧变对苏联解体的影响至关紧要。英国学者雷切尔?沃克就曾强调过东欧剧变对苏联解体影响的极端重要性,尽管他也承认戈尔巴乔夫对东欧剧变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写道:“在关键的1989年,戈尔巴乔夫同意东欧国家走自己的路,随后又同意德国统一,但却完全没有认识到这些如此重大的解放行动将会鼓励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去争夺自己的自治与独立的程度。”[⑩]而我国学者中也有从作用与反作用的角度来解释和强调东欧剧变对苏联解体的重大影响的。例如,《俄罗斯研究》的编辑胡健在其《对外战略:解读苏联剧变的一个视角》中,就曾在肯认苏联的内政外交对东欧剧变具有重大影响的前提下,特别地突出和强调了东欧剧变对苏联解体的重大影响。他写道:“苏联对东欧的‘松绑’是苏联内部‘民主化’改革必然的政策结果,然而,对东欧的‘松绑’和东欧的剧变反过来又极大影响了苏联国内政策,并促使苏联国内政策更加激进,更促使苏联各主权共和国独立情绪高涨,最终促使了苏联帝国彻底崩溃。”[11]
  应该说,他们的说法也是有一定道理的。首先,苏联之为超级大国不仅在于它的科技发达和国内生产总值,而且还在于它有受自己支配和控制的国家和地区,正如美国之为超级大国不仅在于它的科技发达和国内生产总值,而且还在于它对于欧洲和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支配和控制一样。我们之所以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苏联称作“世界大国”而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苏联称作“超级大国”,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拥有了一批自己的卫星国。而东欧国家无疑是苏联最重要的卫星国。如果此论成立,我们便可以由此引申出一条重要结论,这就是:失去了东欧国家,苏联也就因此而不复是超级大国。所谓“成也东欧,败也东欧”,即是谓此。
  其次,东欧与苏联之唇齿相依关系即使在苏联解体过程中也有鲜明的表现。雷日科夫在《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中曾经突出地强调了民族问题,特别是突出强调了波罗的海三国和乌克兰问题。《大国悲剧》共12章,可以说其中9章都直接关涉民族问题。而在这9章中,又有5章直接关涉到波罗的海三国和乌克兰问题。这就是:第六章“雪崩前奏:波罗的海三国”,第七章“后果:仇俄浮出水面”,第八章“后果:可耻的审判”,第九章“‘独立’乌克兰的怪现状”,第十章“二合一的乌克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谈到波罗的海三国的民族分裂主义运动时使用了“雪崩前奏”这个字眼。这就是说,作者在这里是将苏联的解体理解成一种“雪崩”现象,而把波罗的海三国的分离运动理解成苏联解体的“前奏”。雷日科夫强调说:“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在民族土壤上发生的种种事件,带有地区性。但它们却成了几年后造成雪崩式毁灭性发展过程的推动力。在这些事件中,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几个加盟共和国起到了特殊的催化剂和起爆器的作用。”[12]他的这种说法应该说是切合实际的。如前所述,苏联是于1991年12月20日经由各加盟共和国签署《关于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和终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宣言》而最终解体的,然而,在此前19个月,即早在1989年9月25日—1990年5月8日期间,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等波罗的海三国便已经宣布主权独立。从这个意义上看,称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为苏联解体的“前奏”是一点也不为过的。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波罗的海三国独立是苏联解体的“前奏”,那么催生波罗的海三国独立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换言之,构成苏联解体或苏联“雪崩”的“前奏”的“前奏”又是什么呢?倘若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问题,我们就不难发现,波罗的海三国是直接与东欧国家(波兰)接壤的国家,从而也就是苏联诸加盟共和国中最容易受东欧剧变影响的国家。我们知道,波兰的团结工会是在1989年6月的议会选举中颠覆了人民波兰的,又是在1989年12月通过立法将“波兰人民共和国”改为“波兰共和国”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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